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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史上的高峰，艺术战斗的经典
1945年4月22日，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陈赓挤在礼堂的窗台上。
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是歌剧《白毛女》的第一场演出。作为主创之一，时年20岁的贺敬之没有太多注意台上，相反，他更专注于台下。因为对于他来说，观众才是他的“主角”。
现场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贺敬之注意到，毛主席表情凝重。当台下传来“太阳底下把冤伸”的歌声时，毛主席的眼眶眶里面满是泪水……
“这个戏为我们穷人说出了心里话”
歌剧《白毛女》取材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村中的恶霸地主以讨债为名逼死父亲，抢掠回家，后来地主要续娶新人，想阴谋害死她。她设法逃到深山，一住多年，因缺盐少吃，全身发白。她常到奶奶庙去偷贡品，被村民看见称为“白毛仙姑”，世道变后，被八路军干部从山洞里解救出来过上了新生活……
在民间，“白毛仙姑”的传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根据传说，《晋察冀日报》记者、作家林漫（李满天）创作了小说《白毛仙姑》，寄给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也将这个故事带到延安，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重视。周扬提出把白毛女的故事改编成一部新型歌剧，作为向中共七大献礼的剧目。歌剧《白毛女》由此诞生。
歌剧《白毛女》先后在延安演出了30多场，场场爆满，一时成为延安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毛泽东在窑洞里与女儿李讷嬉戏时，有时会用浑厚的湖南腔调唱起：“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作家丁玲描述了《白毛女》演出时的情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
1945年9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演出盛况时写道：每演到最后一场斗争黄世仁时，台上喊打倒声不绝。
很多农民说：“这个戏为我们穷人说出了心里话。”
文艺可以攻心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除了“白毛仙姑”故事的传奇性，更多的源于艺术的升华。
在《〈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一文中，贺敬之写道：关于如何改编曾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作为“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但是，“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这就是“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一全新主题的提炼，使之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成了一个能反映时代变化本质的典型故事，一个新的中国故事。
人们渴望这种新社会。
“《白毛女》所揭示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为抗战结束之后的人民解放战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延安鲁艺文化园区主任、延安文艺纪念馆馆长刘妮说。
抗战胜利后，《白毛女》从延安演到了华北、东北乃至全中国，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2016年，延安广播电视台“文化延安 名家访谈”栏目组曾在北京采访贺敬之有关《白毛女》创作及演出的前前后后。贺敬之说，在华北一场给部队战士的演出中，下边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拿起枪来就要瞄准“黄世仁”，幸好被及时制止了。
1946年，杨成武将军特致信华北联大文工团：“怀来战役敌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带着《白毛女》所启发的仇恨和力量，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有你们文工团的一份功劳！”
在土改运动中，农民也是因为观看了《白毛女》，激发了斗争意识。
“炮火可以攻城，文艺可以攻心。”像《白毛女》这样，将艺术的影响力直接转化为精神力量乃至战斗力的作品，在世界文艺史上极为罕见。
永远的高峰
作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延安鲁艺在新秧歌运动中创作出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所塑造的喜儿、杨白劳、黄世仁等艺术形象如今已经超越了具体情境，成为一种“符号性”人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既是人们艺术欣赏的对象，也是人们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带着在延安被赋予的艺术灵魂，《白毛女》感染了一代一代的人。《白毛女》中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电影版的《白毛女》1951年3月首映后，于同年中秋节，在全国25个大城市的155家影院同时上映。据统计，一天的观众竟达47.8万余人，创下了当时中外影片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在1951年捷克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白毛女》荣获了38个特别荣誉奖中的第一个。
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最早推出了芭蕾舞版《白毛女》，松山树子扮演主角喜儿、清水正夫担任创作的《白毛女》，博得了日本人的好评。清水回忆道：“那天天气非常冷，但是现场人山人海，连补座都没有。”松山说：“谢幕的时候，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我看到前排的观众都流着眼泪，有的甚至大声地哭了起来，台上的演员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流着眼泪谢幕。”
1964年，上海市舞蹈学校排演了中国版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在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上进行公演，演出轰动一时。2005年，为纪念芭蕾舞剧《白毛女》诞生60周年，上海芭蕾舞团举办了“《白毛女》故乡行——从延安到上海巡演”活动。
如今，距离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已过去了76年，今天再看《白毛女》，她始终是矗立在新中国歌剧史上的一座高峰，是开天辟地的第一部。
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白毛女》的传奇印证着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是歌剧《白毛女》的第一场演出。作为主创之一，时年20岁的贺敬之没有太多注意台上，相反，他更专注于台下。因为对于他来说，观众才是他的“主角”。
现场不少人流下了眼泪。
贺敬之注意到，毛主席表情凝重。当台下传来“太阳底下把冤伸”的歌声时，毛主席的眼眶眶里面满是泪水……
“这个戏为我们穷人说出了心里话”
歌剧《白毛女》取材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村中的恶霸地主以讨债为名逼死父亲，抢掠回家，后来地主要续娶新人，想阴谋害死她。她设法逃到深山，一住多年，因缺盐少吃，全身发白。她常到奶奶庙去偷贡品，被村民看见称为“白毛仙姑”，世道变后，被八路军干部从山洞里解救出来过上了新生活……
在民间，“白毛仙姑”的传说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根据传说，《晋察冀日报》记者、作家林漫（李满天）创作了小说《白毛仙姑》，寄给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也将这个故事带到延安，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重视。周扬提出把白毛女的故事改编成一部新型歌剧，作为向中共七大献礼的剧目。歌剧《白毛女》由此诞生。
歌剧《白毛女》先后在延安演出了30多场，场场爆满，一时成为延安人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毛泽东在窑洞里与女儿李讷嬉戏时，有时会用浑厚的湖南腔调唱起：“人家的姑娘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
作家丁玲描述了《白毛女》演出时的情景：“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
1945年9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演出盛况时写道：每演到最后一场斗争黄世仁时，台上喊打倒声不绝。
很多农民说：“这个戏为我们穷人说出了心里话。”
文艺可以攻心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除了“白毛仙姑”故事的传奇性，更多的源于艺术的升华。
在《〈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一文中，贺敬之写道：关于如何改编曾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作为“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但是，“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仅把它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这就是“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一全新主题的提炼，使之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成了一个能反映时代变化本质的典型故事，一个新的中国故事。
人们渴望这种新社会。
“《白毛女》所揭示的‘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思想，为抗战结束之后的人民解放战争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延安鲁艺文化园区主任、延安文艺纪念馆馆长刘妮说。
抗战胜利后，《白毛女》从延安演到了华北、东北乃至全中国，极大地推动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的进程。许多战士把“为杨白劳报仇”“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刻在枪杆子上冲向战场。
2016年，延安广播电视台“文化延安 名家访谈”栏目组曾在北京采访贺敬之有关《白毛女》创作及演出的前前后后。贺敬之说，在华北一场给部队战士的演出中，下边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拿起枪来就要瞄准“黄世仁”，幸好被及时制止了。
1946年，杨成武将军特致信华北联大文工团：“怀来战役敌人兵力多于我军数倍，但我们的战士打得非常英勇顽强，因为他们刺刀尖上带着文化——带着《白毛女》所启发的仇恨和力量，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有你们文工团的一份功劳！”
在土改运动中，农民也是因为观看了《白毛女》，激发了斗争意识。
“炮火可以攻城，文艺可以攻心。”像《白毛女》这样，将艺术的影响力直接转化为精神力量乃至战斗力的作品，在世界文艺史上极为罕见。
永远的高峰
作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延安鲁艺在新秧歌运动中创作出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所塑造的喜儿、杨白劳、黄世仁等艺术形象如今已经超越了具体情境，成为一种“符号性”人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既是人们艺术欣赏的对象，也是人们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带着在延安被赋予的艺术灵魂，《白毛女》感染了一代一代的人。《白毛女》中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决定将久演不衰的歌剧《白毛女》改编成故事片搬上银幕。电影版的《白毛女》1951年3月首映后，于同年中秋节，在全国25个大城市的155家影院同时上映。据统计，一天的观众竟达47.8万余人，创下了当时中外影片上座率的最高纪录。在1951年捷克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上，《白毛女》荣获了38个特别荣誉奖中的第一个。
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最早推出了芭蕾舞版《白毛女》，松山树子扮演主角喜儿、清水正夫担任创作的《白毛女》，博得了日本人的好评。清水回忆道：“那天天气非常冷，但是现场人山人海，连补座都没有。”松山说：“谢幕的时候，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我看到前排的观众都流着眼泪，有的甚至大声地哭了起来，台上的演员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流着眼泪谢幕。”
1964年，上海市舞蹈学校排演了中国版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在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上进行公演，演出轰动一时。2005年，为纪念芭蕾舞剧《白毛女》诞生60周年，上海芭蕾舞团举办了“《白毛女》故乡行——从延安到上海巡演”活动。
如今，距离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已过去了76年，今天再看《白毛女》，她始终是矗立在新中国歌剧史上的一座高峰，是开天辟地的第一部。
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白毛女》的传奇印证着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