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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时期的毛泽东与中国民主同盟
张卓雅
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策，争取第三方面的力量，毛泽东与中国民主同盟开展了大量的交往活动，保持密切合作的态度与亲密友好的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对一党训政的否定，是对旧有的政治秩序的破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主题之一，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体现了国共力量在政治上的互为消长。中国民主同盟响应这一主张，在政治上、舆论上给以共产党明确支持，为推动重庆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重庆谈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可是执政的国民党却依然没有准确地判断出这一时刻的到来。5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欧战已经结束，太平洋的战争，最多不过延长一年。”可见，对于日本的投降，国民党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而远在陕北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却以惊人的政治嗅觉对战后中国的未来做出了必要的准备。8月4日，毛泽东致电李时念等人：“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一个月后，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将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一个非常时刻，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在这场决定中国走向的斗争中★就处抗于战非常胜特利殊后的中地国位的。政治形势——重庆谈判的背景
战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国内，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国内时局的特点既存在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危险和局部内战的既成事实，又存在着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和可能。一方面，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措手不及，因准备不充分尚没有能力和条件发动内战。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对立刻发动全面内战心存顾虑，一是他不敢违背广大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二是共产党发出明确警告，坚决反对内战。中共坚持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这一主张是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报告的结尾之处呼吁：“ 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是多党制政府，这一构想是中共在考虑第三方面反应的情况下提出的，最大程度代表了第三方面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共期望通过这一主张“吸引”“影响”第三方面的力量，从而孤立国民党，获得优势。9月24日，张澜在重庆主持召开各党派和民主人士400余人参加的集会，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拥护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这一主张一经提出，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赞誉，其中民盟的响应最为有力。民盟由一开始的犹豫徘徊很快转变为公开支持，两次发表政治主张并与中共结下政治盟友关系。第一次是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这标志着中共与民盟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正式建立了统一战线。
第二次是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发表的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新年文告，民盟在中共的支持下，重申“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对中共来说是有利的。国共矛盾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上升为了国内主要矛盾，得到美帝国主义强大支持的国民党固然强大，但是共产党深得民心，以民盟为代表的各中间党派倾向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主党派”的称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削弱，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衰落，美苏成为两个世界一流超级大国，世界逐渐过渡到以美苏对峙为代表的两极格局的时代。二战以后，美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积极推行其全球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冷战甚至局部战争的政策。美国在1943年初制定了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基本对华政策，企图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进而利用中国控制整个远东以及亚太地区。中国抗日战争一结束，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但在当时中国国情下，不得不避免内战，于是美国督促蒋介石用正式谈判的办法诱骗中共。为保证二战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与安全，苏联关于二战后中国前途的主张和美国一样，力主国共和谈，不赞成中国内战。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公开承诺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可见苏联是根据自己对外利益的需要来调整对华政策的。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国外形势对中共不利，美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支持蒋介石，与蒋介石合作；苏联多少支援过中国东北，但始终以自身利益作为调整与国共关系的最高标准。
★ 重庆谈判时中共与民盟的政治合作
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43天谈判。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仅有的一次正式见面，因此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重庆谈判期间，民主党派人士在认清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后，全面转向支持中共，积极建言献策，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有利于中共取得主动权，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时，中国的中间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于1941年3月，成立时的名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党二字，以便无党派人士参加。民主同盟主要有有三党三派组成，是一个复杂的多成分政党，一度以第三方面力量自居于中国的政局中。
8月28日，在蒋介石三次电邀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乘坐美军飞机赴重庆谈判，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中外记者也纷纷赶到进行现场采访。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建立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通过这个书面谈话，表明了中共的谈判主张，不仅打消了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谈判态度的困惑和疑虑，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党派向中共靠拢，为中共与民主党派建立亲密的联合斗争关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与民主党派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协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会见、看望民盟领导人。在抵达重庆后的第三天，即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分别访晤王昆仑、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柳亚子。下午，毛泽东专程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接着向张澜解释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的《对当前时局的宣言》的主要内容，还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生产、教育情况、社会面貌。在谈话中，张澜对毛泽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的诚意。他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9月2日上午10时，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到上清寺桂园商谈，提出八点原则性意见，其中涉及民主党派的有以下两条：第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第二，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设午宴回请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参加宴会的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特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等。席间，中共与民盟双方深入研究并讨论了国内局势，中共进一步宣传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并通报了国共两党此时的谈判情况。毛泽东一到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宴毕，毛泽东应特园主人之请，在纪念册上题写“民主在望”四个字留念，并说，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9月11日晚，毛泽东在桂园设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申府等民主党派人士，对近日来国共谈判的最新进展情况再次进行了介绍,并征询意见。第二日，毛泽东在桂园会晤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再度就团结协商问题与之交换意见。
9月14日《新华日报》刊出章伯钧的谈话，表明了他支持中共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他指出，“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他强调，“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的原则，但其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的特殊利益的保留”。
9月15日，毛泽东特地赶至特园与张澜长谈，在张澜卧室向他介绍和谈近况，透露了谈判的初期成果和面临的分歧，二人就如何维护谈判成果进行了深入协商。张澜推心置腹地表示：“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张澜还对毛泽东说：“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并赞扬张澜。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刊出《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郑重提出，“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他还声明：“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一。”
9月25日，柳亚子“以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资格”发表《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专门就国共谈判中关于举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发表一整套意见，表示完全赞成并愿意支持中共的原则立场。
10月1日至12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讨论研究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提出的设想与中国现实之可能。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政协代表团抵达重庆后，专程拜访张澜交换意见。24日，沈钧儒等人致函蒋介石，要求停止武装冲突。30日，张澜致函国、共两党政协代表，要求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毛泽东曾指出，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时，中间势力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可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由此可见，在国共两之间，作为第三方面力量的民盟，在重庆谈判期★间的重历庆史谈作用判是的不政可治低影估响的。和历史意义
重庆谈判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一全新的背景下，关于国共两党力量重新划分的一次谈判。蒋介石之所以敢三次公开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是因为蒋介石背后由美苏两大国的支撑，日占区变为国统区，国共两党的力量变化对蒋十分有利；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应邀这一假和平谈判，是因为此时中共的部队，几乎已经达到国民党部队的相同数量。从整个重庆谈判的过程来看，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共军队数额问题，即解放区问题，双方都明白根据地的重要性，保持着同样的清醒，因此得到暂时维持现状的结果。但是从民盟对中共的公开支持来看，毛泽东为中共做了很好的政治宣传工作，为日后中共与民主党派联合对抗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中共“和平建国”的方针已经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重庆谈判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未来的走向。
重庆谈判本质上是一党专政与联合政府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公开而正式的一次较量。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没有直接参与谈判，而是做了大量统战活动，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流和协商：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合理的建议；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民主党派的情况和想法。毛泽东在重庆与民主党派的交往推动了国内和平力量的凝聚与发展，这并不亚于周恩来和王若飞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共正是凭借联合政府这一主张赢得民主党派的支持。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最大程度体现民盟的政治利益，而民盟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的就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由此可见，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某种意义上已经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指日可待，当时中国的政治力量将发生更为明显的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形势下，中国的政党政治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和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三种类型组成。在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中，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为作为第三方面对他们势力强弱的转变形成了至深的影响。民盟坚持抗战与和平方式争民主的政治追求使它彻底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最终选择接受与它有着共同政治愿景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施对它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重庆谈判纪实》《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作者就读于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中国共产党历史专业）
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策，争取第三方面的力量，毛泽东与中国民主同盟开展了大量的交往活动，保持密切合作的态度与亲密友好的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是对一党训政的否定，是对旧有的政治秩序的破坏，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主题之一，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体现了国共力量在政治上的互为消长。中国民主同盟响应这一主张，在政治上、舆论上给以共产党明确支持，为推动重庆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重庆谈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可是执政的国民党却依然没有准确地判断出这一时刻的到来。5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欧战已经结束，太平洋的战争，最多不过延长一年。”可见，对于日本的投降，国民党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而远在陕北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却以惊人的政治嗅觉对战后中国的未来做出了必要的准备。8月4日，毛泽东致电李时念等人：“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一个月后，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
胜利后的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将目光一下子聚焦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这一个非常时刻，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力量在这场决定中国走向的斗争中★就处抗于战非常胜特利殊后的中地国位的。政治形势——重庆谈判的背景
战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国内，主要矛盾由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国内时局的特点既存在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重危险和局部内战的既成事实，又存在着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和可能。一方面，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措手不及，因准备不充分尚没有能力和条件发动内战。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对立刻发动全面内战心存顾虑，一是他不敢违背广大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二是共产党发出明确警告，坚决反对内战。中共坚持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这一主张是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报告的结尾之处呼吁：“ 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是多党制政府，这一构想是中共在考虑第三方面反应的情况下提出的，最大程度代表了第三方面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共期望通过这一主张“吸引”“影响”第三方面的力量，从而孤立国民党，获得优势。9月24日，张澜在重庆主持召开各党派和民主人士400余人参加的集会，抨击国民党一党独裁，拥护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这一主张一经提出，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吸引力，得到各界进步人士的赞誉，其中民盟的响应最为有力。民盟由一开始的犹豫徘徊很快转变为公开支持，两次发表政治主张并与中共结下政治盟友关系。第一次是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这标志着中共与民盟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正式建立了统一战线。
第二次是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发表的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新年文告，民盟在中共的支持下，重申“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对中共来说是有利的。国共矛盾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上升为了国内主要矛盾，得到美帝国主义强大支持的国民党固然强大，但是共产党深得民心，以民盟为代表的各中间党派倾向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民主党派”的称谓，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帝国主义阵营严重削弱，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衰落，美苏成为两个世界一流超级大国，世界逐渐过渡到以美苏对峙为代表的两极格局的时代。二战以后，美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积极推行其全球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冷战甚至局部战争的政策。美国在1943年初制定了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基本对华政策，企图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进而利用中国控制整个远东以及亚太地区。中国抗日战争一结束，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但在当时中国国情下，不得不避免内战，于是美国督促蒋介石用正式谈判的办法诱骗中共。为保证二战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与安全，苏联关于二战后中国前途的主张和美国一样，力主国共和谈，不赞成中国内战。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公开承诺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可见苏联是根据自己对外利益的需要来调整对华政策的。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国外形势对中共不利，美国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支持蒋介石，与蒋介石合作；苏联多少支援过中国东北，但始终以自身利益作为调整与国共关系的最高标准。
★ 重庆谈判时中共与民盟的政治合作
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了43天谈判。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仅有的一次正式见面，因此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重庆谈判期间，民主党派人士在认清蒋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后，全面转向支持中共，积极建言献策，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有利于中共取得主动权，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时，中国的中间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于1941年3月，成立时的名称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党二字，以便无党派人士参加。民主同盟主要有有三党三派组成，是一个复杂的多成分政党，一度以第三方面力量自居于中国的政局中。
8月28日，在蒋介石三次电邀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乘坐美军飞机赴重庆谈判，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在九龙坡机场迎接，中外记者也纷纷赶到进行现场采访。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建立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通过这个书面谈话，表明了中共的谈判主张，不仅打消了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共谈判态度的困惑和疑虑，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党派向中共靠拢，为中共与民主党派建立亲密的联合斗争关系奠定了基础。
为了与民主党派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协商，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会见、看望民盟领导人。在抵达重庆后的第三天，即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分别访晤王昆仑、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柳亚子。下午，毛泽东专程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拜访民盟主席张澜。毛泽东向张澜转达朱德对老师的问候，转达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接着向张澜解释了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的《对当前时局的宣言》的主要内容，还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生产、教育情况、社会面貌。在谈话中，张澜对毛泽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的诚意。他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啊”“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9月2日上午10时，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到上清寺桂园商谈，提出八点原则性意见，其中涉及民主党派的有以下两条：第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第二，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设午宴回请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参加宴会的有民盟负责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特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等。席间，中共与民盟双方深入研究并讨论了国内局势，中共进一步宣传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并通报了国共两党此时的谈判情况。毛泽东一到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宴毕，毛泽东应特园主人之请，在纪念册上题写“民主在望”四个字留念，并说，道路尽管曲折，前途甚是光明。
9月11日晚，毛泽东在桂园设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申府等民主党派人士，对近日来国共谈判的最新进展情况再次进行了介绍,并征询意见。第二日，毛泽东在桂园会晤黄炎培、沈钧儒等民主党派人士，再度就团结协商问题与之交换意见。
9月14日《新华日报》刊出章伯钧的谈话，表明了他支持中共的一贯立场和主张，他指出，“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他强调，“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的原则，但其实现之先决条件在以全国政治能真正民主化，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的特殊利益的保留”。
9月15日，毛泽东特地赶至特园与张澜长谈，在张澜卧室向他介绍和谈近况，透露了谈判的初期成果和面临的分歧，二人就如何维护谈判成果进行了深入协商。张澜推心置腹地表示：“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张澜还对毛泽东说：“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毛泽东欣然采纳，并赞扬张澜。18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刊出《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郑重提出，“今日商谈内容，似应随时公诸国人，既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可得国人共商国是之实”“所作成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他还声明：“吾人虽不获事前参与，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诸公留意者一。”
9月25日，柳亚子“以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资格”发表《解决国是问题的最后方案》，专门就国共谈判中关于举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发表一整套意见，表示完全赞成并愿意支持中共的原则立场。
10月1日至12日，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认真讨论研究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提出的设想与中国现实之可能。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政协代表团抵达重庆后，专程拜访张澜交换意见。24日，沈钧儒等人致函蒋介石，要求停止武装冲突。30日，张澜致函国、共两党政协代表，要求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双方停止军事行动。
毛泽东曾指出，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时，中间势力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可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因素。由此可见，在国共两之间，作为第三方面力量的民盟，在重庆谈判期★间的重历庆史谈作用判是的不政可治低影估响的。和历史意义
重庆谈判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一全新的背景下，关于国共两党力量重新划分的一次谈判。蒋介石之所以敢三次公开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是因为蒋介石背后由美苏两大国的支撑，日占区变为国统区，国共两党的力量变化对蒋十分有利；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应邀这一假和平谈判，是因为此时中共的部队，几乎已经达到国民党部队的相同数量。从整个重庆谈判的过程来看，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共军队数额问题，即解放区问题，双方都明白根据地的重要性，保持着同样的清醒，因此得到暂时维持现状的结果。但是从民盟对中共的公开支持来看，毛泽东为中共做了很好的政治宣传工作，为日后中共与民主党派联合对抗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中共“和平建国”的方针已经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重庆谈判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未来的走向。
重庆谈判本质上是一党专政与联合政府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公开而正式的一次较量。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没有直接参与谈判，而是做了大量统战活动，与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流和协商：一是交流政治见解，并从中吸取合理的建议；二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争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三是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大后方以及民主党派的情况和想法。毛泽东在重庆与民主党派的交往推动了国内和平力量的凝聚与发展，这并不亚于周恩来和王若飞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共正是凭借联合政府这一主张赢得民主党派的支持。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最大程度体现民盟的政治利益，而民盟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的就是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由此可见，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某种意义上已经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指日可待，当时中国的政治力量将发生更为明显的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形势下，中国的政党政治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和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三种类型组成。在错综复杂的国共关系中，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为作为第三方面对他们势力强弱的转变形成了至深的影响。民盟坚持抗战与和平方式争民主的政治追求使它彻底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最终选择接受与它有着共同政治愿景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施对它的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年谱》《重庆谈判纪实》《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作者就读于延安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2019级中国共产党历史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