在延安城东北的桥儿沟革命旧址，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静静矗立。走进其中，一面悬挂在教堂正前方的党旗分外惹眼。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是为了探寻一场发生在这里的重要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党的历史上有两次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这次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党的领袖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一件件文物和老照片中，蕴藏着答案。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陕北。面对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严峻形势，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党如何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蒋介石把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合作的必要让步视为‘认输’，要求中共军队由国民党统一指挥。”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国共合作不是“合并”，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
　　但就在此时，一场错误倾向却在延安浮现。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认为应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对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提出批评。
　　“由于王明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加之党内长期‘以俄为师’的思维惯性，不少人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讲解员岳娟说。
　　历史呼唤着改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举行。在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
　　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谭虎娃说，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这一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六中全会明确，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六届六中全会重要的历史贡献之一。”延安桥儿沟革命旧址管理处处长刘妮说，全会打破了教条化和对共产国际的神圣化，为全党全军带来新气象。此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大兴学习之风，再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完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桥儿沟天主教堂，这座由西班牙传教士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就这样见证了重大的历史。
　　也正是建立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在延安逐渐发展成熟。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今天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前进，一脉相承中有历史的铁律。”延安大学教授高尚斌说，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不断走向成熟的奥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