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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席亚非会议
在1955年4月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的基本方针。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支持和拥护。“求同存异”从此也成为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一直倡导的方针。
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倡议召开亚非会议，讨论亚非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2月底，五国总理再次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正式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会议。
此次万隆会议是由亚非国家发起，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它反映了在20世纪殖民主义制度总崩溃的趋势下，亚非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中国是亚非地区最大国家，本着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原则，接受了五国总理的邀请。
中国政府还看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一些周边国家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外，另有22个国家或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或在美国的影响和控制下对中国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疑虑，特别是某些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对中国的对立情绪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去寻求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消除它们的疑虑，争取它们的信任，使它们逐步理解并支持中国，也是十分必要的。
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4月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坠毁，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查明，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包机。中国政府一方面对这一破坏活动给以揭露和谴责，另一方面表示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团结的精神，反击帝国主义的挑战，确保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故这次会议也称作万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9个国家中的代表团，代表着超过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代表团成员有副总理陈毅等。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一天半的公开大会，由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一般性发言。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诉求和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一些矛盾和分歧也开始暴露出来，核心问题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发言中，有的国家的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认为苏联在东欧实行的是“新式的殖民主义”，有的国家的代表则因一些具体问题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十分担心大会将因此爆发激烈的争论。
在会议很可能走上歧路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对策。按照大会原来的安排，19日上午应由周恩来首先发言，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继续倾听其他代表的发言。当日下午，周恩来决定登台讲话。这立即引起各国代表和记者们的极大关注。周恩来没有宣读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将原稿油印散发，另作一个补充发言。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说明亚非各国的共同基础就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他表示，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最后，他说：“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的发言，超乎与会代表和记者们的意料。他没有直接驳斥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对中国的责难，却巧妙地阐述了中国的原则和立场，宽容大度地体现了和解的精神，当场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这篇利用午休时间赶写的演说词，使两天来大会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形成了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随后四天的会议基本是秘密进行的，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商讨各有关实质性问题，并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与宣言，以及会议最后公报。会上形成两派观点：一派支持中立主义，赞成与共产主义共处；另一派支持所谓集体防御，主张与西方结盟来反对共产主义。许多代表见两派各执己见，悲观地认为会议已陷入僵局，达不成协议了。尽管中国实际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但周恩来沉着冷静，经过几天的观察，于4月23日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又一次发言。
他说，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反对针对共产主义的“集体防御”；主张亚非国家“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他建议，为避免误解，可以使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代替“和平共处”一词；五项原则的写法也可以修改，项目可以增减。然后，周恩来提出作为中国代表团议案的七点“和平宣言”，并说明这七点来自各代表团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在解释每一条时，他都谈了中国的邻邦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以消除他们的疑虑。这篇发言再次打破僵局，促使争论各方达成协议，把会议推向最高潮。4月24日下午，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大会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24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胜利闭幕。
参加亚非会议，是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万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促使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同时，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交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亚非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也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954年4月，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倡议召开亚非会议，讨论亚非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12月底，五国总理再次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正式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会议。
此次万隆会议是由亚非国家发起，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它反映了在20世纪殖民主义制度总崩溃的趋势下，亚非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中国是亚非地区最大国家，本着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原则，接受了五国总理的邀请。
中国政府还看到，在这些国家中，除了一些周边国家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或贸易关系外，另有22个国家或与台湾当局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或在美国的影响和控制下对中国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疑虑，特别是某些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对中国的对立情绪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去寻求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消除它们的疑虑，争取它们的信任，使它们逐步理解并支持中国，也是十分必要的。
会议前夕，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于4月11日飞离香港后中途爆炸坠毁，机上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事后查明，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案。周恩来因应邀访问缅甸，并未搭乘这一包机。中国政府一方面对这一破坏活动给以揭露和谴责，另一方面表示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团结的精神，反击帝国主义的挑战，确保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故这次会议也称作万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29个国家中的代表团，代表着超过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代表团成员有副总理陈毅等。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一天半的公开大会，由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一般性发言。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诉求和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一些矛盾和分歧也开始暴露出来，核心问题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发言中，有的国家的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认为苏联在东欧实行的是“新式的殖民主义”，有的国家的代表则因一些具体问题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十分担心大会将因此爆发激烈的争论。
在会议很可能走上歧路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对策。按照大会原来的安排，19日上午应由周恩来首先发言，但他放弃了这个机会，继续倾听其他代表的发言。当日下午，周恩来决定登台讲话。这立即引起各国代表和记者们的极大关注。周恩来没有宣读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将原稿油印散发，另作一个补充发言。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强调“求同”而不是“立异”，说明亚非各国的共同基础就是“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他表示，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中国“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最后，他说：“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的发言，超乎与会代表和记者们的意料。他没有直接驳斥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对中国的责难，却巧妙地阐述了中国的原则和立场，宽容大度地体现了和解的精神，当场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赞同。这篇利用午休时间赶写的演说词，使两天来大会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下来，形成了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随后四天的会议基本是秘密进行的，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商讨各有关实质性问题，并起草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与宣言，以及会议最后公报。会上形成两派观点：一派支持中立主义，赞成与共产主义共处；另一派支持所谓集体防御，主张与西方结盟来反对共产主义。许多代表见两派各执己见，悲观地认为会议已陷入僵局，达不成协议了。尽管中国实际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但周恩来沉着冷静，经过几天的观察，于4月23日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又一次发言。
他说，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中国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反对针对共产主义的“集体防御”；主张亚非国家“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进行国际合作，求得集体和平”。他建议，为避免误解，可以使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代替“和平共处”一词；五项原则的写法也可以修改，项目可以增减。然后，周恩来提出作为中国代表团议案的七点“和平宣言”，并说明这七点来自各代表团提案中大家都能同意的东西。在解释每一条时，他都谈了中国的邻邦所关心的一些问题，以消除他们的疑虑。这篇发言再次打破僵局，促使争论各方达成协议，把会议推向最高潮。4月24日下午，在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大会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24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胜利闭幕。
参加亚非会议，是新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万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促使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同时，中国代表团积极开展会外交往，与各国代表团举行广泛的谅解性会晤。亚非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战后世界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也标志着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