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有一个古铜色的水烟袋，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
　　水烟袋是黄铜材质，由烟杆、吸管、盛水斗、烟仓、通针、手托等部件构成。烟杆是活动的，大头细身。吸管较长较细，从前向后弯曲。烟袋的后置部分是一个能装烟丝的圆筒形容器，容器上面有一个能活动的半月形盖子。吸烟时，在盛水斗灌上净水，抽起来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父亲说，有水才能过滤烟油，才能避免将烟气中的杂质杂气吸入肚里。至于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从未考究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烟从水中过，烟味相对醇和，起码能减轻烟气对口腔的刺激。
　　父亲好烟。对父亲来说，饭可以不吃，烟不能不吸，一闲下来，水烟袋从不离手。儿时的记忆里，每次父亲吃完饭抽的第一锅水烟，多数都是由我来装烟丝的。虽然我的小手捏的烟丝团松散、不成形，甚至摁不进黄豆般大的烟嘴，但父亲还是喜欢让我“折腾”。我“折腾”够了，父亲才按照他的方法，捏团、装烟、点烟、吸食，一气呵成。每次看着父亲从嘴里吐出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划着银元般的小圆圈缭绕在我的眼前时，父亲醉了，我也笑了……
　　父亲何时有的水烟袋？我不清楚。父亲在世时我也从没问过。但我坚信一点，父亲一生钟爱的水烟袋绝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因为我从没见过爷爷抽水烟，即使有，也不会传给父亲。以我爷爷的性格，他绝不会让一个“烟鬼”当自己儿子的。
　　父亲一辈子很苦。八九岁时从李家过继到高家。旧社会，高家生活相对殷实，有骡马数十匹，牛羊基本成群，雇有长短工多人。可高家奶奶，也就是我的祖母却不添一丁。为了延续香火，我的高家爷爷便要了我的父亲，作为后续的掌门人。父亲从童年到青年从没有享受过高家爷爷的物质财富和任何庇护，学没上一天，苦没少下一次。平日里与雇工没有什么区别，吃的饭菜比雇工好不了多少。后来娶了我的母亲后，才真正成了高家的一员。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父亲经常带着驮队远走定边、靖边、横山一带贩盐。一去，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两个月。也就在那个时候，父亲学会了抽烟，偶尔还赌博。一次贩盐回来，驮队中少了一匹枣红色骡子。爷爷质问缘由时，父亲说途中遇到土匪，骡子受惊后摔下了悬崖。那个年代，外出做生意遇到土匪劫道是常有的事，爷爷也就信以为真，没再追究。可是事情过了好久，这个弥天大谎被当时随行的雇工“意外揭发”，父亲被暴脾气的爷爷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原来，父亲因为赌博输掉了一匹骡子，害怕回到家里无法向爷爷交代，便与长工订立攻守同盟。谁知一名雇工不小心说漏了嘴，才使谎言被揭穿。
　　我想，父亲的水烟袋也可能是在那个时期倒换或购置的吧。
　　父亲视水烟袋为宝物，时常不离手。有时也会作为“待客”的家什。每每家里来客时，父亲就会很自豪很礼貌地把水烟袋双手递给客人，客人也和父亲一样吸一阵子，再还给父亲。
　　吸水烟不同吸纸烟、旱烟，既费时又费火源。摁进烟嘴里的烟团只能吸几口，就被烧完。所以许多客人怕麻烦，意思几下便放下了烟袋。而父亲往往热情过度，执意让客人一直吸，使得客人甚为尴尬。
　　父亲抽不惯纸烟，总觉得纸烟没劲，偶尔也抽我拿回去的工字牌卷烟。水烟不好买，其烟丝是特殊加工的。农村门店几乎很少见到，一般都是通过熟人从外地购买。我清楚记得，父亲的水烟丝经常会“断货”。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心里就像猫抓一样，嘴里噙着旱烟锅，却不停念叨着水烟丝难买的事儿。我在西安服兵役时，曾多次到小东门里的小摊点买些水烟丝捎回家里孝敬父亲。而父亲却舍不得抽，把水烟放在他专用的小箱子里积攒起来，等客人来时才会抽，而平时脖子上总挂着旱烟袋。
　　父亲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进入老年后病情愈重。每遇天阴下雨、劳累过度时，腿脚迈不出寸步。疼痛难忍时，父亲一边呻吟，一边捶打着膝盖。停顿下来后，他就会拿起那水烟袋“咕噜噜，咕噜噜”抽一会。那时候，县乡医疗条件差，父亲也去医院看过多次，也找过许多偏方，但一直除不了病根。
　　病痛折磨着父亲，也折磨着我的心。我当兵后，时常惦记着父亲的病情。每调换一个单位，就会在区域内求医问药，也为父亲买过各种膏药膏贴，但都不太管用。而抽几口水烟也可能是父亲缓解痛苦的一种最好方法。
　　父亲活着的时候，闲了累了，愁了闷了，高兴了痛苦了，都要找个墙角抽一会水烟。母亲时常会对父亲发几句牢骚：“抽烟又不能替你干活，还呛人！”父亲总是说：“不抽这袋烟才没法干活呢！”
　　自从母亲离开人世后，父亲好像失去了精神支柱，人也一下子老了许多，经常孤独地坐在门槛上抽烟发呆，让人看得辛酸和悲凉！
　　父亲去世后，他那心爱的水烟袋也不见了。也许它和父亲一同去了遥远的地方。而那种“咕噜噜，咕噜噜”的特殊声音，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