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春（1973年）
李增春（2021年）
王文明（右，1969年）
王文明（2021年）
北京知青在劳动中（资料图片）
北京知青在读书（资料图片）
　 编者按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宝塔，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与精神标志。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止一次在宝塔山下留过影。第一次留影时，您或许天真烂漫，抑或青春花季；可再次在宝塔山下留影时，您或许已经出走半生，归来已非少年。岁月沧桑，那过去的和现在的照片，已然定格着您与宝塔共同成长的美好记忆。
　　即日起，本报“悦读”周刊特策划推出“宝塔记忆”栏目，讲述您与宝塔、与延安的不解之缘。
　　与此同时，我们也向广大读者发出栏目线索征集邀请。若您有兴趣，可将您或家人、朋友以宝塔山、延河大桥、延河为背景拍摄的新、老照片的电子版原图，并附带1000字之内的与照片相关的回忆性的文字或随感一并发送至我们编辑部的投稿邮箱yarbbjbgk@163.com，来稿请在邮件主题处注明“宝塔记忆”字样，我们将予以刊发。
　　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延安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
　 李增春
　　凡是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学习的同志，都要来到延河大桥的河堤旁拍照留念。1969年夏天，我曾手搭在延河大桥岸边的水泥护栏上，以宝塔山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宝塔山周围植被稀少，黄土裸露。延河水是黄色的，其中含有大量的泥沙。当时，由于市民取暖做饭用的是有烟煤，所以天空是灰色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我在延安已经生活了50年了。50年后的今天，我也从当年的意气风发小伙子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年来，宝塔山变绿了，大桥变宽了，河水变清了，天空变蓝了！宝塔、大桥、延河水和天空，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如今，我更加热爱这座城市了，她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
　　青春如昨王
　 文明
　　1969年元月7日，我从北京火车站登上知青专列，赴革命圣地延安插队。四天后，我来到延安碾庄公社双田大队。
　　当年，我们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来到这个贫穷的小山村。小山村没有电，还要自己做饭，自己磨面。
　　为了不让远在北京的父母担心，知青们就商量着一起去延安，去宝塔山下留个影，然后把照片邮寄给父母。当年，碾庄到延安没有公交车。我们几个知青就从碾庄翻山徒步走到桥沟鲁艺教堂。即便走到了这里，离延安城还有5公里路程。我们边走边哭，走累了就休息一会，终于走到了宝塔山下。
　　拍完照片之后，我们再次步行返回碾庄，回到队里已是深夜。为了拍出这张珍贵的照片，我的脚磨出了血泡。这张照片，我也一直珍藏保存至今。
　　从来延安插队算起，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近50年了。三年前，为了照顾孙女，我和爱人从延安返回北京城生活。但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今年夏天回延安办事，我再次以宝塔山为背景，拍了一张照片，带回北京城，闲暇之时拿出来看看，作为留念。因为那里，定格着我的青春。
　  我记忆中的一个农村工作队队长
　 孙仲荷
　　我从小喜爱文学作品，尤其喜爱农村题材的小说。因此，我虽在北京城里长大，却很向往农村生活。没想到，这种异乎寻常的情结，竟成为我日后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农村广阔天地的动力。
　　我是在黄陵县太贤公社某大队的一个小小自然村插队的，全村总共二十几户人家百十口人。由于该村及整个大队的经济比较落后，因而成了上级帮扶的对象。县上几乎每年都派工作组进驻我们村子，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重点突出的问题。
　　我对工作队的概念并不陌生，早就从诸如《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小说中了解了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工作队都是执行党的中心任务的重要组织。而且其作为一种较有成效的工作方式，至今还在沿用。因此，很难说它是哪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总的来说，我对工作队的印象是正面的，对工作队队员的印象是良好的。而这种印象，又在日后与工作队的接触中，不断得到了印证。
　　这年秋后，我们村又来了一个工作队。不过这个工作队很小，只有两个人。它从严格意义上说，应该叫工作组。但村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习惯,口口声声称它为工作队。
　　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姓李。我见村民们称他为老李，便也如此称呼。老李是个年近四十的中年人，他虽长得又黑又瘦，却很有神采，言谈举止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精干。确实像一个魄力十足而又成熟干练的革命干部，这就使我对他产生了几分敬意。我后来才知道，他虽看似严肃却平易近人，与人谈话近情近理，几句话就能消除人的紧张感，从而一下子把你的心与他的心拉近。他还很重视知青的作用，说知青是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一定能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作出贡献。这样，知青们也就把他当成了知音，无不乐意协助他工作。这就使这个小小的工作组很快有了一个坚强的外围。
　　他们这次来，主要任务是抓形势教育和民兵训练。原来当时正值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为防止两国冲突继续扩大，全国都在积极紧张地备战。
　　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我们大队也成立了民兵连。民兵连规定，无论男女，18岁以上为基干民兵，35岁以上为普通民兵，由工作组组织他们进行训练。
　　按照工作组的布置，民兵们在村周围挖了战壕，在村中打了防空洞，在全村场院的窑背上设置了报警器。报警器乃是一面大鼓。工作组规定只要此鼓一响，民兵们就要紧急集合，准备投入战斗。这样一来，全村立刻就有了战时的气氛，不免人心惶惶，不知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就会打起来。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张组长带着我和几个大队干部突击检查二队的战备情况。谁都不知张组长是怎么想的，也不知他随身带了许多鞭炮，更不知他要在我们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乎意料地进行一场近乎实战的演练。只见他突然在通往二队的道路上，走几步就放一个鞭炮。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这鞭炮声显得那么清脆。当我们走到村口的时候，他索性将剩余的鞭炮成串点燃。这一阵紧似一阵噼啪声，又多么像疯狂扫射的机枪。紧接着，他又从身上摸出十几个雷管，用导火索穿一个点一个扔一个。这一连串的响声，又多么像爆炸的迫击炮弹。这偌大偌长偌杂的响动，不但会给沉睡乍醒的人们造成战争爆发了的错觉，就连我都惊得头皮发麻，满心惊恐，至今难以忘怀。
　　果然，就在张组长得意之时，村里已经乱作一团。孩子哭，大人叫，简直闹翻了天。此时，二队长也被蒙在鼓里。他已来不及击鼓，只是拼命地吹着口哨，招呼着民兵紧急集合。但民兵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好长时间才集合完毕。张组长一看手表，刚好四十分钟，不由皱起了眉头，训诫了二队长几句。二队长连连检讨自己的失误，而张组长却把手一挥，说到群众家看看去。
　　我们一行逐门逐户地看望了村民。只见他们有的还在收拾逃难用的东西，有的还没有从惊恐中缓过劲来，有的正在哄着娃娃重新入睡，大多数人已恢复了常态。张组长一边抚慰着大家，一边讲解着这次演习的意义，要大家以后一定要临危不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沉得住气。
　　对于这场近乎荒唐的闹剧，张组长既未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何不妥，别人也未对此有过非议，仿佛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是的，只有这样，才符合那个特殊时代的行为逻辑。
　　自此，张组长发现了我队民兵训练工作的差距，开始有计划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个实干家，又是军人出身。经过他的一番努力，还真的把我们这群乌合之众，训练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战斗集体。他不但教会了我们列队、射击、投弹等军事要领，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来达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最为难得的是，他还有效地培养了这支队伍的纪律性，使其进退行止虽不能说整齐划一，但也有了起码的规范，以致连当过兵的人都说还能看得过去。我相信，如果有敌军来犯，这支队伍还真能抵挡一阵。在最后的实弹射击考核中，多数人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我只拿了个良好，张组长显然不太满意。他说若按我平常训练中的表现，拿个优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民兵训练工作结束后，工作组刚要撤走，又接到了主持我村整党建党的任务。这样一来，我们又与工作组相处了一段时间。这时，张组长的威信已经很高。因为他不但工作能力极强，而且能够以身作则，非常廉洁自律。群众都说他具有当年老八路的作风，我更是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那次整党建党的重点，一是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二是对党员队伍进行必要的“吐故纳新”。当时，张组长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曾几次找我谈话，要我申请加入党组织。而我却总是说：“我村其余的6名知青也很优秀，是否能够先考虑他们？”他见我如此通情达理，便对我更加看重，许多工作问题都主动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对他也知无不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为他的工作很是出了一把力。
　　当我们依依惜别的时候，他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不断追求进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转眼之间，40年过去了，而我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但我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并相信自己一定会在有生之年实现这一夙愿，以不负他对我的厚望与期待。
　  下井捞桶
　 熊和生
　　我们村的井水，在塬上来说，算是最好的。
　　解放前，有一个连的国民党部队驻扎此地，都没有喝干过此井的水。我们的井有几十米深。时间长了，掉到井里的桶多了，就需要人下井里去捞。
　　可高原上，喝水都困难，更别说会游泳的了。乡亲们曾经找人下井，可是没人敢下去。
　　“我下！”我自告奋勇。
　　老乡不让我下井，怕知青出事。
　　我再三要求，同学们也一再吹嘘我的水性，最后，老乡们终于同意了。
　　他们先用一根长长的井绳把一个长梯子斜插于井底，便于下去的人站在梯子上打捞井底的水桶。他们还准备了一面镜子，将太阳光反射到井底，便于井下的人能看得见东西。虽说是夏天，他们还准备了白酒，说是等到捞桶的人从井底上来的时候，喝点白酒驱寒。社员们在另一根井绳的末端拴了两个圈，让我把两条腿伸进去，再把我的腰拴在绳子上。捆牢后，他们慢慢把我往下放。得益于高原的土质，除了井口是石板外，井壁都是黄土本身。我被慢慢放到了水井的最底下，离水面还有两三米时，感觉井内豁然开阔。井壁似烧杯形状。水面有一个客厅大小，像一个小水池。上面的人用镜子反射下来太阳光，使在井中的我看东西看得十分清楚。我站在梯子上，用竹竿捞了一会儿桶，觉得挺安全。可过了一会儿，我觉得用竹竿打捞太费劲，便准备解开绳子，游到井边去找水桶。上边的社员为了安全，坚决不让我解开绳子。会游泳的我没管那么多，腰上的绳子一解，腿上的两个圈很容易就褪下来了。我沿着井边游了两圈，把找到的木桶吊了上去。捞完东西之后，我又把两条腿伸进绳圈，再把腰上的绳子一系，上边的人把我从井里拉到地面。虽然是夏天，从井底上来之后，我还是感到特别冷。面对社员递过来的酒，我也没有客气，一大口喝了下去，可身上还是瑟瑟发抖。
　　从那以后，社员们对我下井的“英勇”行为特别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