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对张寒晖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然而,恐怕大多数人都对《松花江上》这首歌耳熟能详。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这首饱含血泪和悲愤的歌,诞生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在东北沦丧,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遍地抗日烽火,至今仍激扬着中华儿女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对于这首歌,我们不会忘记,对于英年早逝、长眠于红色圣地延安的词曲作者、人民音乐家张寒晖,我们也不应忘记。
《松花江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这座西北古城笼罩着一层浓重的烟云。面对日寇咄咄逼人的态势,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甘宁根据地。对此,身为共产党员、正在西安二中任教的张寒晖感到十分愤慨,这位北京艺专的高材生决心用音乐唤醒民众,打击敌人。
在西安,张寒晖结交了很多东北流亡朋友,听到无数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晚上,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空,他的眼前掠过一幕又一幕悲惨的场景:兄妹俩被日本鬼子追到松花江边,走投无路,哥哥猛然把妹妹推入江中,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往下跳就被子弹射穿了胸膛,倒在血泊里。一对老夫妇眼瞅着独生儿子被鬼子捆去当劳工,无助地守着茅屋哭泣。抗联战士的头颅,一颗颗挂在城门上……松花江水波浪滔滔,卷走多少东北同胞的血和泪;长白山麓白雪皑皑,掩埋着多少东北同胞的尸骨。他彻夜难眠,蓦然想起自己在北平旅馆半夜听到的一个东北姑娘的哭嚎。这位姑娘半夜被噩梦惊醒,想起失去的亲人,放声大哭:“我的娘啊,我的娘啊,我还能见到你老吗?”那悲切的哭声,如同老家定县一带妇女哭灵。一种特有的旋律像电光火花一样在他脑海里回旋激荡,他急忙铺纸提笔。
孤灯一盏,万籁俱寂,心中的波涛如松花江水汹涌澎湃。张寒晖在桌上击打着节拍,一遍一遍吟诵、哼唱,当曙光划破黑暗之际,抗战名曲《松花江上》诞生了。
《松花江上》可谓生逢其时,这天正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时,张寒晖听到西安一位同学骂东北同学是“亡国奴”,十分痛心。他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东北三省是我们祖国的领土,日本鬼子侵
占了东三省,对我们每个中国人
都是耻辱……”他号召同学们团结起来,积极参加救亡运动。讲到最后,他说:“我刚编了一支歌,现在唱给大家听听。”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歌曲悲愤凄凉,如泣如诉,强烈地震撼着同学们的心灵。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同学们都哭了,一个个握紧拳头,恨不得立刻上战场杀敌。
这是《松花江上》首度公诸于世。
张寒晖的同乡孙志远正在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平素两人过从甚密。当他得知张寒晖新创作了一首抗日歌曲后,马上派驻东城门楼的东北军学兵连的王林来找张寒晖讨要,张寒晖把词曲给了王林,谦虚地说:“这支歌刚编出来,还不成熟,你们一边唱一边改吧。”
王林把《松花江上》带回去后,第一学兵连立刻学唱起来,接着又传给了其他几个学兵连。没几天,这首歌就传遍了西安,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双十二”事变捉蒋前,西安爱国青年前往临潼请愿。队伍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赶来,拦住大家。这时有人带头唱起《松花江上》,请愿队伍跟着齐声高唱起来。歌声惊天地,泣鬼神。张学良凝神静听,内心如焚。他站到一块高地上,大声呼喊:“同学们!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我没忘记东北3000万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过,今天你们去临潼请愿有危险,请你们先回去,我在一个礼拜内用事实给你们答复。”
捉蒋后,学兵连改编为宣传队,分赴东北军各驻地。《松花江上》迅速传遍了整个东北军,激发了广大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热情。
之后,王林把这首歌寄给了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敬,署名“佚名”。从此,《松花江上》不翼而飞,狂飙一样传遍了全国。
“一二·一二剧团”团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东北军学兵连话剧队发展为“一二·一二剧团”,张寒晖应邀担任剧团团长。
西安的早春,春寒料峭,寒气逼人。蒋介石将张学良扣押后,仍余怒未消,强迫东北军“东调”。张寒晖和他的剧团跟随队伍离开了西安。临行前,西安二中师生为张寒晖送行,大家围立在一座破庙前,拍照留念。张寒晖站在中间,身着戎装,神情肃然,清秀文雅中透出几分英武。在部队“东调”中,他顶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带领剧团随处演出,宣传抗日。不久,学兵连被遣散。张寒晖带着剧团勉强支撑到苏北淮阴,终遭遣散。他只能再回西安二中执教。
这期间,张寒晖对艺术的本质、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等问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逐步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他创作热情愈加高涨,先后创作了《游击乐》《去当兵》《夯歌》《干吗要悲伤》等歌曲和一些剧作,并导演了很多爱国话剧。
一片星海映寒晖
1938年秋,在西安通济坊金城旅馆一间普通的客房里,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两颗熠熠闪光的巨星相会了。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应延安鲁艺音乐系邀请,从武汉奔赴延安,路过西安时,特意让人找来张寒晖。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张寒晖拿出率领“平津流亡学生演出队”和“斧头剧团”在陕南演出时新谱写的《夯歌》手稿,冼星海一边看,一边哼唱,眼里闪烁出喜悦的光芒,猛地擂了张寒晖一拳,“好啊!好啊!难得的好歌!”
冼星海到达延安后,发表了《民歌研究》,将《夯歌》和《松花江上》相提并论,称道这两首歌“都是抗战中最进步的歌曲,都是研究民歌的成果。”不久,他创作出了融汇中西音乐于一体的大型组歌《黄河大合唱》。张寒晖知道后激动不已,赶赴延安,期待与他再次相会。然而,等他抵达时,冼星海已经去了苏联,尔后竟在那里离开了人世。相隔不到一年,张寒晖也离别人世。两人正值日行中天,光华四射,却不幸双双陨落——一人年仅40,另一人44岁。
延安,一个辉煌的休止符
张寒晖一脚踏上延安这块充满生机的热土,马上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这里火热的生活。党组织对他十分器重,委任他为边区文协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不久,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他光荣地出席了这个在中国革命文艺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聆听了毛主席那篇著名的《讲话》。
在这里,张寒晖的艺术创作出现了“井喷”,创作出了大量讴歌革命斗争生活、歌颂边区人民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广阔,种类很多,有曲子戏、秧歌剧和革命歌曲。特别是他采用陇东民歌曲调创作的《军民大生产》,热情豪放,气势磅礴,表现了解放区生气勃勃兴旺发达的动人景象。解放后,这支歌与《松花江上》一起,被收入周总理亲自组织编导的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成为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标志。
繁忙的工作和忘我的创作,使得张寒晖的身体大大透支。1946年3月11日,他带着诸多不舍,躺在了这块他无限眷恋的黄土地上。
党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人民音乐家,在延安文化山上为他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葬礼,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碑上铭刻着一行大字:“人民艺术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同志之墓”。
后来,这块墓碑被进犯延安的国民党部队砸了。但是,人民心中的丰碑是谁也无法砸掉的,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杰出的人民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