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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抗日军民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提出的动员口号。通过大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经济困难，从而为抗日战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展开的。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公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部队、机关、学校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自给经济，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完全必要的。军队不要发饷，完全由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发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阐明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仅要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且要争取人民的物质福利，争取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财政情况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应该会干政治，会干军事，会干文化，也应该会干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的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主要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出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主要有：第一，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第二，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第三，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第四，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第五，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毛泽东还指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方面，要反对那些只在财政上打算盘，不注意发展生产的保守观点；另一方面，要反对那些空嚷发展经济，不考虑根据地的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军工计划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在财政工作中，也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既要反对不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不顾抗日战争的需要，片面强调减轻人民负担的所谓施“仁政”观点；又要反对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顾人民的困难，不管人民生活的“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观点。在财政经济工作问题上，应该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只有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得到迅速发展，边区军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发放农贷（包括贷款、贷粮、贷种子）、支援牲畜、代制农具等措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各根据地还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农忙时节，各部队更是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敌后各根据地还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小规模的各类工厂，制造枪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生产衣被、毛毯、文具、纸张、肥皂等生活用品。
在发展经济中，各根据地还注意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它们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即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其中，合作社是主要的形式，发展较快。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即综合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由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取得显著成绩。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奋战，使荒芜的南泥湾根本改变面貌，因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由于军队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展开的。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公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部队、机关、学校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自给经济，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完全必要的。军队不要发饷，完全由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发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阐明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仅要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且要争取人民的物质福利，争取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财政情况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应该会干政治，会干军事，会干文化，也应该会干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的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主要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出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主要有：第一，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第二，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第三，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第四，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第五，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毛泽东还指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方面，要反对那些只在财政上打算盘，不注意发展生产的保守观点；另一方面，要反对那些空嚷发展经济，不考虑根据地的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军工计划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在财政工作中，也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既要反对不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不顾抗日战争的需要，片面强调减轻人民负担的所谓施“仁政”观点；又要反对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顾人民的困难，不管人民生活的“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观点。在财政经济工作问题上，应该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只有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得到迅速发展，边区军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发放农贷（包括贷款、贷粮、贷种子）、支援牲畜、代制农具等措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各根据地还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农忙时节，各部队更是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敌后各根据地还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小规模的各类工厂，制造枪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生产衣被、毛毯、文具、纸张、肥皂等生活用品。
在发展经济中，各根据地还注意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它们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即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其中，合作社是主要的形式，发展较快。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即综合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由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取得显著成绩。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奋战，使荒芜的南泥湾根本改变面貌，因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由于军队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