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10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连年饥荒，老百姓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爷爷奶奶领着大伯和父亲从韩城、白水一路要饭逃难到洛川，暂时栖身于冯家峁。在那里，他们一住就是好几年；后来，又从冯家峁搬到李家河村，从此定居这里。
　　李家河村是洛川县最南面的一个小山村，地域偏僻、四面环山，村子不足30户人家。这个村子东与白水毗邻、西与宜君接壤，素有“鸡鸣闻三县”之称。村里老人们常说，旧社会，这一带狼多，每天天刚黑就能听见狼的嚎叫声，家家户户就得早早把门反锁，避免小孩跑出去。军阀混战年代，这里因为地势险要，常常成为土匪出没的地方；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山大沟深、地形隐蔽、易守难攻，游击队在此活动频繁，逐步发展成为地下党护送情报的重要秘密通道；解放战争初期，由本村成长起来的游击队队长贾正林、郝顺等一大批地下党员，开展革命斗争，壮大敌后武装力量，掩护配合邻村贾振耀支前的革命事迹已载入史册，至今在洛川广为传颂。
　　父亲只上过6年学。爷爷因病早逝，中学没毕业的他早早就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先是当了几年村办小学代理教师，后来当了大队革委会主任，带领社员一起参加农业集体劳动。经过一番大干苦干，大队的麦油生产和红薯栽植连年大获丰收、产量翻番。1976年，父亲去贠家塬八年制学校当了校长。1978年1月，他作为先进教师代表参加了延安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父亲一贯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他对我们要求向来很严格，尤其对喜欢学习的娃有一种偏爱。平时，不论我们谁惹了祸，只要他看到这个惹祸的孩子在学习，当时他啥话都不说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一样，过后至多批评几句就过去了。渐渐地，淘气的我们都发现了这个秘密。在家里，每当我们犯了错，估计父亲快回来了，我们就赶快把书捧到手上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在学习的架势，这样就会躲过受罚。父亲平时很少让我们干家务活。记得有一次，快过年了，家里没柴烧，母亲让我和大哥上山砍柴。父亲知道后，把我们从山上撵了回来。从那之后，父亲每年都要给家里买好多煤，为的是让我们把砍柴的时间用在学习上。
　　父亲告诫我们要学会吃亏，要干干净净做人，不能贪占别人的小便宜。记得有一次，我路过邻居家的瓜园，看地里没人，就顺手摘了几个小瓜抱回家。刚一进门，父亲就看到了我怀里的小瓜。在他的追问下，我说出了实情。他二话没说就把小瓜扔到院子里，随后去邻居家又是道歉又是要给人家赔钱。回来后，狠狠踢了我几脚，严厉训斥道：“你这是偷盗，是犯法，你知道吗？以后再不许随随便便拿别人家的东西。”当时，我特别害怕，呆呆地站着，连一口粗气都不敢出，脑袋早已不听使唤地点着。这事虽过去了好多年，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那时候，家里孩子多，每到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总是围着饭菜抢着吃。大人们平时舍不得买新衣服，只有出门时才换身新衣服，回家后就脱下来。二姐经常把大姐心爱的衣服穿上不愿意脱，我总是喜欢穿大哥换下来的衣服。那时的衣服，大多都需要在裁缝店量身定做。每到年底，裁缝店的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大家都在焦急耐心地等待裁缝给自己做衣服。那阵儿，父亲一个月领六十多元的工资，这在当时已算很不错的收入了。我每次拿着父亲给的钱去集市买年货，父亲总要再三叮咛：“集会上人多，把钱装好，不要丢了。”不等父亲说完，母亲就拿着针线包给每个娃衣服里子上缝个小口袋。
　　八十年代初期，父亲先后在当时的石头公社史家圪崂、修辉、寺庄等村子的学校当校长，带着大姐、二姐、大哥读小学和初中，后来我也跟着父亲去上小学。在学校，父亲除了忙于学校的事务外，还要给我们做饭。由于家里地多，每到周五放学后，父亲总是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们往家里赶。寒冬腊月，每次离家返校的时候，母亲总让我们穿上厚厚的加大号棉衣，戴上“火车头”帽子，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从村子出来，要走2.5公里的上坡路，父亲总是在前面推车，我们跟在车子后面帮忙推。到了路面平坦之处，他就让我们两个孩子一前一后地坐在车子上，他骑着车子。一路上，他一边蹬着车子一边和我们说说话，为的是不要让我们睡着。25公里的路途，两个多小时的行程，他一路上蹬着车子从不停歇，每次我们赶到学校时，其他老师们早已休息。
　　父亲性子急，对农活抓得紧。到了收种时节，他总是早早起来配好种子化肥，备好农具。母亲只要一听到鸡打鸣，就悄悄起床了，把我们一个一个叫醒后，就去牛窑给牛加些料草，再回来拿馍、提水、找工具。我家大部分地是在半山上，在赶往地里的途中，母亲总是一手牵着牛一手提着水走在最前面，父亲套着牛拉着车子跟在后面。我们有时坐在架子车上，有时跟在车子后面。天还没亮，我们就到地里了，一干就是大半天。
　　到了九十年代，面对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父亲萌发了返乡创业的念头，他决定离开教师岗位，回农村干一番事业。1990年3月，经组织批准，他挂任村党支部书记。
　　父亲刚回村时，村子交通不畅，支部班子瘫痪，干部热情不高，群众持观望态度。面对这种现状，父亲不但丝毫没有退缩，反而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上任后，他主动找村里一些老党员交流，和一些年轻人畅谈，慢慢地，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
　　“要致富先修路”成了他的坚定信念。上任还没几天，他就挨家挨户地发动群众参与修路。刚开始，村民们有抵触情绪。慢慢地，大家终于被父亲那股劲头感动了。乡亲们热情高涨，各家各户不分男女老少，积极参与劳动。不到一个月，进村的路就修通了。这条路打通了村子与外界的联系，方便了群众出行和生产。父亲所在的村子地广怕旱、广种薄收，一直处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遇上干旱之年收成无几。为了解决水源问题，父亲又开始号召群众修渠打坝、引水上塬。很快，水引来了。村民告别了多年来下河挑水的历史，使大量旱地变成了水浇田。
　　“点灯用油，犁地用牛”是农村传统耕作的写照。用电照明成了村里人多年来的梦想。怀着对用电的期盼，带着乡亲们的重托，父亲经常往返于朱牛与洛川之间，协调乡亲们用电的事宜。由于经常乘坐班车，时间久了，好多班车司机都认识他。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父亲的努力下，电杆电线拉来了、施工队派来了……当看到这一幕，村子一下沸腾了！乡亲们多年的用电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大家高兴得合不拢嘴，父亲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路通了、水来了、电灯亮了，父亲又开始考虑着学校的事。以前，村里的学校是两孔破旧不堪的老窑洞。一孔被当作教室，另一孔是老师的宿舍。他一边向主管部门反映学校的现状，一边筹措维修资金，对学校进行了翻新改造,配齐了桌椅板凳，解决了师生吃饭难的问题。依托川道村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父亲鼓励村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大胆尝试川道村苹果栽植技术，实施铁路沿线荒山荒峁绿化工程。几年间，村上牛羊规模养殖和畜禽
　　存栏量飞速增长，新建苹果园面积大增，建成了绿色长廊示范带和退耕还林示范点。父亲团结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实干精神也在当地引起了较大反响，当年的《延安日报》以“放下铁饭碗，端起泥饭碗”为题，对父亲返乡为民办事的典型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1994年6月，父亲被洛川县委评为“先进党支部书记”；同年7月，被延安地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
　　父亲做事向来雷厉风行。他总是走在前列、干在实处、以身作则。之前，村里有些人交不起农业税，他就给垫着；每次给村集体办事，只要家里有的东西，他就主动免费提供；上级领导前来检查工作，他就让母亲在家里给领导做饭吃，这样就可以为村集体节约一笔开支。记得当时，县委一位领导代表县委专程来家里看望已50周岁的父亲，当领导问父亲是否愿意被破格提拔时，父亲平静地答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教师，回村为群众做点事是应该的，没有想过要当什么官。”“我现在年龄大了，思想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让年轻人好好干。”后来，父亲正式提出辞职申请，1998年2月，经组织批准同意，父亲辞去了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2006年元月，父亲正式退休；2011年腊月27日，父亲病逝。
　　生命不可重来，时光不能倒流。父亲一生虽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脚踏实地、率先垂范，为民无怨无悔地付出；父亲刚毅坚强、勇于面对，从不向困难低头，他用男人的担当书写了大大的“人”字；他不善言辞，却胸襟宽阔；他以赤子之心回报桑梓，教会了我们清白做人、踏实做事，时刻鞭策我一路前行、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