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客在凤凰山麓毛泽东旧居参观学习
    ● 大秧歌扭起来
    ●枣园革命旧址

　　★红色故事
　

凤凰山麓旧址：中共中央移驻延安的第一个驻地

　　“叶生吹箫引凤来”，延安的老百姓等来了共产党。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今志丹县）移驻到达延安城后，凤凰山成为了他们的第一个驻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洛川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等重要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制定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的重大决策，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作了充分准备。在这里，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16篇著作。
　　1947年3月18日，为“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小煤油灯下的《论持久战》
　　1938年暮春，室外温度虽已转暖，但陕北的窑洞里依然阴冷，木炭火将窑洞烘烤得温暖又舒适。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写作，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他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窑洞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
　　入夜，西北风刮得窗纸“哗哗”直响，勤务员翟作军悄悄地走到主席的办公桌旁，给火盆上加了几块木炭，把火拨弄得更旺。过了一段时间，翟作军给主席去送水，刚走到窑洞门口，一股浓烈的焦糊味扑鼻而来，他赶快跑了进去，主席还坐在那里写作，他弯腰一看，主席的一只脚挨上了木炭火盆，棉鞋烧着了却浑然不知，翟作军忙喊：“主席，棉鞋烧着了！”毛泽东急忙放下手里的笔，转过身脱掉冒着青烟的棉鞋，笑着说：“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觉得就烧着了。”
　　翟作军找来鞋子给主席换上之后，毛泽东又继续写作下去。经过8天9夜的呕心沥血，一部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书稿完成了。
　　《论持久战》的发表，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驳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这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
 　 战友情谊——一条珍贵的毛毯
　　在朱德、周恩来同志的旧居内，陈列着一条毛毯。这是一条红白相间的毛毯，看起来虽不起眼，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它曾三易主人，经历了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见证了抗日的烽火，挨过敌人的刺刀，染过烈士的鲜血，凝结着朱德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
　　毛毯一开始的主人是董振堂将军。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的率领下，于江西省宁都城举行了武装起义，加入了红军。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在庆祝宁都起义胜利时，董振堂把这条毛毯赠给朱德作纪念。朱德带着它，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阔步跨进了延安城。
　　董振堂牺牲后，朱德倍加珍惜革命烈士留下的这件遗物。1937年4月初，周恩来从杭州同蒋介石谈判后经西安返回延安，朱德将自己住的窑洞让给周恩来住。
　　那时，延安的天气还很冷，朱德目睹周恩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装简单，冒着严寒往返于南京、西安和延安之间，便将这条毛毯转赠给周恩来。
　　周恩来劳山遇险时就带着这条毛毯。周恩来脱险了，这条毛毯却被土匪砍了几刀。后来，朱德挥师抗日前线时，周恩来又将这块经邓颖超精心缝补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
　　朱德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带到北京，最后把它捐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新时代发展故事
　 

赓续红色血脉，争做白求恩精神新时代传人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建党100周年之际，位于革命圣地延安的凤凰山麓革命旧址游人如织，大家心怀敬仰之情，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精神洗礼。80多年前，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援华的加拿大籍医生白求恩，并在他去世后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高度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
　　新时代，和凤凰山革命旧址仅一街之隔的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秉承“用延安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医人育仁”的理念，赓续红色血脉，努力为老区人民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炎炎夏日，苍翠欲滴，花香四溢的凤凰山麓革命旧址游人如织，掩映在盎然绿意里的陕北窑洞和土黄色瓦房静谧肃穆，很多游客情不自禁地朗读起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
　　1937年1月，因“叶生吹箫引凤”的美丽传说而得名的凤凰山敞开怀抱，迎来了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及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在此期间，毛泽东著就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篇章，指导了处在紧要关头的中国革命。1938年3月底，毛泽东还在这里会见了来华援助中国革命的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仅100多天后，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就在抗日前线抢救伤员时手指感染，医治无效不幸逝世。英雄长辞，精神不灭，白求恩同志的精神之火在圣地延安这片热土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穿过凤凰山麓旧址前的广场，过了马路就是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大楼前的一尊白求恩同志凝视远方的雕像让这家医院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我从白求恩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责任感、一种敬业精神。”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李红梅说。2019年8月，李红梅获得第三届“白求恩式好医生”。
　　“记得当初我刚来单位时，我们科室主任孙联珍从西安分到延安，他们当时来的时候说他们出诊都是骑着毛驴，真的很艰苦，老一辈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鼓舞着我。”
　　前辈们身体力行的坚持深深感染着李红梅，让她扛起了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责任。从拯救侏儒症患者母女的生命，到六个小时切除子宫肌瘤，再到危急时刻把手当做开口钳被病人咬伤，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她对责任有了更深的理解：业务和医德是共存的。
　　采访当天，正好是李红梅58岁的生日，从医35年，她初心不改，誓言如铁，生日愿望很简单：身体健康，坚守这份初心，把我自己的最后一班岗站好。
　　如今，李红梅作为延安产科的一块金字招牌，已经不常上手术台了，她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传帮带上，一批又一批中青年专家经她之手脱颖而出，成为中坚骨干。她自豪地说，她带的这些娃娃们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即便在西藏阿里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一个也不掉队：一个外科大夫和一个产科大夫下乡，两位医生开创了在措勤县的第一例子宫切除手术。让她非常感动的是，当时没有血，医院的大夫把自己的血抽出来输给病人，在那个缺氧的环境下抽血有生命危险。
　　说到动情处，李红梅潸然泪下，她口中的这位优秀医生就是2018年援藏的妇产科医生南刚。当南刚接到援藏任务时没有丝毫犹豫，可一踏上雪域高原，阿里就给他了一个“下马威”：下飞机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嘴唇当时都是紫的，背着包走的时候就有踩空的感觉，他们帮扶的医院在县城，县城海拔都在4600米到4700米。
　　无暇多想，一台接一台的手术正等着南刚去做，尽管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这让他明白了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责任有多大。回忆起在藏区的工作，一台情况危急的剖宫手术令他感触颇深：“当时如果我不给她做手术让她转院，大人的生命肯定是保不住的。到最近的县医院都得300多公里，所以我们只能让孩子先生出来，这样大人的生命才有保障。手术做完后，我两条裤腿几乎都被血浸湿了。”
　　据统计，南刚所在的那支援藏队伍在短短半年时间，就接待了1100多例门诊患者，收治住院患者50多例，为西藏医疗卫生事业贡献了老区力量。
　　新时代努力践行白求恩精神的还有延大附院的检验科。2019年4月21日，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检验医学分会授予检验科全国首届10大“白求恩式检验科”称号，这也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科室。
　　荣誉的背后是倾情付出。抗疫期间，在急需进行大量核酸检测的压力下，检验科经验丰富的三名医生经常十五六个小时不离开实验室。检验科副主任杜威平更是56天没有回过家，“我爸在疫情期间患有脑梗，我回不去。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该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去做！”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简单的八个字蕴含着白求恩精神的实质。几十年前白求恩来到中国帮助我们，几十年后，我们出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传承下去。2019年10月，延大附院眼科医生甘小林所在的陕西第35批援非队伍前往苏丹的恩图曼友谊医院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在那里一待就是16个月。
　　苏丹天气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患有白内障的人比国内多了数十倍，且都趋于年轻化。面对艰苦的环境，繁重的手术任务，甘小林心里却是甜的。“最令我难以忘记的是为当地的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做手术，做完手术的老奶奶看清楚之后非常激动，第二天连夜从四五十公里外，专门拿了十几颗水果糖感谢我。在非洲，水果糖是最好的礼物，要送给最亲爱的人。在中国吃过很多这样的水果糖，但这几颗真的很甜。”甘小林说。
　　甘小林说，在苏丹，中国医生的威望之高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走在路上，当地人只要看到中国医生，远远地就会打招呼，并且要说上一句地道的家乡话，意思是感谢中国医生，中国医生是最棒的。
　　数十年来，延大附院选派多批次医务人员开展援非、援藏工作。目前，正在外援非的有17人，援藏的有36人。2020年底，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被白求恩精神研究会授予全国白求恩精神教育基地。
　　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火不息，建党百年之际，延大附院组织员工在凤凰山麓革命旧址开展弘扬白求恩精神、争做新时代优秀医务工作者实地研学活动，大家再次朗读这篇光辉文章，以这样的方式向白求恩致敬，为新时代启航。
 　 ★百姓幸福故事
　　

秧歌舞步：经久不衰的经典符号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平整的院落里，大树环绕，阳光用金线给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勾画了一个鲜亮的轮廓，使这座石砌小楼，显得格外耀眼。延安文艺座谈会当年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中央办公厅楼于1941年建成。共分为3层：一楼西厅是中央机关的餐厅，东厅是作战研究室，后来改为中央图书室；二楼是办公室兼政治研究室；三楼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室。
　　1942年5月2日至23日，100余位被邀请来的文艺界代表坐在这里的长条板凳上，举行了3次大会和多次小组讨论会，探讨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各艺术门类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其中新秧歌运动尤其引人注目。
　　1942——文艺的开端
　　时光回到79年前，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此召开。
　　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分为“引言”“结论”两部分。《讲话》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集中解决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及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实际，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根本道路的问题，推动了延安文艺界和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从此，延安文艺运动有了成熟的理论、政策作指导，延安文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兴起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新秧歌运动，是在我国北方的黄土高原上掀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舞蹈运动，是对民族民间歌舞的一场大规模的挖掘、继承和革新。使得陕北秧歌这颗被埋没在黄土高原深处的艺术明珠，焕发出蓬勃生机。
　　1943——“鲁艺”的春节
　　说到延安时期的文艺繁荣，就不得不提到鲁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当年2月，由毛泽东倡导，周恩来等人鼎力支持，以鲁迅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人才的高等学府鲁迅艺术学院在这里成立。
　　一座天主教堂和周边的窑洞便是校舍。
　　“20世纪初，西班牙传教士修建了这座天主教堂。在建造过程中，即保留了古罗马哥特式建筑风格，又渗入了中式字匾、楹联以及梅花、牡丹等中国传统雕刻图案，是一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建筑。”延安鲁艺文化园区讲解员刘博说。
　　远观，这栋建筑历经风雨战火，墙体剥蚀，铺地灰色的青砖坑坑洼洼变成黄土色。乍一看，灰白色的建筑并不抢眼。可你若细看，教堂十分宏伟，内部空间和建筑艺术上又别具特色。拱券门窗、柱廊，随处可见的圆拱形装饰……教堂的整体造型体现出浓浓的罗马风特征。尤其是教堂上的彩窗，显得严肃中又充满神秘。
　　主园区靠北方向，是新落成的延安文艺纪念馆。抬眼远望，东山园区、西山园区38个院落269孔窑洞修缮如新。
　　当年，西北黄土高原的这个小山坳里，群贤云集，文星荟萃，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划下一道灿烂的光芒。正是在这里，鲁艺从1938年4月至1945年11月，培养学生近2000人，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发挥了文学艺术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方面的巨大作用，为新中国文艺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人们看鲁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鲁艺作为一个文化殿堂，文化和审美一以贯之地融合。”在延安鲁艺文化园区主任刘妮看来，鲁艺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核正在于此。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幅照片：1943年，黄土高原的寒冬，广场上人山人海，舞台上只有两个演员在扭秧歌。什么秧歌有这么大魅力？
　　那是1943年2月5日，正值春节，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两万多军民聚集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观看这部鲁艺师生以马丕恩和马杏儿父女俩开荒事迹改编、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
　　以前，鲁艺的舞台上基本是从外国引进的戏剧歌舞或是反映边区外大城市生活的作品，这些离边区百姓的生活与情趣太远，百姓们直呼看不懂。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为延安最大也最专业的文艺团体，鲁艺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百姓喜闻乐见的秧歌上，深入到群众中间，率先以本土文艺形式，推陈出新在延安掀起新秧歌热潮，涌现出一批短小精悍、有说有唱的秧歌剧。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1943年的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上喜闻乐见，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延安大学教授梁向阳说，“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到哪里，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二场就是看王大化。王大化也成了延安老百姓眼中的超级明星。
　　《兄妹开荒》的成功演出标志着中国新秧歌剧的诞生，它的影响力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贯彻了文艺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实现了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它犹如一颗珍珠一样闪耀着迷人的光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
　　在1943年元旦到春节的秧歌活动中，鲁艺的一批新秧歌剧如《拥军花鼓》《七枝花》《运盐》《旱船》等走上了延安街头，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延安，文艺的中心
　　《兄妹开荒》的诞生标志着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轫，伴随着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上山下乡”运动，新秧歌的影响力迅速蔓延，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
　　1943年春节开始，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利用并改造了这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掀起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生产、教育、卫生、积肥等知识常识，丰富工农兵的业余文化生活，推进陕北社会文明进程，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进而创造了新秧歌剧和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特色的新歌剧，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普遍欢迎和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
　　1943年春节后，延安涌现出更多的秧歌队，影响较大的有鲁艺、西北文工团、中央党校、联政文工团等。为了推动新秧歌运动更好发展，1943年冬，中央西北局号召延安专业文艺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五个分区去工作，要求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兵群众中去，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普遍开展起来。1944年春节，新秧歌运动从延安到陕甘宁边区，从偶然找到的艺术形式到革命文艺新形态，从专业艺术行为到广泛群众参与，从一枝独秀到遍地开花。2月23日，农历正月三十，延安专业秧歌队下乡后，新成立的8支秧歌队来到杨家岭汇演，军民联欢，盛况空前。
　　8支秧歌队齐集杨家岭汇演节目有：延安保安处秧歌队的《红军万岁》《冯克琪锄奸》，延安直属分区秧歌队的《红军大反攻》，枣园中央直属机关秧歌队的《动员起来》，边区行政学院秧歌队的《好庄稼》，中央党校秧歌队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局党校秧歌队的《刘生海转变》，西北局机关秧歌队的《一朵红花》，留守兵团政治部秧歌队的《牛连长开荒》。
　　梁向阳说，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
　　在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中，秧歌舞步和音乐曲调，代表经久不衰的经典符号；有故事内容、有人物形象的秧歌剧创作演出，标志着新秧歌运动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秧歌剧创作和演出，真正实现了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工农兵文艺发展新方向和新目标，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人民艺术新时代。
　　经久不衰的秧歌舞步一直跳到今天。在延安，欢快喜庆的陕北大秧歌寄托着延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每逢喜庆日子、丰收年景、招待客人、喜迎新年，人们就自发地、有组织地扭起来。
　　近几年，延安每年春节期间都要组织秧歌汇演，在双拥大道1200米长的表演场地里，一队队秧歌队伍飞红荡绿，一辆辆彩车流光溢彩，秧歌队在伞头的带领下不断变换队形，队员们时散时聚，扭到高潮时还和着锣鼓的节拍发出“嗨、嗨”的喊声。仔细看，排是排，行是行，红与绿的扇子在姑娘们手中飞起来、转起来，观者不禁眼花缭乱，眼神跟着扇子起落；而后生们手中撑起来的花折伞，似乎要直穿云霄，舞起时，犹如飞轮旋转。飞舞的绸扇、艳丽的服装，旋转的花伞、欢乐的人群，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中国画，让驻足观看的市民和游客深深陶醉。
　　夜晚，行走在延安新区与延安鲁艺旧址交汇的宽阔大道上，那裹着一层金色灯光的天主教堂光芒四射、格外引人注目。
　　“这些文物是在延安诞生的，让它回到‘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们多年的愿望。”2020年10月16日，受鲁艺培养走出去的著名作曲家、《春节序曲》作者李焕之之子李大康颤抖着双手，将父辈在延安时期的创作手稿、生活用品等珍贵文物郑重递交到鲁艺革命旧址工作人员手中。
　　位于鲁艺文化园区东侧的革命文艺家博物馆群已初见规模，化身为一个活的当代中国文艺和革命文艺史的课堂。一排排整齐的窑洞，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每一院窑洞便是一位艺术家的个体博物馆，已建成茅盾、丁玲、沙可夫、冼星海、贺敬之等20位革命文艺家个体馆，继续承载着炽热的红色革命文化。
　　红火的秧歌是一次纵情的大狂欢，会铆足了劲儿继续在延安这片黄土地上传承、创新，长盛不衰。
 ★红色故事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7月的烈日映照在郁郁葱葱的枣树叶片上，点点光斑在石板路上似是跳跃的精灵。
　　记者跟随讲解员步行在枣园革命旧址里，虽是酷暑天，可站在树荫下，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惬意。
　　枣园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这里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居住期间，继续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筹备召开了党的“七大”。抗战胜利后又领导全国军民，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这里，毛泽东继续领导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主持召开许多重要会议，撰写了《学习和时局》《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29篇。
　　在这里，毛泽东预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
　　在这里，朱德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田间散步，了解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征求他们对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意见。
　　在这里，刘少奇起草了他在“七大”会议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在这里，周恩来响应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百忙之中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认真学习纺线技术，在枣园机关举行的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所纺出的线被送到边区农展会上展出。
　　在这里，任弼时召集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了筹备党的“七大”的工作。
　　在这里，枣园照入人心的灯光，一直指引着一代代英雄儿女。
　  毛主席给枣园老乡拜年
　　每逢春节，枣园乡的干部群众和秧歌队，都要来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拜年。
　　1945年，新春第一天的一大清早，毛泽东与任弼时商量着要早早赶到老乡家去给他们拜年。
　　吃罢早饭，毛泽东在任弼时的陪同下和工作人员带着年礼，来到枣园乡政府。乡长杨成福高兴地到大门口迎接，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问道：“杨乡长，你们辛苦一年了，年过得好吗？”
　　“好！好！主席过年好！”杨成福忙把毛泽东和任弼时迎进窑里，又是递烟，又是沏茶。任弼时看见杨成福忙活的样子，笑着说：“杨乡长，我看你别忙活了，主席要给乡亲们拜年，你就引我们到各家走走吧！”
　　杨成福一听毛泽东要到各家各户去给群众拜年，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半晌才说：“主席工作很忙，不用去了！我一定把主席的关怀转告给大家。”
　　“拜年找人代理，杨乡长，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我们去吧！”毛泽东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杨成福想了想说：“全村24户人家，有的住山上，有的住山下，现在去不一定都在家。我看把每家的家长都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都见上了，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说：“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乡亲们听说毛泽东给大家来拜年，兴高采烈地全都赶了来，不少人还带来了年糕、米酒，乡政府的窑院里荡漾着春节的欢乐。
　　毛泽东和任弼时热情地招呼大家，递烟、敬酒，给孩子们抓瓜子、散花生，真像一家人新年团聚一样。
　　毛泽东一边招呼大家一边问这问那：今年庄稼收成如何？粮食够不够吃？娃娃上学了吗？宰年猪了吗？……
　　杨成福指着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几位老人，一一作了介绍。一位老人拉住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呀！你领导我们搞大生产，现在村村户户都做到了丰衣足食，粮食吃的有，存的有，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光景！”毛泽东笑着说：“这是你们杨乡长领导得好啊！”说罢，毛泽东转过身风趣地对杨成福说：“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也是枣园乡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会也要叫我呀。”这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随后，毛泽东还询问了机关、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如何，有没有违反纪律的，借东西还了没有？买东西给钱了没有？对群众态度好不好？……不等毛泽东说完，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同志们都好着哩，说话和和气气，做事商商量量，经常帮他们干活，亲热得就像一家人。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告别时，毛泽东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跟大家接近得少了。今后，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也多到我们那里去。”
　  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老一辈革命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情怀，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把尺子，映照出了甘为后来人“搭桥”、甘为后来人“挖井”“铺路”的无私无我、甘于奉献的精神。
　　又是一个金秋季节。
　　延河两岸的川道里、山坡上，到处都是忙着收获的老百姓。
　　在枣园西川侯家沟口的打谷场上，更是热闹非常。那悠扬的信天游歌声和噼噼啪啪的梿枷声，吱吱响的碌碡声组成了一曲交响乐，震荡着大地，飞旋在太空。
　　这时，一位步履缓慢而又稳健的人向沟口走来。他那宽阔的额头和消瘦的面颊虽然有些苍白，但嘴角却含着欢乐的笑意：这浓郁的丰收气氛实在太诱人了，使他忘记了自己虚弱的病体，决心走出禁闭似的小屋，去领略一番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他，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党的骆驼”的任弼时。
　　离职休养，对他这个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花钱多的人来说，真不是个滋味。他不愿意让生命的每一分钟在无价值中度过。生病时，仍利用散步的机会，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下去，把意见要求收集上来，同时帮助老乡总结生产中的经验。似乎只有做了这些工作，他那锁着的眉头才会舒展开来。
　　任弼时走到打谷场上，人们都热情地向这位老邻居打招呼。他顺手抓住一把黄金般的谷粒，推在掌心细细观察后，便兴致勃勃地同打场的老乡们拉起话来。
　　“老赵，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些吗？”
　　“是啊！要比去年多收两成哩。”年过半百、体格健壮的赵占金乐呵呵地回答。
　　“今年为啥能多收两成，你们总结出什么经验了没有？”任弼时又问。
　　“这最重要的是数咱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得好，什么事情都为咱老百姓谋划到了，要咱组织变工互助，精耕细作，这咋能不多打粮食！”赵占金不假思索地回答。枣园村的史村长紧接着说：“咱枣园乡种的地，还多亏了咱公家人帮助。下种时，支援咱牲口，闹草荒时，书记处又组织干部、战士帮咱们锄草。今年这糜子、谷子比往年多锄了两遍，这多锄一遍就有一遍的成色。你看这谷穗穗、糜穗穗，拿到手里沉甸甸的。”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去年冬天政府就号召咱多积肥，所以，今年每亩地上的肥也比去年多。另外，老天爷也有照应，今年的雨水还算及时，没遇上什么天灾，这丰收还不是十拿九稳。”一位中年汉子也插上来说。
　　任弼时听了连连点头说：“大家说得都对。我看主要还是乡亲们齐心努力的结果。中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人心齐，泰山才能移嘛！人勤地也不会懒么。”
　　“你说得真对，现在务庄稼就要靠勤快。那二流子懒汉不改造，不管多好的地也多打不了粮食。”史村长附和着说。
　　任弼时看了看大家，笑道：“咱们新社会，就是教育改造人的社会。二流子改造好了，也会成模范的。生产要搞得更好，就得让每一个人把劲都使出来。毛主席说了，军民大生产还要继续搞，明年边区要打更多的粮食，支援前方，也要防备灾荒。咱们在今年丰收的基础上，再加一把劲，争取明年实现耕二余一，你们看行不行？”
　　“这保险能成。毛主席计划得一点不差。咱们秋收完，就动员男女老少多积肥，还要多拦羊，多喂猪。肥多就会粮多。再多种些冬麦，多开些荒地，耕种时再精细一些，明年准能大丰收。不光要完成耕二余一的任务，咱还要争取实现耕一余一哩。”史村长代表全村，像在会议上表决心一样，激动得脸都红了。
　　任弼时兴奋地说：“你们的办法很好。晚上有空，咱们再在一块合计合计。你们有什么良策妙计，有什么困难都要亮出来。计划劳力时，把我们中央机关的同志也要算上，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和我都要参加的。”
　　时间不早了，警卫员催促了几次，要任弼时回去休息。他只好同老乡们挥手告别。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一个骆驼的高大形象似乎又展现在人们眼前。他虽患重病，然而时刻没有忘记身上的重担，只要一息尚存，就会一声不响地向前走去。
　　叶剑英曾称赞任弼时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本版稿件由记者刘拴平 宗有智 李江峰 杜音樵 李欢 刘振振 郭子仪 周欣 惠杰 李梦圆 苏星星 冯一倩 采写 照片由记者 邓志宏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