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敏
　　我和刘秀娥老奶奶是忘年交。上初中时，我家租的房子在她家对面。她热情好客，有好吃的总拿给我一些。她知道我喜欢养花，便把一盆四季果送给我养；知道我喜欢看书，便把她的藏书给我阅读。
　　刘秀娥老奶奶，出生在陕北一座小小的山城。由于她是家中第三个女儿，她小时候，常听关心她家里情况的人说：“这要是一个儿子的话，该多好啊!”这使她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绝不弱于男子的种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山城解放，旧政权被推倒。刘秀娥老奶奶一家搬到了位于黄河西岸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村落。也就在那年冬天，她的母亲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以及巨大的生活压力，选择了轻生。从此，她便成了没娘的孩子，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可想而知。第二年，她的姐姐出嫁了，只有十二三岁的她，成了父亲生产劳动的帮手。每天，她扛着锄头上山砍柴，赶着毛驴下沟驮米、回家做饭、收拾家务，学会了各种农活。孤独、失落的父亲开始吸食鸦片，后来被政府关押教育了三年。三年间，唯留她与邻居一同种地。
　　刻苦努力，敏而好学
　　一次，看到有文化的干部下乡动员群众执行任务时，她就非常兴奋，心中想要读书识字的火苗再次被点燃。她心想“：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读书契机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珍惜这个机会。”
　　于是，她跑回家，翻出一本农民识字课本，赶忙请教下乡同志，让他们教她读写。
　　她很好学，利用农闲推磨的空隙，在院落的土地上拿着石块或者小木棍认真划着刚认识的生字。十五岁那年，姐夫见她聪明伶俐又如此好学，就将她带到自己任教的一所中心小学，插班到四年级读了半年书。这使她学习深造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回到家，她便卖掉了家中的牛、毛驴等牲畜，将粮食驮寄到亲戚家。从此以后，她每周独自一人往返于离家三十里路的中心小学求学。两年后，小学毕业，她凭借自己的努力，顺利考入了县中学。
　  自主成婚，佳偶天成
　　十九岁那年，在县图书馆，经人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他同情她命运多舛的苦难身世，同时也很钦佩她好学上进、发奋读书的精神。她看重他的本分老实、心地善良、才华出众。通过长时间的书信往来，他们之间慢慢滋生了爱情，逐步建立了感情。两年后，二人正式结为夫妻。
　　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是刘秀娥的亲身经历。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她，从不畏惧眼前的困难，高中没上完就当了小学教师，后调到公社妇女联合会当干事。夫妻两地分居，各自在不同的岗位奋斗。为了家庭生计，刘秀娥放弃了之前的工作，进入企业，在县国营公司当了出纳。她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人又谦虚谨慎，且成功考取助理经济师。改革开放后，为了顺应市场管理的需求，刘秀娥又离商从政，做了一名物价检查员。
　　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刘秀娥和丈夫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住着出租房。为解决低标准定量式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夫妻二人利用周末和业余时间，上山开荒种地，拾柴做饭；下班捡兰炭，夜间生火取暖，熬过了忍饥挨饿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刘秀娥的丈夫被诬陷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假日不让回家、平时不让写信、有事不让打电话，唯恐他串联保皇派群众向上级领导告状。夫妻间失去联系三个多月。她请假三天，孤身一人步行两天到邻县去探望失去自由的丈夫。返回时，造反派允许丈夫送她一段，但当天必须回来，晚上要开批判会。丈夫骑自行车带着她，把她送了八十多里的路程。当翻过一座大山，坡还没有下完，她坚持要丈夫返回。因为如果丈夫回不去，违反造反派的命令的话，就会被增加罪名。
　　阴沉沉的冬月天，还下着点小雪。刘秀娥一人在深山老林中下完坡，再行走四十多里，来到曾经给她带过小孩的亲戚家暂住，第二天返回工作单位。知道此事的亲戚朋友和单位同志都说她是一位有情有义、患难与共的泼辣女性。
　　自力更生，孜孜以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背诵《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老三篇，刘秀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在全市石油系统组织的默记价格、心算珠算竞赛中，她得了第一名。受农业学大寨、改天换地“先治坡后治窝”的启示，她与丈夫一起在城郊山上打了三孔土窑。后来经济条件改善后，又在山下箍了三面石窑，加盖了两间瓦房。夫妻二人退休后，刘秀娥仍发挥余热，在公路边盖了两间砖房。用来经营报刊亭，服务社会。不论严冬还是酷暑，丈夫都在那个小小的邮寄服务站忙前忙后。而她则在家洗衣、做饭、带孙子，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她的丈夫。即使手上长了老茧，腰都累弯了，也毫无怨言。
　　细水长流，霜染白发；儿孙满堂，安享天伦。现在，刘秀娥和丈夫用多年积攒下来的退休金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房，吃穿不愁，又添了两个曾孙，可谓是四世同堂，尽享天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