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山花》编辑部发起“我们村”征文活动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编辑们多次打电话、发微信约我写文章。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文化人，我也理应写写自己的家乡了。
　　禹居村名与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
　　打开陕北地图，人们会发现陕北的村名，十有八九是缘“沟”“渠”“洼”“岔”“坪”“河”而起。只不过在众多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后，再加上居住者的姓氏，于是就出现了“高家沟”“方家湾”“贺家渠”“吕家河”“宋家川”这样一些村名。这些直裸裸的村名，说明了先民“画地为牢”般开荒拓地时的情形。而我的家乡禹居村却与众不同，相传它原来叫“庄坪”，史前英雄大禹治水时曾经路过此处，搭脚住了一宿，便匆忙赶往黄河肆虐的壶口治水去了。当地百姓为感念其德，便改村名为“禹居”。这个神采奕奕的名字，着实给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增添魅力。
　　禹居村在延川县的文安驿川，坐落在一条上连榆林、包头，下连延安、长安的古驿道上。它向西60华里是甘谷驿村，再向西140华里是延安城；向东10华里是文安驿村，再向东40华里是延川县城。这条古驿道是从延安到榆林之间的最便捷的通道，连接着古代陕北的南北交通。禹居村以西20华里蒿岔峪村禅梯岭上，有“延榆喉襟”之地“雁门关”。这个在延川、延长与宝塔区三县区交界处的“雁门关”，虽不比山西的“雁门关”有名，但也是陕北的著名关隘。
　　禹居村是由大禹居、小禹居、芋叶湾、方家湾、梁家沟五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长期以来是禹居公社与禹居镇的所在地。禹居镇前些年由于撤乡并村的原因“下岗”，成为文安驿镇的一个社区。作为行政区划的禹居镇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的历史地位却不容抹去。
　　禹居在延川县的西面，是延川县距延安城最近的乡镇。我小时候，延安经甘谷驿到延川县城的古驿道已经废弃了，延川到延安只有绕经永坪一条道。禹居人要去趟延安城，最合理的乘车路线是先去延川县城，再经永坪到延安城，这相当于走一个大弓背。当然，若要抄近道，也可以翻山赶60华里路到甘谷驿搭车进延安城，但那可是要迈开脚丫步走的。那时，每年秋季经常有脚夫们吆着大批牲灵，在禹居村歇过脚后经“雁门关”往南去了，脚夫们懂得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的道理。到20世纪90年代末，交通部门新修宝塔区与延川之间的210国道，才绕开永坪改走古驿道。不过，仍撇开山势险要的“雁门关”，走距此数十里外的樊家沟“芦草梁”。这样，得交通之便利的禹居村理直气壮地成为210国道上一个重要村庄。到2012年以后，国家新修延安到延川的高速公路时，终于在连接宝塔区与延川县的“雁门关”下打通隧道。高速公路的文安驿出口，距禹居村不足二三公里。交通的变化，折射出国家的经济发展。倘若国家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禹居村人不会想到高速公路竟能穿村而过，也不会享受高速公路带来的便利出行。
　　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复旦大学历史史图研究所翻阅过旧《延川县志》，想一探“禹居”村名的究竟。旧志上也记载仅是“相传”而已。至于村名起于何时、出于何辈，不得而知。
　　“上了梁家沟的坡，先生比驴多。”
　　因为古驿道穿村而过的原因，禹居村人见多识广，非常注重教育。禹居村的学校建得比较早，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禹居村就有完整的初级小学。禹居的学校就在禹居村靠近梁家沟一侧。它的原址是个古庙，延川旧县志记载它叫“龙泉寺”，是清朝早期建的一座寺院。我曾看一个资料，末代皇帝曾颁布过一道圣旨，兴办新型小学可以占用庙宇等公共建筑，这也许就是全国的学校多建在古庙里的由来吧。
　　禹居子弟多读书，但大多读不过梁家沟人。梁家沟在禹居行政村的最东头，它虽然叫“沟”，却在宽展展的川面上。梁家沟可是文安驿川有名的“文化村”，有着更为鲜明的文化个性。“上了梁家沟的坡，先生比驴多。”文安驿川百姓经常取笑梁家沟村，原因就是梁家沟读书人多、文化人多。梁家沟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硬话“：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娃娃上学”。与周边村子相比，这个单一姓氏的小村庄，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就有梁毓珍、梁乃彬、梁介宾、梁文德4位中共党员。这在文化相对落后的陕北，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要知道，当时全国才只有1万名中共党员。延川县走出的共和国少将高朗亭在《犹记当时烽火里》回忆录里，多次提及与梁家沟早期革命者的过密交往。陕北“闹红”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梁氏家族中的许多人都卷入“革命风暴”中，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多位烈士的事迹刊载到《中共延安党史人物》中。
　　梁家沟有人牺牲了，也有人进了城，享受胜利成果。全国解放后，梁氏家族在“门外”工作的人，几乎要占到本村人口的一半以上，仅西安一地就有十几户梁家沟人。我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是，梁家沟的老人们过年时总能收到“门外”的汇款。赶集来上川人们总是感慨唏嘘：“还是要好好念书，书念好了，就够吃一辈子了！”事实上，这些汇款是梁家沟人的脸面，也是接济生活的重要方式。21世纪初，梁家沟的祖宗陵园被县里规划进工业园区与高效农业示范区中。梁家沟的后人们迁陵时惊奇地发现，先人的坟茔里竟然挖出7个“顶子”。“穿袍子，戴顶子”，“顶子”是古代读书人的身份象征，这些出土文物进一步确证了梁家沟的文化特点。
　　我的祖父梁乃森当过禹居学校的“先生”，也在全国解放之初担任过禹居小学农民校长。我的二伯父梁士全，小学就是在禹居小学就读的。他从禹居村开始读书，一直走到大上海，长期担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政委。他晚年回忆上三、四年级时，曾步走到延安城大砭沟参加过陕甘宁边区的一次大型集会。二伯父无限感慨地说：“我这辈子最感谢你爷爷供我上学，尽管当时家穷，但你爷爷设法供我上学了！”父亲关于上小学的记忆是这样一番景象：“我小时候，你爷爷是禹居小学的农民校长。他经常动辄闯到教室拉我下地干活。秋天霜冻后拔黑豆，手冻得都张不开……”秋天霜后拔黑豆的经历，应该是父亲少年时代最痛苦的经历，否则他的记忆会如此深刻？
　　荧荧灯光下，曾是禹居子弟们苦读的剪影
　　我上小学时，禹居学校已经成为“带帽”的七年制学校了。它核心部分仍是这座古庙，也叫“中院”。当时，古庙的基本轮廓还有保留，一个典型的四方形院子里，靠北平台上的大殿，那是一年级的教室；左右两侧的厢房，是二、三年级的教室；南面建在高处的房子，是个大戏台。南面房子东西两侧的耳房，据说是钟楼与鼓楼。禹居学校以这个古庙为核心，在左右与上下两侧新修了几排窑洞，就构成完整的校园空间“。中院”一年级门口的平台，是学校师生大会的天然主席台。因此，学校广播通知开会，一定是到中院开会。
　　也许因为缺教师的缘故，禹居学校的低年级大多采取复式班教学。我所在的二年级与四年级就是一个复式班，老师在上语文、算术等主课时，半节课给四年级讲，半节课给二年级讲，这样我经常可以伸直脖子听四年级的课程。因为是教师子弟，加上学习不错，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有较多上台机会。二年级时，我第一次怯生生地登上主席台，操着奶声奶气的童声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过言，表过学习的决心。我上二年级时，也被抽到班级文艺队，准备“六一”的文艺演出。因为脚气病的原因，我被父亲领到县城治病去了，错过表演的机会。这件事造成我少年时代的心理阴影，我后来一提起唱歌就紧张，导致直到现在仍然五音不全。回头再想，倘若二年级时我能参加一次文艺演出，也许能够成为一名活泼好动的男孩，而不是整天爱玄思冥想的好静少年。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可能影响人的发展，尤其在童年与少年可塑性极强的年代。
　　“文革”时期，“开门办学”是禹居学校的常态。我读三、四年级时，学校搞“开门办学”，打发学生们“访贫问苦”，走访老贫下中农，统计生产队的牛羊驴骡，对比新旧社会的“牛羊驴马”。这样的教育更像是一种“游戏”，让我们这些孩子的心更野了。课本知识不让学了，新来的女老师开始给我们讲故事，每天上课时都要念革命故事。这些红小兵小将如何同搞破坏的“地富反坏右”斗智斗勇的故事，至少训练了孩子们组织故事的能力。
　　禹居村虽在川道，但通电却很晚。大概是1975年夏天，学校还组织师生学习梁家河村挖沼气池，以解决照明问题。我们这些小孩是主要的劳动力，但因技术不过关，沼气池最后也没有使用。“文革”结束后，农家子弟又可以通过考试升学成为“公家人”。禹居学校高年级学生上晚自习时的照明工具，就是学生们自制的煤油灯。一到夜晚，教室里油灯闪闪，学生们又开始苦读了。1978年夏季学期，延川县教育局组织初二尖子生选拔考试，禹居学校有4名学生考到延川中学，我便是其中之一。从此，我进入延川中学读完初中与高中。
　　禹居学校最红火的时期，是我父亲担任教务主任的那个阶段，学校的各项工作走在许多乡镇学校的前列。1982年，父亲也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到延川县教育局教研室当了主任。我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完成小学教育，进入延川中学上学了。再后来，禹居的小学与中学完全分离，禹居小学搬到河对岸的大队部里，禹居中学则置换到更高位置办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禹居中学是整个禹居镇以及周边乡镇农家子弟完成初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学校，也是延川县一所重要的乡镇初级中学。这所学校虽不能说最好，但也中规中矩，承担着它所具有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后期，刚从延川县城关小学副校长岗位上退下来的父亲，与母亲回到老家梁家沟居住。那时，禹居村多位“门外”工作的干部，纷纷选择回村生活。父亲是位教师，回村后基本上是承担着“乡绅”角色，经常帮助村里处理一些大事难事。每年寒暑假回老家，我与父母交流的除了亲情外，更多是村里的变化。父母是我与家乡联系的重要纽带，而家乡则成为我观察社会的重要基点。
　　21世纪之初，禹居中学撤消了，禹居镇只保留一个禹居小学。这个禹居小学一时间还很红盛，全镇的孩子都挤到这里了。再后来，禹居镇并入文安驿镇，中国基层神经末梢一级的各个单位，也全部合并到县里去了。禹居镇撤消了，大量人口开始流失了。大约2010年左右，父亲伤心地告诉我，在“撤点并校”中把禹居小学也撤消了。
　　希望能再听到禹居学校的琅琅读书声
　　一座乡村学校的关闭，意味着乡村文化根脉被连根拔起。禹居小学的撤消，导致禹居子弟们到哪里上学，家长就要跟到哪里打工，又进一步倒逼了乡村的空心化。这对于我的直接后果就是，每年新学期到来时，远方亲戚们总会设法找到我的父母，让我这个长期在延安工作的教师，帮助他们的儿女甚至孙儿孙女们到延安上学。看到禹居乡亲期盼的目光，我往往是动心的，但我的能力毕竟太有限了，许多禹居子弟只能在延安城的边缘上徘徊。
　　这些年来，进城农民的子女就学问题深深地刺痛着我，也困扰着我。我虽无唐代大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襟，但还有知识分子的基本情怀。基于此，我在2018年的市政协提案中，专门提交了《关于切实解决好进城农民子女就学问题的几点建议》。我以为，进城青年农民的最大困惑就是子女就学无法保障。孩子上不了学令他们苦恼，孩子上不了好学校也令他们烦恼。每个学龄儿童的背后，都有一个期盼孩子成长的家庭。要稳定进城农民的心，首先要解决好其子女的就学问题，使他们能真正享受到教育公平的阳光雨露，也使他们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当然，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有统筹兼顾的科学思维，一方主导，多方推动，下大力气，落在实处。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进城农民就会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一路前行，风雨无阻。
　　在此提案中，我还呼吁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调研，回望与总结“撤点并校”工作。即哪些地方的“撤点并校”工作是合理的，哪些地方的“撤点并校”工作是盲目的。对于当初因考虑不周而“撤点并校”的乡镇小学要逐步恢复，对于因发展产业而发展起来的新型乡镇要及时科学布点，重新设立幼儿园与小学，把农民稳在当地发家致富。农民在当地脚踏实地地搞大棚蔬菜、养殖业、山地果园，毕竟容易成功，而不至于悬浮在城市之中，仍为生存问题奔波。各县区的基础教育工作，要与多方联动，形成合力，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我自认为这个提案有根有据，也说到点子上了。但是，有关部门的答复却相当敷衍。看起来，这些问题绝不是写一两件提案就能解决的。
　　这些年，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有力推进，得交通便利优势的禹居村的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县里在禹居建起LED天然气净化厂，大力发展大棚菜等设施农业。与此同时，大量偏僻村落的人口集中搬迁而来，禹居村又开始红火起来了。然而，偌大的禹居还是没有一所小学，学龄儿童的家长们每年仍然要跑县城、到延安，给孩子们找学上。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乡村振兴自然是关键。2021年，我国由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均成立了“乡村振兴局”，这意味着伟大的乡村振兴工程开始启动了。我希望在这个浩荡东风的召唤下，家乡禹居以及像禹居一样的陕北乡村都能恢复重建学校，让乡里的孩子们能就近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