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北京的春天，风多，风大，从初春刮到现在。
　　每到刮风的日子，我就想起陕北的春天。
　　当年在延安插队时，春天就是这样，总是刮风，刮得漫天黄土漫天沙。老乡称之为黄风天。时间过去50多年了，每逢春天刮风的日子，我便触景生情，想起黄土高坡上的崖里坪……
　　今天，风却吹来了不幸的消息，我们崖里坪的老乡——如兄似长的乔文成离我们而去了。得知此讯，我泪如泉涌。
　　乔文成曾是我们的房东，我们在他家的老窑洞里住了一年多。从此，我们队的知青和他们一家人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情。
　　刚到崖里坪插队，我们被生产队安排住在原铁厂的一排东西向的平房里。平房不保暖，第一晚，火炕烧得滚烫。我最小，被照顾睡在炕头，半夜我就被烫醒了。我站在被烧焦了的褥子上，不知所措。后来的每天晚上，由于担心褥子被烧着，我们不敢继续加煤烧炕。所以整个晚上，土炕都是冰凉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队里就让我们搬到窑洞去住了。这个窑洞就是乔文成家的旧窑洞，据说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窑洞虽旧，可是比平房暖和多了。窑洞很深，炕在门口靠窗的位置。为了安全，靠近炕的窑顶都用木板和木棍撑着。后窑掌因为没有支撑，经常从窑顶掉下大土疙瘩。不管怎样，我们总算住上了冬暖夏凉的窑洞。
　　从那以后，乔文成经常到我们住的窑洞中来看望我们。他每次来了之后，都嘘寒问暖，教会我们许多生活知识和经验，也给我们讲延安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我们也把我们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都讲给他听。他喜欢和我们聊天，喜欢我们不怕苦的精神，喜欢我们做事不掺杂私心。几十年过去了，他曾经与我们交往的点点滴滴，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乔文成个子很高，瘦削的脸颊，眼睛很大很亮，眉毛很浓，胡须很重，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头头是道。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据说文革前，每年春节，队里都要敲锣打鼓到外村去扭秧歌，边走边跳，还要在男社员中选出长相好的，男扮女装当领头。乔文成便常常被队里选中，扭秧歌的时候，扮成女子领头扭秧歌。一次闲聊的时候，我们问他是否有这件事，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时年轻，觉得好玩。”
　　虽然乔文成在队里不是队长，不是书记，但凭他宽厚待人的性情和办事稳重的特点，赢得了大家的尊重。队里无论研究什么事情，都会请他参加。
　　插队第一年，由于水土不服，我的两腿起满了红疙瘩，痒得钻心，双腿肿得明晃晃的，两手把腿都抓出了血。乔文成见状，让我把黄土疙瘩烧温了，用温热的土疙瘩熨这些红疙瘩，慢慢就能解痒。我试着熨了几次，真的不那么痒了。
　　乔文成是种西瓜的好手。队里每年都在延河边的川地种一片西瓜，这片瓜地就由他管理。秋天，结出的西瓜又甜又沙，很受大家的喜爱。收获的西瓜吃不完，我们还经常拉着西瓜到集市上去卖。
　　记得我是跟在他身边学会间谷苗的，他教我先挑好要留下的谷苗，然后用锄头尖左一锄右一锄把多余的谷苗锄掉。没多久，我就学会了间苗。社员们都夸我学得快，其实是他教得好。
　　劳动间隙，我最喜欢听他和别人聊天。别看乔文成文化程度不高，可讲起历史来头头是道。现在，我眼前闪现的，还是他在地头和我们闲谝的样子。
　　平日里，只要他家里有了好吃食，他总会让他家小女儿随玲叫我去吃。我是在他家吃饭时学会擀面条的，是乔文成的婆姨在她家锅台的大石板上教我把杂面一点点擀薄，一次次折叠，最后切成又细又长的面条。直到现在，我家吃面，我都尽量自己动手擀面，做出的面劲道好吃。
　　我回北京后，乔文成依然惦记着我，千里迢迢给我寄来延安土特产。收到他寄来的包裹，我特别感动。
　　十几年前，他罹患癌症，担心不久于人世。就和孩子们说，自己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北京看看这些如同亲人的知青。他的孩子们也非常孝顺，儿子小宝和女儿立刻买了飞机票，带着他来北京和我们见面。得知他得了不治之症，知青们都特别难过。我们几个知青带着他去颐和园游玩。休息时，他小声问我：“小荣，你的病咋样了？”我告诉他：“已经彻底好了。”他会心地笑了。我的心里一阵难过，他自己一身重病，还惦记着我。那份关爱什么时候想起，都是那么暖人。
　　老天眷顾，乔文成在孩子们的多方寻医和悉心照料下，病情稳定，给了我们再一次见面的机会。我和姐姐于2015年回延安看望他。来到他家，看到他的床头放着一本又大又厚的相册，里边都是我们插队时以及后来见面时和他的合影。他的儿子告诉我们：“父亲没事就要翻开相册看看，以解思念之情。”
　　2015年5月，我带着家人回到崖里坪看望乡亲们。乔文成的两个儿子开车带着我们去凤凰山和梁家河参观。这两个孩子继承了乔文成办事周到细致的秉性，待我们如亲人一般，连随行的家人都深有体会。回京后，我的妹妹心里惦记他们，给他们寄去一床宽大的羊毛被。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好人陪在身边。在那清贫的日子里，有乔文成的关照，我们没有因为离家千里而伤心孤独。这种关照，一直伴随着我们。如今，他走了，带着我们半个多世纪的友情悄然而去……而彼此之间的这份情谊却永远植根于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