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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虽然会议未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这次空前规模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过一年调整，形势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还有很多思想疑虑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七千人大会先将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发给各组讨论。这个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农村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刮“共产风”和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等缺点和错误。报告草稿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1月27日，刘少奇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口头说明。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坦诚地指出：关于国内形势，我们在经济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1959年到1961年工农业减产，导致人民吃穿用不足，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的缺点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关于“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些看法，使党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受到热烈欢迎。大会原定1月底结束，由于与会者纷纷表示还有许多话要说，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大会进入了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批评的阶段。与会者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从毛泽东到省委书记，都主动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
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他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的全体会上发言，提出要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陈云在陕西组的全体干部会上讲了话，重点是讲加强党内民主生活。
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会议仍肯定“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党的凝聚力，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进行了大量艰苦工作，推动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克服了困难局面。
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条例起草、修订、再修订的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全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开始一个又一个地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的错误。6月的修正草案取消了农民强烈反对的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9月，毛泽东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此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实施了22年。
党中央还采取重要步骤，对1957年以来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偏差进行不同程度的纠正。1962年4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随后，又提出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到1962年8月，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得到平反。关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在1959年国庆前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分批进行，到1962年大部分已摘去帽子。
这次空前规模的七千人大会，是在经过一年调整，形势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还有很多思想疑虑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七千人大会先将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发给各组讨论。这个报告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农村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刮“共产风”和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等缺点和错误。报告草稿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建设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1月27日，刘少奇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口头说明。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坦诚地指出：关于国内形势，我们在经济方面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1959年到1961年工农业减产，导致人民吃穿用不足，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的缺点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失误。关于“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些看法，使党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受到热烈欢迎。大会原定1月底结束，由于与会者纷纷表示还有许多话要说，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大会进入了充分发扬民主、开展党内批评的阶段。与会者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敢于揭露和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从毛泽东到省委书记，都主动承担责任，带头进行检讨。
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他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泽东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进一步认识。
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邓小平主要讲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周恩来讲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朱德在山东组的全体会上发言，提出要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陈云在陕西组的全体干部会上讲了话，重点是讲加强党内民主生活。
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会议仍肯定“三面红旗”，没有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但对待缺点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发扬民主和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增强党的凝聚力，对于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进一步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扭转经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全面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进行了大量艰苦工作，推动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克服了困难局面。
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在条例起草、修订、再修订的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全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开始一个又一个地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的错误。6月的修正草案取消了农民强烈反对的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9月，毛泽东提出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此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实施了22年。
党中央还采取重要步骤，对1957年以来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偏差进行不同程度的纠正。1962年4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随后，又提出对全国县以下的干部来个“一揽子”解决的办法。到1962年8月，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得到平反。关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在1959年国庆前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始分批进行，到1962年大部分已摘去帽子。
（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