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星飘了几片雪，父亲打来电话问：“熏好的香肠、腊肉什么时候给你寄过去？”
　　放下电话，脑海里浮现出了老家清幽苍翠的山林。每年入冬，父亲都要挑一个好日子，用砖石搭建简易的土灶，支好木架与铁丝网，先用松枝生火，再用锯木沫将明火轻压，火焰消失之后，大量的白色烟雾冒出来，顿时木香幽幽。用独特香料腌好的肉类放在铁丝网上，不断翻转，要小心灶台不要坍塌，还要关照烟火的强度，两三天后，香肠和腊肉在烟火中满意地翻个身子，红得发亮，色香味俱全，人间味道饱满。
　　熏制香肠、腊肉是一件压榨体力、考验技巧、消磨耐性的活计，但父亲并不厌烦。他颇为自得地说：“在城里，哪能找到冒烟熏肉的地方？”
　　二十年前，父亲从曾经红火的供销系统下岗了。尽管当年在经理这个岗位上的他干得风生水起，但个人根本无力也无从抵抗时代的洪流。下岗之后，父亲一度失意寥落，远赴广州寻找工作机会。在那个风尘仆仆卷着行李狼狈回家的寒冬之夜，他决定承包荒地。
　　归隐之途是漫长曲折的。最初的一年，他独自委身于村里废弃的房屋，在呼啸的寒风中生火做饭。白天，他指挥村民在荒地最高处盖起小青瓦房子；夜晚，他用厚厚的棉被裹住身体蒙头大睡。只几天，棉被就湿漉漉，沉重无比。次年，他置办了所有的农业器械，大张旗鼓地在荒地里除草、播种，渴望实现大规模的绿色种植。多年的积蓄随着时间悄悄流走，却没有溅起一朵水花，看着母亲难以掩饰的焦灼，父亲站在高处，豪迈地大手一挥：“我们只需要几年，肯定就能回本！”
　　这大约是新手隐士们常犯的想当然的毛病，甚至陶渊明这样的老手都难以避免。尽管经常“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结果其实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春去秋来，好几年，他几乎颗粒无收。直到有经验的老农告诉他：“你那是生地，不是熟田，不好种粮食。”父亲这才明白，地与田有着严格的界限。田，意味着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耕作，能聚水，肥沃而高产。而地，意味着从前无人打理，你是它第一个主人，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摸透它的脾气。
　　土地不听话，家禽家畜好商量吧？
　　于是，我的父亲又变身牛倌、鸡倌、猪倌，搭起牛棚鸡圈，养绿色牛、跑山鸡、生态猪。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时，父亲早已开始一天的劳作。割猪草、煮猪食、放鸡、放牛，清扫猪圈、鸡圈、牛圈。父亲买了很多养殖书籍，无师自通般给猪打针，给鸡喂药，给牛清理。劳作很快看到了收益，小院的宁静被动物的叫声占领，似乎在给主人的辛勤唱着赞歌。
　　父亲自信满满地扩大养殖，然而很快，现实又给了他一记耳光。那就是畜类市场波动太快，禽流感、疯牛病、五号病等等以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交易价格低得发指，父亲又一次血本无归。
　　今天来看，彼时父亲的种种投资是极具眼光的。20年前的父亲早已具备了现在流行的绿色食品理念。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出生于城镇小手工业家庭的父亲缺乏农家子弟潜移默化的种植和养殖经验，在一个投资长、见效慢的陌生领域，投入了算不得巨资的所有积蓄，却收效甚微。
　　1998年的冬天格外冷，母亲带着我去山上找父亲，一家人在一起过年。我冒着纷纷大雪，第一次踏上那条山间小路。小路泥泞，父亲的摩托车派不上用场，母亲牵着我一脚深一脚浅，在稀烂湿滑的泥地上艰难跋涉。我摔了一跤又一跤，最后索性穿着早已肮脏的新衣服瘫坐在地上大哭。
　　直到晚饭时分，我才在小院门口看到许久未见的父亲。他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头上沾着稻草。小院里活蹦乱跳的畜生们和臭烘烘的动物粪便气息扑面而来。父亲拘谨地抓了一把自己种的花生，默默递给我，期望塞住我哭泣的嘴。我并不领情，一把甩开他的手，扑倒在湿潮的床铺上。
　　如此跌跌撞撞数年，终于，当年父亲亲手种下的一棵棵风景树和竹子开始茁壮成长，并带来相应的回报。池中多肥鱼，竹下飞野鸡。曾经吝啬刻薄的不毛之地终于和双鬓斑白的父亲达成和解，开始展示它的诚实与慷慨。土鸡蛋、走地鸡、肥硕的鸭鹅和自己养的猪，还有雨后竹林下新采的蘑菇，在绿色食品正式风靡之前，父亲早已让我们品尝了最原始的味道。农场步入正轨，每天清晨，父亲腆着肚子背手巡视一圈，抚摸着亲手栽种的树，仿佛能听见它们的呼吸声和拔节声。
　　现在的我已接近父亲当年的年龄。每每回家，跟在父亲身后巡山，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狼狈的中年人像堂吉诃德一样与未知的命运作战。在那个愁云惨淡的除夕夜，下起了暴雪，破烂的小青瓦房摇摇欲坠，我害怕地躲在被窝里，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不要怕，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
　　待到第二天，打开窗户，我惊喜地发现，天——放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