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世界格局进行划分的思想。“三个世界”划分的提出，表明中国外交思想的重大转变，对于推动我国20世纪70年代外交工作的大突破，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早在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就提出了中间地带有两部分和两个第三世界的认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1970年6月，在会见索马里政府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谈话时，首先提出了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即建立一条从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美国的统一战线，以抗衡当时霸权主义野心日益膨胀的苏联。在同欧洲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表示希望欧洲能够强大和团结。他认为，这对于保证西方和东方的安全都是有利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毛泽东于1974年2月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初次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毛泽东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他的这段话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点是：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三个世界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些发达国家,既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又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在取得独立以后，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根据这一划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在与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展开斗争时，注意联合威胁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反对更加危险的苏联霸权主义。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由邓小平任团长,是毛泽东的提议。这次特别会议是为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而召开的，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大会专门讨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思想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他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赞同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目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张和合理的改革建议。他最后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保证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对外政策的稳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继续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而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打下了基础。
　　（供稿：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