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在窑洞里做手术

　　王斐
　　从1969年到1976年，约有28000多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延安插队落户。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深受陕北老乡尊敬的赤脚医生——他就是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孙立哲。直到今天，当地老乡依然对他念念不忘。
　　一句玩笑走上悬壶济世行医路
　　1969年1月17日到达延安后，在进村的路上，老乡随口一问：“有没有医生？”同伴史铁生指着孙立哲调侃地一答：“他是医生，祖传的。”一句玩笑把孙立哲推上了赤脚医生之路。在接下来的近十年时间里，孙立哲在简陋的窑洞中，做了3000余例手术。当年风靡延川的《延川十唱》中的第一唱就唱的是孙立哲“：一唱孙立哲，赤脚好医生，天天出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
　　插队到村里的第二天，农民高天亮遍寻上门来找知青替母亲看病。老太太窝在炕上发着烧，脸上鼓着一个红色的肿包，发热、发冷，满脸红斑，疼得龇牙咧嘴直叫唤。知青们手忙脚乱地翻着《农村医疗手册》查阅对症，最后孙立哲得出了结论——“丹毒”。于是，大伙便把从北京带来的阿司匹林、抗生素、红糖都拿了出来，吃药后老太太两天就痊愈了，但脸上的鼓包还在。后来经过询问和查阅，才知道老太太脸上的红斑叫“血管瘤”。
　　其实，老太太患的是“斑疹伤寒”，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北京知青们带来的氯霉素歪打正着，正是对症的特效药。知青们将随身带来的药用完后，又凑钱在公社买了氯霉素注射液，一个多月后，村里得了“斑疹伤寒”的病人几乎全都治好了，这个好消息在山川迅速被传开来。这场漂亮的伤寒抗击战，让孙立哲从老乡们感激的面容和话语中享受到难以形容的成就感。老乡们的信任和期待让当时迷茫、郁闷、失落中的孙立哲产生了神奇的力量，找到了久违的自尊，夜以继日地开始学习针灸等医学知识。
 　 羊圈里起家的合作医疗站
　　当年，根据毛泽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指示，以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为主体的新兴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迅速推广开来。1969年4月，在村民的推选下，孙立哲、杨柳青、冯国发等5人在村口的旧羊圈办起了关家庄村合作医疗站，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之后，又陆续有人通过互帮互学加入了医疗站的队伍。村民们3角、2角的凑出了30多元作为医疗站的启动资金，根本无法维持医疗站的正常运转。知青们便想方设法主动筹集资金为老百姓买药治病，让老乡们不花钱、少花钱治病。
　　为了减轻社员们买药治病的负担，1973年，孙立哲带领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办起了土药房。他们自己动手，在3孔窑洞里用高粱秆子蒙上透明塑料布，建立了无菌室。制药时，先在里面用福尔马林熏蒸进行空气消毒。消毒后，工作人员钻进去既闷热又辣眼睛。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孙立哲和其他赤脚医生们生产出了输液常用的液体，还生产了复方柴胡注射液、板蓝根注射液等10余种中草药针剂。
　　土药房全靠孙立哲找来的有关制药的书籍，设备和原材料也全靠他到处“化缘”。先后有了生产去离子水的离子交换树脂，生产蒸馏水的蒸馏器、冷凝管，封瓶口的压瓶盖机，制作药片的压片机，加工中药的小铡刀、药捻子，各种规格的筛子、箩，专门用来摇水丸的大箩筐等。为了确保药品生产质量，他还曾委派其他人到延安制药厂学习。在制药师傅的帮助下还因陋就简的制作了很多土设备。
　　后来孙立哲又从中药厂请来了一位老药工，在老药工的指导下又生产了很多中成药，如大山楂丸、保和丸等，丸、散、膏、丹都做过。有一次，孙立哲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块沉香木，老药工拿着这块沉香木像得了宝贝一样高兴得不得了。老药工说，沉香是一种非常非常贵重的药材，很难买到，有了这味药，我们又可以制作好几种新药啦。在制药的同时，医疗站还种植了许多中草药，有杜仲、黄芪、党参、板蓝根等。
　　制作出的所有药品也都要经过严格实验后才开始大批量生产。土药房越办越红火，各种自制的注射液和口服药不但满足了关家庄公社33个大队的需求，还向全县其他赤脚医生供应。自制药品使社员的医药费减免了很多。由于工作量巨大，孙立哲在1973年秋冬，先后在医疗站举办了赤脚医生学习班和赤脚医生大学，自己编教材，通过互教互学，结合临床实践进行快速培训，使参训的70多名赤脚医生基本上都学会了防治一般常见病，学会其他医疗技术，并在这基础上组织了巡回医疗队。到1975年，关家庄医疗站被命名为“合作医疗总站”，此时医疗站已发展到10人，看病不仅限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还包括眼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做的手术也不仅局限于普通外科，还涉及了泌尿外科、妇科、产科等多个科室的领域。
　　巡回医疗路漫漫
　　孙立哲和医疗站的名气越来越大，外地赶来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村里很多家户都成了临时的病房，给关家村的村民带来了不少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孙立哲萌生了“走出大队，方便群众”，建立巡回医疗的想法，这样不仅方便了外地群众就医，还可以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当地的赤脚医生。1975年春，巡回医疗正式开始。巡回医疗队一般选择在有大手术的村里落脚，每到一地，外村、外县甚至外省赶来等待看病的老乡早已挤满了窑里窑外，有的甚至等了两三天。医疗队总是赶不上吃饭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原定的巡回日期总是拖了一天又一天，有时不得已只能连夜“潜逃”。
　　在一次连夜赶往康家村大队的路上，途经一片枣树林时，突然从树林里蹿出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咚”一声跪在医疗队的面前，孩子的一只眼睛被圆柱状突起的肉瘤顶出来，医院都不肯收治，只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求孙立哲。这种病叫“视网膜母细胞瘤”，手术时因眼底微细血管多止血困难，很难活着下手术台。孩子父亲说，孩子凶多吉少，没有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里，治不好他们立刻就走，绝不给孙立哲留下不好的名誉。孙立哲犹豫片刻后还是决定收下孩子，并且连夜在康家村大队做了手术。手术中由于血流太多孩子突然没了心音，孙立哲和助手们止血的止血、照明的照明，找热水的找热水，一阵手忙脚乱之后，孩子终于缓了过来，并顺利完成了手术，孙立哲和助手们一直在孩子跟前守到天亮。
　　1974年2月，医疗队巡回到关家河大队时，永坪公社一个叫张桂花的婆姨翻山越岭找到孙立哲。她脖颈旁长了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瘤，被村里人取笑为“双头人”。她患病已经16年了，8年前接受过治疗，当时医生给她开了刀，但因渗血严重没切瘤子就又给缝上了，还告诉她这瘤子长得不是地方没法切。几年后她又到县医院治疗，但因交不起400元的押金再次放弃了。听说孙立哲是“神医”，不但技术好还花钱少，便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求医。孙立哲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回到医疗站后他认真查阅资料，和助手们反复研究病情、讨论手术方案，很快便在窑洞里实施了大手术。经过8个多小时惊心动魄的手术，终于将已经伸入胸骨后的“大脑袋”成功摘除了。最后一算账，病人只花了27元。
　　白天看病、晚上手术，巡回医疗队靠着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方土法，用最低廉的成本为群众解除病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使医患关系像乡间的亲戚一样淳朴。
 　 窑洞“神医”美名传
　　在农村，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什么病都得治。一位老乡在放炮的时候，把一片骨头炸到颅骨里了，如果不及时取出来必然危及生命。送到城里肯定来不及，于是孙立哲直接开颅，取出了骨头碎片。还有一位老乡在打坝时被钢钳砸中肚子，疼痛难忍，但表面并没有伤口，在没有透视设备的条件下，立即被孙立哲诊断为肠穿孔，必须马上进行手术，否则会形成腹膜炎，危及生命。果然，一打开腹腔，肠内粪水在腹中到处流淌，稍有耽误后果将不堪设想。家属看到孙立哲切出来的烂肠子时，惊奇地说：“孙立哲的眼窝比城里的透视镜还厉害。”
　　有一次，村支书的婆姨因胃穿孔情况非常危险，根本来不及去医院，对孙立哲来说，这台手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当时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孙立哲让冯香负责量血压、脉搏，每5分钟报告一次。胃切开后，和事先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活体组织的解剖和死人的不一样，病人的肠子先鼓出来，就得赶紧往里面压，同时一点点捋着找胃在什么地方，最后终于在胃小弯处找到了穿孔，赶紧缝上。就在缝完最后一针以后才发现那一天医院里站满了人。手术成功了！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一次不能退缩、没有选择的挑战。也是孙立哲在赤脚医生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他和伙伴们的技术迅速成长。
　　1974年的一天，一个患肾上腺癌的米脂农民拄着棍子一路乞讨着来到医疗站，来的时候人已经快不行了。孙立哲当下就决定给他做手术。由于没有检查设备，情况比他们预先估计的严重得多，瘤子和同侧的肾粘连成一体，连接处的血管密如蛛网，像红蚂蚁一样突突地跳。看到这种情况，助手们都害怕了，建议孙立哲原封不动地缝起来，打发病人回去，孙立哲也不用担什么风险。孙立哲一听就恼了：“胡说！我的风险怎么敢和病人的性命相比？我作为医生连这点风险也不敢冒，那成什么人？做！”于是就开始剥离。剥离的难度真是太大了，那么多的血管都要处理，一不小心血就冒出来了，有一次刚点了一下，血喷出来直射到窑顶上，原来准备两个小时完成的手术，整整做了13个小时。13个小时的手术后，孙立哲又以休息为借口，在隔壁抽了一袋自己的血（他是O型血）准备输给病人，病人被感动得号啕大哭，助手们也被感动得直掉眼泪。
　　低廉的价格、显著的效果使窑洞“神医”的美名像插上翅膀一样，飞出关家庄、飞出县城和延安，每天都有很多外乡、外县、外市甚至外省的人们慕名前来求医。
　　再回“故乡”看亲人
　　2004年10月14日，孙立哲和当年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延川县关家庄村。当天，得知消息的1000多名乡亲们早早就来到村口迎接。村民们扭起大秧歌，把整个村头围得水泄不通。秧歌欢腾、锣鼓喧天，“欢迎赤脚医生”“热烈欢迎亲人回家”的大红横幅挂了一条又一条，乡亲们像欢迎久别的亲人一样纷纷上前簇拥着，双手紧握、热泪两行……从村头到医疗站短短的一公里路，孙立哲却走了1个多小时，有人称赞道：“这是人民的节日啊！”走在当年熟悉的乡间小道上，大家感慨万千、喜极而泣。
　　在当年的合作医疗站门口，孙立哲用陕北话向老乡们问好，向乡亲们表示感谢，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念着关家庄，想念着黄河岸边淳朴、善良的乡亲们。你们曾经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困境中携手走过难忘的青春岁月，延川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几十年以后，我们发现这儿的岁月所凝聚的价值观历久弥新，在我们面临两难选择时，使我们能够坚守底线、坚守自己。”在这个他曾经奋战了无数个昼夜的医疗站门口，孙立哲再次背起当年的医药箱，对着镜头含蓄微笑。
　　是的，谁为老百姓做了事，谁就被老百姓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