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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运动在延安的诞生和发展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从延安发起，传播到各个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78年来，双拥工作的形式不断丰富，形成了军民共建的局面。延安人民继承和发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光荣称号。
双拥工作的早期萌芽
双拥工作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军队的建立逐步产生和发展的，是中国革命富有特色的取得胜利的法宝和重要的政治保证。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双拥工作的萌芽。先在黄埔军校设立特别支部，发起群众组织，宗旨就是“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工农兵大联合”“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
南昌起义使我党拥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双拥工作开始在根据地创立。在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向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后来又规定“六项注意”。通过一次一次地完善，到1929年最终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代表的是群众利益，成为红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本质标志之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迅速壮大红军队伍，部队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参军，使红军队伍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起来。
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曾提出，军民一致原则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这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开展双拥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双拥运动在延安的发起开展
双拥运动的兴起是有历史背景的。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约有7000余人；红军胜利会师后最后保留下来的兵力为3万多人。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保证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当地百姓缴纳公粮的任务加重。据统计：1937—1939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分别为1.4万石、1.6万石和5.2万石；1941年20万石，1942年16万石。仅有150万人的边区养活了10万公家人，加之人力负担、国债、边币发行引起的通货膨胀等要素使群众的负担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各自为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融洽、不协调的现象使得军民关系紧张，出现了战士向老乡借锅，老乡不借，还把锅沉到水塘里；到老乡家里做饭，老乡把烟囱堵起来的现象。
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边区和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进行座谈。在听取双方汇报后要求军地领导都要检讨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强调，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而两次雷击事件成了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1940年10月，清涧县农妇伍兰花因丈夫被雷电击死，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政府官僚横行”，被县保安科逮捕，送到延安拟审讯后交法院严惩。毛泽东得悉，请伍兰花来，当面了解情况。得知其家庭确实困难后，毛泽东指示：马上放人，派人带上公文护送其回家，讲明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为党和政府提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并向她赔礼道歉。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对这次逮捕事件作出深刻反省，组织部门对时任村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为群众服务的统统撤下来。
第二次雷击事件发生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直属各县市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从东南屋角穿入会议室的雷电击中身亡。同一天，在市场赶集的一位安塞农民拴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老农又哭又骂：“老天爷不睁眼，你咋不打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
毛泽东听说后，指示延安保卫部门不要处理骂人农民，反而要求大家搞清楚老乡为何产生不满和怨恨。强调指出，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这两次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如何处理好党政军民关系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七大前后，毛泽东曾四次提及“雷击事件”，他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
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决定随之也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分别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提出整政、整军、整民、整关（即整顿党政军民关系）的任务，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由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各级政府共同发起“拥军拥政运动月”。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每年旧历正月为军队“拥政爱民月”。
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的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把爱护与帮助军队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切实做好优待抗属工作，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规定每年春节前后，对边区驻军进行隆重的慰劳慰问。拥军公约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公布。解放日报同日还发表了林伯渠的文章《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当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拨出6.2万余元作为慰劳金，慰劳延安驻军、伤病员及抗属和退伍军人。
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规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 也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
在1943年的“拥军优属月”运动中，边区各级政府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部队同志参加，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检讨过去对军队认识不够、尊重不够、爱护不够的行为。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支援军队搞生产，借给生产工具，保障粮草供应。
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是延安时期双拥运动的重要文书。“双拥公约”的中心思想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核心在于人民。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为党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要把双拥运动作为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重大准则。从此，双拥活动成为我党我军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并制度化、经常化。
每年元旦、春节期间，政府和军队都把“双拥”作为一项活动、一项工作开展。
1944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重新公布。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也相继重新制定了“双拥公约”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从农历腊月二十日至正月二十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
1946年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发出《关于拥军工作的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把拥军优抗工作当作当年发展边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抓紧抓好，规定自1月13日至2月13日为拥军运动月，并对开展拥军运动月活动作了具体指示。
双拥运动的兴起改善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军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人民群众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意识根植于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心中。党群关系由敬鬼神而远之到老百姓给毛主席拜年敬献“人民救星”牌匾，形成了鱼水之情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共御外侮，赢得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转战陕北的全面胜利。
八年抗战，全国军民并肩战斗，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创造出一个个神奇战法，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解放战争期间，据统计，著名的淮海战役有150万民工，41万辆小推车支援战争。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陕甘宁边区人民在1948年至1949年中，动员支前担架2.17万副，支5.07万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另有1.4万余人加入地方干部队伍。
军民合力使人民解放军由长征到陕北时的3万人发展到1949年2月的350多万人。
双拥工作的传承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双拥”运动以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在全国各地发扬光大。
建国初期，延安各级政府对有地无劳力或劳力不足，又无力雇人耕种者的优抚对象，由政府组织群众帮助耕种。
20世纪80年代，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政府改优待劳动日为优待现金，照顾烈士和军属。民拥军的形式多以结对子形式送温暖。
被称为拥军妈妈的延川工人鲁玉莲为武警战士送温暖，解忧愁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1991年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新世纪被群众称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圣地红嫂”。
1992年，延安市获得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称号。1983年、1993年，纪念“双拥”运动40、50周年大会均在延安召开。2009年5月，延安城区迎宾大道更名为“双拥大道”。
在脱贫攻坚的活动中，延安军分区，确定了“一村一策、一户一法、一人一方”的帮扶思路，多措并举助力老区百姓脱贫致富。
延安市委、市政府每年召开党委议军会、军地联席座谈会等会议，为驻延部队解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13个县区均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局。每逢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延安市的领导都要看望老红军、老八路，慰问军人家属。
截至2020年，延安已9次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光荣称号，无愧于双拥运动发源地的称号。 （作者单位：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双拥工作的早期萌芽
双拥工作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军队的建立逐步产生和发展的，是中国革命富有特色的取得胜利的法宝和重要的政治保证。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双拥工作的萌芽。先在黄埔军校设立特别支部，发起群众组织，宗旨就是“建立军队与民众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工农兵大联合”“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口号。
南昌起义使我党拥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双拥工作开始在根据地创立。在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向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后来又规定“六项注意”。通过一次一次地完善，到1929年最终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代表的是群众利益，成为红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本质标志之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迅速壮大红军队伍，部队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参军，使红军队伍在短时间内迅速壮大起来。
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曾提出，军民一致原则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这为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开展双拥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双拥运动在延安的发起开展
双拥运动的兴起是有历史背景的。1935年，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约有7000余人；红军胜利会师后最后保留下来的兵力为3万多人。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为保证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当地百姓缴纳公粮的任务加重。据统计：1937—1939年边区政府征收公粮分别为1.4万石、1.6万石和5.2万石；1941年20万石，1942年16万石。仅有150万人的边区养活了10万公家人，加之人力负担、国债、边币发行引起的通货膨胀等要素使群众的负担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各自为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融洽、不协调的现象使得军民关系紧张，出现了战士向老乡借锅，老乡不借，还把锅沉到水塘里；到老乡家里做饭，老乡把烟囱堵起来的现象。
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边区和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进行座谈。在听取双方汇报后要求军地领导都要检讨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强调，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
而两次雷击事件成了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1940年10月，清涧县农妇伍兰花因丈夫被雷电击死，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政府官僚横行”，被县保安科逮捕，送到延安拟审讯后交法院严惩。毛泽东得悉，请伍兰花来，当面了解情况。得知其家庭确实困难后，毛泽东指示：马上放人，派人带上公文护送其回家，讲明她没有罪过，是个敢于讲真话、为党和政府提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并向她赔礼道歉。毛泽东要求工作人员对这次逮捕事件作出深刻反省，组织部门对时任村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为群众服务的统统撤下来。
第二次雷击事件发生在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直属各县市长联席会议，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从东南屋角穿入会议室的雷电击中身亡。同一天，在市场赶集的一位安塞农民拴在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击死。老农又哭又骂：“老天爷不睁眼，你咋不打死毛泽东？要打死我们家的驴？”
毛泽东听说后，指示延安保卫部门不要处理骂人农民，反而要求大家搞清楚老乡为何产生不满和怨恨。强调指出，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政策有毛病。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这两次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如何处理好党政军民关系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七大前后，毛泽东曾四次提及“雷击事件”，他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
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决定随之也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分别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提出整政、整军、整民、整关（即整顿党政军民关系）的任务，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由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各级政府共同发起“拥军拥政运动月”。
194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每年旧历正月为军队“拥政爱民月”。
1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的命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把爱护与帮助军队当作自己应尽的责任，切实做好优待抗属工作，确定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规定每年春节前后，对边区驻军进行隆重的慰劳慰问。拥军公约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公布。解放日报同日还发表了林伯渠的文章《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当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拨出6.2万余元作为慰劳金，慰劳延安驻军、伤病员及抗属和退伍军人。
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规定2月5日至3月4日为“部队拥政爱民运动月”。 也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了拥政爱民公约。
在1943年的“拥军优属月”运动中，边区各级政府举行了扩大的政务会议，邀请部队同志参加，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检讨过去对军队认识不够、尊重不够、爱护不够的行为。边区政府还动员群众支援军队搞生产，借给生产工具，保障粮草供应。
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是延安时期双拥运动的重要文书。“双拥公约”的中心思想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核心在于人民。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为党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要把双拥运动作为处理军政、军民关系的重大准则。从此，双拥活动成为我党我军特有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并制度化、经常化。
每年元旦、春节期间，政府和军队都把“双拥”作为一项活动、一项工作开展。
1944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拥军公约》重新公布。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也相继重新制定了“双拥公约”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从农历腊月二十日至正月二十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
1946年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发出《关于拥军工作的命令》，要求各级政府把拥军优抗工作当作当年发展边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抓紧抓好，规定自1月13日至2月13日为拥军运动月，并对开展拥军运动月活动作了具体指示。
双拥运动的兴起改善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军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人民群众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的意识根植于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心中。党群关系由敬鬼神而远之到老百姓给毛主席拜年敬献“人民救星”牌匾，形成了鱼水之情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共御外侮，赢得了保卫延安、保卫边区、转战陕北的全面胜利。
八年抗战，全国军民并肩战斗，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创造出一个个神奇战法，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解放战争期间，据统计，著名的淮海战役有150万民工，41万辆小推车支援战争。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陕甘宁边区人民在1948年至1949年中，动员支前担架2.17万副，支5.07万人参加人民解放军，另有1.4万余人加入地方干部队伍。
军民合力使人民解放军由长征到陕北时的3万人发展到1949年2月的350多万人。
双拥工作的传承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双拥”运动以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在全国各地发扬光大。
建国初期，延安各级政府对有地无劳力或劳力不足，又无力雇人耕种者的优抚对象，由政府组织群众帮助耕种。
20世纪80年代，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政府改优待劳动日为优待现金，照顾烈士和军属。民拥军的形式多以结对子形式送温暖。
被称为拥军妈妈的延川工人鲁玉莲为武警战士送温暖，解忧愁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1991年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新世纪被群众称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圣地红嫂”。
1992年，延安市获得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模范城称号。1983年、1993年，纪念“双拥”运动40、50周年大会均在延安召开。2009年5月，延安城区迎宾大道更名为“双拥大道”。
在脱贫攻坚的活动中，延安军分区，确定了“一村一策、一户一法、一人一方”的帮扶思路，多措并举助力老区百姓脱贫致富。
延安市委、市政府每年召开党委议军会、军地联席座谈会等会议，为驻延部队解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困难。
13个县区均成立了退役军人事务局。每逢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延安市的领导都要看望老红军、老八路，慰问军人家属。
截至2020年，延安已9次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光荣称号，无愧于双拥运动发源地的称号。 （作者单位：延安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