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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更加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的传统习俗,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整个广场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花山诗海”。在痛悼周恩来的同时,人们还喊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最强音。4月4日(农历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200多万人次。当天,南京、郑州、杭州、西安等城市都出现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活动的高潮。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会议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
  4月5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走,异常气愤,同奉命维持秩序的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严重冲突。
  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集中表现,它的实质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鲜明地体现了人心的向背,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月9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短短九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认识到“现在不能再等待了”。经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支持,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开怀畅饮,神州大地一片欢腾。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它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起了重要作用。党和人民在经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供稿: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