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雅琳讲述斯诺及其《西行漫记》背后的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外国人,他是第一个向世界介绍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一书描绘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本人曾多次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的接见,他的名字就是埃德加·斯诺。
一个外国人,为什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当时的禁区——红色的中国?《西行漫记》何以能轰动世界?近日,记者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采访了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市政协委员、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副局长苏雅琳,听她用朴实而生动的文字缓缓讲述斯诺及其《西行漫记》背后的动人故事。
首个在红色区域采访的西方记者
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包围和封锁,加上国民党宣传工具的诽谤、丑化,无论是国统区百姓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都被严重歪曲。当时在全国来讲,共产党是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就是一群土匪。
“红色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是不是真如外界猜测的那样,如果要是的话,为什么共产党可以一直生存?他们为什么被蒋委员长如此围剿的情况下,剿而不灭?”1936年6月,已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五六年的斯诺带着当时自己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在宋庆龄、张学良等人的帮助下,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秘密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西方新闻记者。
到达陕北后,首先令斯诺感到震撼的是当地的贫瘠和狰狞的地貌。他觉得,陕北的地貌像一个巨兽抓出来似的,奇形怪状,寸草不生,狰狞可怖。他在来到中国的几年间对民众的贫穷已有所了解,但是像这里如此狰狞的地貌还是少见,觉得有点吓人。
在找寻当时中央所在地的路上,对中文不是很精通的斯诺遇到陕北的青年农民就问一问,青年农民始终给他“害怕”(解不哈)的回答。斯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从面貌来看他们并没有害怕之意,后来才明白这是陕北方言,意思是不知道、不明白。后来,他在书中就这样生动记叙了陕北方言,也阐释了这里青年农民身上有西北汉子的那种从容和勇敢,不像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中国农民一脸麻木、木讷的表情。这就是他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后,对当地人的最初印象。
想看哪儿看哪儿,想采访谁就采访谁
在陕北的100多个日子,中国共产党给斯诺的承诺是“想看哪儿看哪儿,想采访谁就采访谁,有什么问题都回答,毫不避讳”,这点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他在国统区的采访都没有这么自由,很多采访都会受到限制。在这里,他同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长征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深入红军战士和边区老百姓中,对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民情风俗、工农业生产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
在安塞的时候,斯诺见到了周恩来。在交谈中,他发现周恩来是一个非常儒雅的人,是中国人里很少见的文化人,意志坚定、温文尔雅、待人礼数周到,觉得周恩来本人和外界所说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到了保安后,他陆续和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等进行了面对面采访,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古老中国的星火之光。他深情地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的身上,我强烈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斯诺很敏感,作为一个西方记者,一个客观冷静的观察者,他的观察角度和普通群众是不一样的。采访中,他发现了一个现象,无论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红军指战员,或者是当兵的,甚至是十几岁的红小鬼,他们谈话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不说“我”,说的都是“我们”,因为他们把整个革命队伍、革命集体当作一个大家庭。这是他在中国见到很不同的一点。另外一点,他发现这个队伍里的人非常有自尊,大家互相都很尊重,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价值。有一次,他在一个农民家,想喝水了,正好给首长搞勤务的红小鬼进来了,他说:“喂,给我拿一碗水。”小孩儿没理他。他不理解,陪同的人就哈哈大笑着说,你不能这样讲话的,在革命队伍里都要称同志,然后就起身给他端了一碗水。斯诺感叹,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太罕见了,与他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麻木的民众完全就不像是在同一个国家。
真实客观地描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4个多月后,斯诺的采访记录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几个笔记本。10月底回到北平后,斯诺就发表了许多真实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情况的通讯报道。
不久,斯诺将采访记录整理成集,取名为《RedstaroverChina》(中文直译《红星照耀中国》),于1937年在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短短时间内多次重印,一时轰动了世界。西方舆论高度评价说:“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真实客观是新闻报道的永久生命力。就像斯诺在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不是因为它的风格和形式,而是因为它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所口述的,我只不过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把他们解释出来,使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随着这本书的问世,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了解到新闻封锁下那个被称为“赤匪”群体的真实面貌。它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正在孕育的那种不可战胜的精神,中国正在兴起的那种生机动人的力量,极大地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中国,这种力量体现得更为直接,它让红色的精神席卷了中华大地,让无数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通过这本书真正了解了共产党,他们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越过重重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斯诺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进程的见证者,从这个角度讲,斯诺是幸运的,他本人也因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而不朽。”对于斯诺其人,苏雅琳如是评价道。她告诉记者,从《西行漫记》这本著作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波澜壮阔,体会到了革命的成功来之不易,在新的征程上,更应铭记共产党的历史,坚定理想信念,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