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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中央局、省、地、县的负责同志，纷纷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农业和农村首当其冲。正如邓小平1961年1月11日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所说，“农业方面，三年来有两年大自然灾害，1959年和1960年的灾害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们经过的黄河，曾经干枯到人可以徒步而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除了自然灾害，当然也有人为因素。这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搞得太猛了。这是人的方面的毛病。”
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3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迈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一步。《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并规定了12条措施，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其中附有《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在讨论这封信的会议上，毛泽东又专门对这篇文章作了逐节讲解。后来公开发表时毛泽东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
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的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发出的这个指示，实践上向全党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
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1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转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八字方针’主要是调整。调整，就是抓质量。我们不追求钢的数量，主要是把农业搞好，把日用品生产搞好，把设备维修好，把这几年发展的生产能力巩固起来，以便继续前进。”此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时期。
1961年起，全党上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中央领导人相继到基层调查。由于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调查的重点放在农村。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怀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1月25日晚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一路考察。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到基层。
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每次召开座谈会，他总是先耐心地解释说：“你们随便讲，不要怕，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公社化以来对公共食堂、供给制、自留地、集市贸易等问题的真实看法。
刘少奇在家乡湖南进行调研期间，除了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还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在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挨家挨户摸情况。随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促进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周恩来在河北邯郸等地调查，武安县伯延公社社员张二廷率直地反映了食堂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到张二廷家，坐在门槛上同他交谈，进一步了解实情。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煤炭和冶金工业座谈会，进行工业调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也分别到四川、广东、北京等地调查，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下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着党内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在充分调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以及“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农业和农村首当其冲。正如邓小平1961年1月11日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时所说，“农业方面，三年来有两年大自然灾害，1959年和1960年的灾害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们经过的黄河，曾经干枯到人可以徒步而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除了自然灾害，当然也有人为因素。这年11月1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搞得太猛了。这是人的方面的毛病。”
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1月3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经毛泽东改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迈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一步。《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并规定了12条措施，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审改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其中附有《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在讨论这封信的会议上，毛泽东又专门对这篇文章作了逐节讲解。后来公开发表时毛泽东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
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的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发出的这个指示，实践上向全党干部提出了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
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1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转变。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八字方针’主要是调整。调整，就是抓质量。我们不追求钢的数量，主要是把农业搞好，把日用品生产搞好，把设备维修好，把这几年发展的生产能力巩固起来，以便继续前进。”此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时期。
1961年起，全党上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中央领导人相继到基层调查。由于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调查的重点放在农村。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怀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1月25日晚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一路考察。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到基层。
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每次召开座谈会，他总是先耐心地解释说：“你们随便讲，不要怕，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公社化以来对公共食堂、供给制、自留地、集市贸易等问题的真实看法。
刘少奇在家乡湖南进行调研期间，除了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还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在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挨家挨户摸情况。随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比较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促进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周恩来在河北邯郸等地调查，武安县伯延公社社员张二廷率直地反映了食堂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到张二廷家，坐在门槛上同他交谈，进一步了解实情。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煤炭和冶金工业座谈会，进行工业调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也分别到四川、广东、北京等地调查，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下去，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着党内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在充分调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以及“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