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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电影从延安走来
近日，记者走进西影大厦二楼的西影艺术档案馆，看到一排排整齐的展示架上陈列着西安电影制片厂自1958年成立以来的诸多珍贵资料：第一部新闻纪录片《陕西简报》上映的手写新闻稿原件、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碧空银花》的艺术档案、编印于1983年的各报刊对电影《西安事变》上映盛况报道的内部资料、记载着各级领导同志重视关注电影《彭大将军》拍摄情况的座谈纪要以及整整一面墙的手写剧本和装满了好几个书架的300多部电影、电视剧的艺术档案……这些珍贵的资料见证了西部电影6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辉煌成就。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到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再到大型国有电影企业、民营电影企业和互联网制片公司并立的格局，新中国电影在延安生根发芽，在西安日益茁壮，在陕西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从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红色影片《延安游击队》到电影《西安事变》《彭大将军》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的突破，从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的大量涌现到21世纪以来红色精神在电影中更深层次的历史表达和文化传承，红色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革命题材电影类型，赓续中华民族为追求理想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文化基因，飞扬着共产党人的青春激情和昂扬斗志，深深感动了几代人。
新中国电影在延安诞生
1938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领导下，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由此开创了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并拍摄了一系列反映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生产生活、革命作战的珍贵影像。
知识青年奔赴革命根据地、简陋的陕北窑洞、黄土高原贫瘠的地理风貌、敌机轰炸后一片废墟的村庄、英勇的红军与敌人殊死搏斗……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中根据地热火朝天的革命盛况，极大地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抗战热情和民族凝聚力。《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电影，将艺术和工农兵结合起来，拍摄根据地真实的生产生活情况，歌颂工农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南泥湾精神。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记录和创作，而是深入斗争前线，挖掘具有深刻意义的影像，向工农兵学习，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种大众化艺术书写模式的尝试和确立，对之后中国影视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新中国诞生。随之诞生的新中国电影，给亿万中国观众带来了对历史的新的认知，对现实的新的认同，对未来的新的向往。
1949年至1965年期间，新中国电影创作先后涌现出《中华女儿》《董存瑞》《鸡毛信》《上甘岭》《红色娘子军》等一大批红色经典。其中，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延安游击队》，塑造了党所领导的军队百战百胜的英雄形象，也树立了党战无不胜的威信，种下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火种；《碧空银花》等故事片反映了党和国家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关怀，也表现了我国青年的坚毅勇敢和崇高理想，彰显着新中国的勃勃朝气。
这一时期的优秀电影作品大多将叙事聚焦于战争年代，形成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次战争片高峰，也就是“十七年电影”阶段。自信豪迈的革命气魄、昂扬向上的英雄情怀和朴素乐观的社会新风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被释放出来，形成了中国红色电影的高峰时期。
新时期电影与时代同行
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进入“新时期”。中国电影也在这样的时代进程中，不断变革创新，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以中共党史和现代革命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为内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开始起步，一批革命先驱、革命元勋和革命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走上银幕，成为电影创作的热点。
1981年完成摄制的电影《西安事变》是西影建厂以来拍摄的第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影片以宏伟壮阔的风格，恢宏博大的气势，再现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面描写了西安事变发动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历史过程，为历史真实作写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成功实现了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的突破。
《西安事变》上映后，内地观影人次达4.5亿，影片在香港连映21天，观影人次达25万。香港《大公报》认为：“影片站在尊重历史的立场上，把这个大事件的成因剖析得清清楚楚，在人物的塑造上，也掌握着恰当的分寸。”香港《文汇报》称赞“这是一部真正的大片”。
1988年，为纪念彭德怀诞辰90周年而摄制的电影《彭大将军》上映。影片独辟蹊径，用传记片的方式反映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让历史与现实交叉，将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彭德怀形象全面地展现出来，再现了西北战场的硝烟战火，并用巧妙的细节安排侧面呈现了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的情景，勾起人民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彭大将军》将彭德怀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风骨贯穿影片始终，富有浓重的历史反思的意味，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一次颇具胆识与气魄的创新和尝试。
20世纪90年代，讴歌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壮烈事迹的《步入辉煌》、讲述中国外交才子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故事的《我的1919》等一大批主旋律影片陆续上映，弘扬克己、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心灵洗礼。
新世纪电影彰显文化软实力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开始了商业与艺术全方位融合的探索。2004年，《英雄》成为第一部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夺冠的亚洲影片，美国新闻媒体认为“《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在“中国大片”登场的背后，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作为一部紧扣历史题材的影片，片中除了马少骅饰演的孙中山以外，几乎没有一位特型演员出演角色。导演大量选用年轻演员和年轻编剧，在增强观众对电影的新鲜感的同时，也希望借此表达年轻一代对那一段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电影《黄克功案件》在执政党应该如何有效制约公权私有化的深刻命题中，重温红军长征胜利后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历史。影片在不失其主流意识形态表现的同时，努力提升思想深度，对今天而言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可以说是借鉴类型片创作特点的一次有益尝试。
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所呈现的审美价值散发着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对于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具有深刻意义。
2020年，票房突破24亿元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为口碑和票房双赢、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文艺作品，为主旋律电影创作带来诸多启示：爱国主义永远是电影创作的主旋律，人民是电影创作永恒的原动力，只有在以小见大中不断创新艺术表达，影片才能赢得观众的共鸣与共情。
近年来，《凤翔1949》《音乐家》《遵义会议》《红星照耀中国》《金刚川》《永远是少年》等一大批广受好评的红色电影，让观众看到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道路上的决心和信心，看到共产党人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以及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激励人们沿着革命先辈的道路，一心一意跟党走，不忘初心，自觉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职责，为新时期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到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再到大型国有电影企业、民营电影企业和互联网制片公司并立的格局，新中国电影在延安生根发芽，在西安日益茁壮，在陕西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从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红色影片《延安游击队》到电影《西安事变》《彭大将军》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的突破，从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的大量涌现到21世纪以来红色精神在电影中更深层次的历史表达和文化传承，红色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革命题材电影类型，赓续中华民族为追求理想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文化基因，飞扬着共产党人的青春激情和昂扬斗志，深深感动了几代人。
新中国电影在延安诞生
1938年秋天，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组织领导下，延安电影团在延安成立，由此开创了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并拍摄了一系列反映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生产生活、革命作战的珍贵影像。
知识青年奔赴革命根据地、简陋的陕北窑洞、黄土高原贫瘠的地理风貌、敌机轰炸后一片废墟的村庄、英勇的红军与敌人殊死搏斗……新闻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中根据地热火朝天的革命盛况，极大地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抗战热情和民族凝聚力。《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南泥湾》）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引下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电影，将艺术和工农兵结合起来，拍摄根据地真实的生产生活情况，歌颂工农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南泥湾精神。创作者不再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记录和创作，而是深入斗争前线，挖掘具有深刻意义的影像，向工农兵学习，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这种大众化艺术书写模式的尝试和确立，对之后中国影视创作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9年，新中国诞生。随之诞生的新中国电影，给亿万中国观众带来了对历史的新的认知，对现实的新的认同，对未来的新的向往。
1949年至1965年期间，新中国电影创作先后涌现出《中华女儿》《董存瑞》《鸡毛信》《上甘岭》《红色娘子军》等一大批红色经典。其中，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延安游击队》，塑造了党所领导的军队百战百胜的英雄形象，也树立了党战无不胜的威信，种下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火种；《碧空银花》等故事片反映了党和国家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关怀，也表现了我国青年的坚毅勇敢和崇高理想，彰显着新中国的勃勃朝气。
这一时期的优秀电影作品大多将叙事聚焦于战争年代，形成中国电影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次战争片高峰，也就是“十七年电影”阶段。自信豪迈的革命气魄、昂扬向上的英雄情怀和朴素乐观的社会新风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被释放出来，形成了中国红色电影的高峰时期。
新时期电影与时代同行
1979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进入“新时期”。中国电影也在这样的时代进程中，不断变革创新，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以中共党史和现代革命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为内容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开始起步，一批革命先驱、革命元勋和革命领袖人物的艺术形象走上银幕，成为电影创作的热点。
1981年完成摄制的电影《西安事变》是西影建厂以来拍摄的第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影片以宏伟壮阔的风格，恢宏博大的气势，再现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正面描写了西安事变发动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历史过程，为历史真实作写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成功实现了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的突破。
《西安事变》上映后，内地观影人次达4.5亿，影片在香港连映21天，观影人次达25万。香港《大公报》认为：“影片站在尊重历史的立场上，把这个大事件的成因剖析得清清楚楚，在人物的塑造上，也掌握着恰当的分寸。”香港《文汇报》称赞“这是一部真正的大片”。
1988年，为纪念彭德怀诞辰90周年而摄制的电影《彭大将军》上映。影片独辟蹊径，用传记片的方式反映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用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让历史与现实交叉，将一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彭德怀形象全面地展现出来，再现了西北战场的硝烟战火，并用巧妙的细节安排侧面呈现了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的情景，勾起人民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彭大将军》将彭德怀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风骨贯穿影片始终，富有浓重的历史反思的意味，可以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一次颇具胆识与气魄的创新和尝试。
20世纪90年代，讴歌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壮烈事迹的《步入辉煌》、讲述中国外交才子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故事的《我的1919》等一大批主旋律影片陆续上映，弘扬克己、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心灵洗礼。
新世纪电影彰显文化软实力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电影开始了商业与艺术全方位融合的探索。2004年，《英雄》成为第一部在美国票房排行榜上夺冠的亚洲影片，美国新闻媒体认为“《英雄》真正拉开了中国大片时代的帷幕”。在“中国大片”登场的背后，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作为一部紧扣历史题材的影片，片中除了马少骅饰演的孙中山以外，几乎没有一位特型演员出演角色。导演大量选用年轻演员和年轻编剧，在增强观众对电影的新鲜感的同时，也希望借此表达年轻一代对那一段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电影《黄克功案件》在执政党应该如何有效制约公权私有化的深刻命题中，重温红军长征胜利后始终坚持从严治党的历史。影片在不失其主流意识形态表现的同时，努力提升思想深度，对今天而言同样具有警示意义，可以说是借鉴类型片创作特点的一次有益尝试。
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电影《周恩来回延安》所呈现的审美价值散发着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对于当下现实主义题材，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具有深刻意义。
2020年，票房突破24亿元的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为口碑和票房双赢、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文艺作品，为主旋律电影创作带来诸多启示：爱国主义永远是电影创作的主旋律，人民是电影创作永恒的原动力，只有在以小见大中不断创新艺术表达，影片才能赢得观众的共鸣与共情。
近年来，《凤翔1949》《音乐家》《遵义会议》《红星照耀中国》《金刚川》《永远是少年》等一大批广受好评的红色电影，让观众看到共产党人在追求真理道路上的决心和信心，看到共产党人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以及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激励人们沿着革命先辈的道路，一心一意跟党走，不忘初心，自觉担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职责，为新时期国家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