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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特色和启示
回顾我党、我军的外语教育史，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筚路蓝缕、顺势而为、特色鲜明、效果显著，为我党、我军学习国外先进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开展国际交往活动，取得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积累的丰富外语教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外语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特色
（一）中共中央顺势而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一个先进的政党和一支先进的军队总是善于吸收外来先进事物为其所用，外语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自然不可或缺。我党、我军从成立伊始就重视外语教育。早在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办的通信专业培训，包括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和红四方面军的通信训练队都把英语列为业务基础课程。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外语人才的培养显得重要而迫切。第一，我党、我军尚处于发展初期，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革命经验和革命理论，需要用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发展自己。第二，为了打破当时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特别是新闻封锁，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与正义力量的支持与援助，我党、我军需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第三，为取得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在军事装备引进、军事谈判、战场喊话、书写外文标语传单、改造战俘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外语教育，外语教育在延安时期文化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延安大学成立之初，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就强调，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由此可见，外语教育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重要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外语教育，当时的外语师资十分匮乏，他们经常关心解决教员问题，推荐自己身边懂外语的工作人员到相关院校任教。
（二）服务革命中心工作，教学机构灵活多样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紧紧围绕不同阶段的革命中心工作展开。语言就是战斗力。1938年成立的军委二局日文训练班是我军创建的第一个外语专业培训机构。基础日语教学也相继在敌工干部培训班、抗日军政大学、日本工农学校开展。延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为了加强与苏联的交往与合作，俄文讲习社、讲习班陆续开办，主要培养急需的专业翻译及马列著作编译人才。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成立，其中设有俄文系。1941年12月1日，延安抗大三分校改名为延安军事学院，由五个编队组成，俄文队是其中之一，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有30人。延安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系统设有俄文科，负责俄语教学工作。后来，在俄文大队和俄文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军委俄文学校。抗战后期，中国敌后战场在对日作战中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美国领导人的关注，延安与美国的交往日益增多。此外，随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一些国际友好人士也奔赴延安，对红色延安进行援助和宣传。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和对外语人才的新要求，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委俄文学校扩建为包括俄文系和英文系的延安外国语学校，以加强外语人才的培养，满足国际交往和外籍人士在延安工作的需求。延安时期外语教学机构的不断发展完善体现了外语教育应有的现实性、针对性，最终应服务我党我军大政方针的理念。
（三）学制方法灵活多样，教材编写贴近现实
延安时期，自然条件艰苦，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层层重兵封锁“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不断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党、我军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外语服务革命中心任务的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面向战场、外交、译介等方面，致力培养素养高、应用能力强的实用外语人才。第一，学制灵活。为保证正常的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学制没有硬性规定。俄文讲习班、讲习社多采取临时性教学模式，军政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在职学习。延安大学俄文系首期招收学员80余名，1942年底，其中的十几名学员被挑选编入中央军委俄文学校继续学习，其余学员则按本人志愿转入别的学校学习或直接参加工作，1943年初，延安大学俄文系停止招生。抗大三分校俄文队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的延安外国语学校，从成立之初的1941年到1945年8月，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里，除参加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外，学员学习时间为三年左右。第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1941年12月20日的《解放日报》刊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院的决定》中指出，“认真研究教课内容和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按照这一精神，针对人才需求、教学对象和当时的教学条件，注重学员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翻译教学，通过中外语言对比翻译，让学员快速掌握语言基础阶段知识，满足基本工作需求。针对有一定外语基础的学员，教员也会采用研究探究型教学法，发挥学员主观能动性，以学员为主导，加强外语交际能力和笔头翻译能力的培养。第三，教材内容紧贴实际。延安时期，教学资源十分匮乏，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供借鉴和使用。当时的教员队伍针对任务需求，大胆创新，精心设计，自编教材。教材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源于外文书报，如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等，有些教员将自编的延安生活、抗战故事等译成外文，也编入教材。这些材料内容鲜活，紧贴当时时政，受到学员欢迎，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培养革命外语人才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十分重视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过硬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决定条件。1941年12月20日的《解放日报》刊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院的决定》中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工作为主。专门课程应占50%，文化课应占30%，政治课应占20%。”不管在临时性的外语讲习班，还是在正规的外文系和学校，都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重要地位，确保培养政治合格的外语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培养的外语人才以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合格的政治素养在外交、文化交流和外语教学和研究等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启示
（一）着眼新时期外语教学要求，确立多元的外语教学目标
延安时期外语教育基于革命中心任务，培养专门的敌工、外交和翻译人才。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语教育应服务“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发展战略，应以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和国际交流能力为目标，体现外语教育工具性、人文性和创新性的特点，让学习者以语言为工具，掌握相关学科知识，适应国家需求，服务社会发展。
（二）助力外语能力提升，创新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
延安时期的课程设置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训练，突出提高外语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内容，实用性强，学用一致，虽然学制短、条件差，但大多数学员能够进行日常会话和一般的口译和笔译工作。今天，我国外语教育条件极大改善，但却存在“费时低效”和“高分低能”的现象。为改变这一现状，应创新课程设置。针对不同阶段的外语教学，分模块、分层次、分专业设置课程。分模块，即分为技能、专业和文化三个模块，其中技能模块又可细分为：听、说、读、写、译。分层次，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初级层次的课程主要以打牢语言技能基础为目的；中级层次的课程主要以提高语言技能水平，拓展知识面为目的；高级层次的课程主要以提高国际专业学术交流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为目的。分专业，即分为通用外语课程与专业外语课程。学生按照自己的水平、兴趣、专业，自主选择课程，以满足自身的学习、工作等实际需求；而教师则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因材施教。
（三）注重实用与适用，科学编配教材与教学资料
外语教材是为学习者提供语言输入的重要渠道，教材不仅包括系统知识，还会决定学习者的学习方法。延安时期的外语教材结合实际，反映时代，符合学习者的需求，对我们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在教材以及教学资料的编写上，应注重真实语言材料的应用，同时兼顾分模块、分层次、分专业教学的原则。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应遵循分模块编写的原则，即分为语言技能模块、专业模块、外国文化模块三类。在选择语言材料时，应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的“真实性”，以提高学员的实际应用能力。
（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新时代合格外语人才
毋庸置疑，外语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传授语言、文化知识，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但同时外语教育也是国家文化、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铸魂育人的重任。为此，我们首先应发扬我国外语教育，尤其是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优良传统；其次，在国家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将弘扬和培育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写入各级外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实践环节，要发挥好外语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材编写等环节，要努力发现契合点和切入点。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
一、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特色
（一）中共中央顺势而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
一个先进的政党和一支先进的军队总是善于吸收外来先进事物为其所用，外语作为重要的交际工具，自然不可或缺。我党、我军从成立伊始就重视外语教育。早在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开办的通信专业培训，包括红一方面军的无线电训练班和红四方面军的通信训练队都把英语列为业务基础课程。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外语人才的培养显得重要而迫切。第一，我党、我军尚处于发展初期，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革命经验和革命理论，需要用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发展自己。第二，为了打破当时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特别是新闻封锁，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与正义力量的支持与援助，我党、我军需要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活动。第三，为取得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在军事装备引进、军事谈判、战场喊话、书写外文标语传单、改造战俘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外语教育，外语教育在延安时期文化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延安大学成立之初，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就强调，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由此可见，外语教育在当时的重要地位。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重要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外语教育，当时的外语师资十分匮乏，他们经常关心解决教员问题，推荐自己身边懂外语的工作人员到相关院校任教。
（二）服务革命中心工作，教学机构灵活多样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紧紧围绕不同阶段的革命中心工作展开。语言就是战斗力。1938年成立的军委二局日文训练班是我军创建的第一个外语专业培训机构。基础日语教学也相继在敌工干部培训班、抗日军政大学、日本工农学校开展。延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为了加强与苏联的交往与合作，俄文讲习社、讲习班陆续开办，主要培养急需的专业翻译及马列著作编译人才。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延安大学成立，其中设有俄文系。1941年12月1日，延安抗大三分校改名为延安军事学院，由五个编队组成，俄文队是其中之一，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有30人。延安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系统设有俄文科，负责俄语教学工作。后来，在俄文大队和俄文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军委俄文学校。抗战后期，中国敌后战场在对日作战中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美国领导人的关注，延安与美国的交往日益增多。此外，随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一些国际友好人士也奔赴延安，对红色延安进行援助和宣传。面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和对外语人才的新要求，1944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军委俄文学校扩建为包括俄文系和英文系的延安外国语学校，以加强外语人才的培养，满足国际交往和外籍人士在延安工作的需求。延安时期外语教学机构的不断发展完善体现了外语教育应有的现实性、针对性，最终应服务我党我军大政方针的理念。
（三）学制方法灵活多样，教材编写贴近现实
延安时期，自然条件艰苦，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层层重兵封锁“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不断扩大，因此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党、我军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外语服务革命中心任务的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面向战场、外交、译介等方面，致力培养素养高、应用能力强的实用外语人才。第一，学制灵活。为保证正常的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学制没有硬性规定。俄文讲习班、讲习社多采取临时性教学模式，军政干部利用业余时间在职学习。延安大学俄文系首期招收学员80余名，1942年底，其中的十几名学员被挑选编入中央军委俄文学校继续学习，其余学员则按本人志愿转入别的学校学习或直接参加工作，1943年初，延安大学俄文系停止招生。抗大三分校俄文队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的延安外国语学校，从成立之初的1941年到1945年8月，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里，除参加生产劳动和军事训练外，学员学习时间为三年左右。第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1941年12月20日的《解放日报》刊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院的决定》中指出，“认真研究教课内容和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按照这一精神，针对人才需求、教学对象和当时的教学条件，注重学员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翻译教学，通过中外语言对比翻译，让学员快速掌握语言基础阶段知识，满足基本工作需求。针对有一定外语基础的学员，教员也会采用研究探究型教学法，发挥学员主观能动性，以学员为主导，加强外语交际能力和笔头翻译能力的培养。第三，教材内容紧贴实际。延安时期，教学资源十分匮乏，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供借鉴和使用。当时的教员队伍针对任务需求，大胆创新，精心设计，自编教材。教材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源于外文书报，如当时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等，有些教员将自编的延安生活、抗战故事等译成外文，也编入教材。这些材料内容鲜活，紧贴当时时政，受到学员欢迎，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四）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培养革命外语人才
延安时期的外语教育十分重视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过硬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决定条件。1941年12月20日的《解放日报》刊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院的决定》中规定“，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工作为主。专门课程应占50%，文化课应占30%，政治课应占20%。”不管在临时性的外语讲习班，还是在正规的外文系和学校，都将思想政治教育置于重要地位，确保培养政治合格的外语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培养的外语人才以过硬的专业素养和合格的政治素养在外交、文化交流和外语教学和研究等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启示
（一）着眼新时期外语教学要求，确立多元的外语教学目标
延安时期外语教育基于革命中心任务，培养专门的敌工、外交和翻译人才。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外语教育应服务“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发展战略，应以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和国际交流能力为目标，体现外语教育工具性、人文性和创新性的特点，让学习者以语言为工具，掌握相关学科知识，适应国家需求，服务社会发展。
（二）助力外语能力提升，创新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
延安时期的课程设置强调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训练，突出提高外语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内容，实用性强，学用一致，虽然学制短、条件差，但大多数学员能够进行日常会话和一般的口译和笔译工作。今天，我国外语教育条件极大改善，但却存在“费时低效”和“高分低能”的现象。为改变这一现状，应创新课程设置。针对不同阶段的外语教学，分模块、分层次、分专业设置课程。分模块，即分为技能、专业和文化三个模块，其中技能模块又可细分为：听、说、读、写、译。分层次，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次。初级层次的课程主要以打牢语言技能基础为目的；中级层次的课程主要以提高语言技能水平，拓展知识面为目的；高级层次的课程主要以提高国际专业学术交流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为目的。分专业，即分为通用外语课程与专业外语课程。学生按照自己的水平、兴趣、专业，自主选择课程，以满足自身的学习、工作等实际需求；而教师则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地因材施教。
（三）注重实用与适用，科学编配教材与教学资料
外语教材是为学习者提供语言输入的重要渠道，教材不仅包括系统知识，还会决定学习者的学习方法。延安时期的外语教材结合实际，反映时代，符合学习者的需求，对我们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在教材以及教学资料的编写上，应注重真实语言材料的应用，同时兼顾分模块、分层次、分专业教学的原则。在教材内容的编排上，应遵循分模块编写的原则，即分为语言技能模块、专业模块、外国文化模块三类。在选择语言材料时，应最大限度地保证语言的“真实性”，以提高学员的实际应用能力。
（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新时代合格外语人才
毋庸置疑，外语教育的中心任务是传授语言、文化知识，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但同时外语教育也是国家文化、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铸魂育人的重任。为此，我们首先应发扬我国外语教育，尤其是延安时期外语教育的优良传统；其次，在国家层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将弘扬和培育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写入各级外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实践环节，要发挥好外语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教材编写等环节，要努力发现契合点和切入点。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