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战争环境下，军队医疗救治急需大量中药制品。那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情况下，为了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争取民心、动员民力，实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则面临着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边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财旺人不旺”，即保障全边区150万人口的生命健康。庞大的人口医疗需求，有限的现代西医条件，执政者不得不打破条条框框，协调组织所有医疗资源，倡导中西医团结合作。这些创造性的举措，预示着用科学改造传统，用中国特色对待西方思想理论的革命文化价值取向。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一个时代先锋，延安是孕育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十年（1937-1947年），黄土地上，中国现代革命从这里转危为安，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里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边，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长的合理性，发展的突破性，赢得民心、赢得天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掩藏着丰富的思想智慧、是一个深刻的学术课题，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启发意义的社会话题。
　　战争改变了一切。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众望所归。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4.2922万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万余名学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主张变成了党的政策，促成了一个时代的先锋行动。1937-1942年间，中共在延安先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中国女子大学（女大）、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军事学院、农业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医大）、俄语专科学校（俄专）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桂林、兰州、迪化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千方百计将知识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延安对所有教育基本实行免费。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都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曾经在这一时期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是没有锁的，只由一个铁丝钩勾在里头。据说根本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送回来给你。”翻检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失物招领启事，小到钢笔，大至骡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妇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等地，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
　　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才能等等。据当时亲历者回忆，大家争论得十分激烈，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了他难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一次会上发表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序言》部分），引起与会代表或赞成、或附和、或反对的不同声音和在5月16日第二次会和5月23日第三次会上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全程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包括批评和反对意见，到第三次会议下半场才一一作答。
　　对别人的宽容，本质上是出自于对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为了征询文艺界的意见，先后拜访或约见了很多文艺家谈话。时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塞克性格刚直，接到毛泽东约请通知后，竟然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劝导下，塞克还是应约去了。走到杨家岭，他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很远就看见毛泽东已经站在窑洞外等候了。那天他们谈了四五个小时，毛泽东还留他一起共进午餐。后来，他感到惭愧，不该那么怪异嚣张。
　　整风运动后，这些驻会作家、艺术家们纷纷离开窑洞，打起背包，深入乡村、工厂，组织开展群众性的革命秧歌运动，开创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新篇章。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组织人民群众自己管理各级政权的有益尝试。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对内是为了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对外是为了对抗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斗争，争夺民心所向，从而获得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要求在选举活动中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建立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并要求“‘三三制’政策，不仅要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同时，成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依据“三三制”政权精神，重新起草边区施政纲领，以作为共产党参加边区选举活动的施政纲领。
　　1941年春夏时节，整个边区都全力以赴开展基层民主选举运动，创造了丢豆豆、扎香洞、折纸条、画杠杠等多种多样的选举方法，别具民间特色。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犹如吹遍边区每个村庄角落的春风，成为乡村的节日。
　　延安城里，各机关单位也参加竞选活动。其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和日本工农学校四个单位作为一个选区，竞选一个边区参议员代表。时任鲁艺副院长并主持工作的周扬，作为鲁艺推举的候选人，组织参加的竞选宣传最出彩。学生会组织学生们敲锣打鼓，扛着周扬的巨幅画像，到延安城里和南门外新市场，用街头剧演出的方式，宣传周扬。关于选举结果，各种回忆录的说法不同，或说周扬当选，或说郭化若当选。其实是边区政府将这几位候选人全部聘任为边区参议员，结果让大家都满意。
　　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最被人称道的事，是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并被接受。李鼎铭以非党员身份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随后，李鼎铭乘坐毛泽东安排的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福特牌小轿车，荣归故里。他到处宣传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好，将自己在边区参议会上看到的精彩场面告诉大家。在家乡停留约两个月后，年届花甲的李鼎铭先生返回延安之前，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裸捐给政府。
　　小米加步枪，是延安生活的写照，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象征。
　　革命不是为了吃饭，但吃饭是革命队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八路军最初编制4.5万人，每月军饷50万元，再上加新四军军饷，每月共计60万元。这些军饷领取后，由中共中央财政部统筹安排，其中有一定数额划拨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断绝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应，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致使延安物质生活非常困难。
　　财政经济困难，影响到边区群众的生活，具体表现为粮食紧缺和公粮缴纳负担过重。1941年6月3日下午，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举行。突然一声巨响，雷电穿入会议室内，造成一死七伤的惨痛伤害。6月5日下午，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举行追悼会。孰料这次自然伤害事故传到边区老百姓口中，却成了发泄对政府、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某种“天意”。当时有一位到延安南门外新市场赶集的农民听到噩耗，不但没有悲哀之意，反而借机发泄道：“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1941年，人均负担1斗4升8合，占年收获量的13.85%。当年边区农民人均粮食拥有量仅为1石1斗1升，缴纳公粮后，人均余粮不足1石，再扣除种子粮，农民的实际粮食消费每天只有六七两。平均数如此，在平均线以下者的日子就非常艰难了。加之1940年、1941年陕北整体年景为平年，局部地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导致部分群众的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甚至出现志丹县哄抢粮食，安塞县农民逃荒迁徙现象。
　　1942年，中央号召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要求各级各类机关、学校、军队通过开垦荒地、多种经营和生产自救，逐步实现“耕三余一”“耕二余一”的目标。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边区垦荒面积超过100万亩，其中军队承担20多万亩，约占22%以上，其他机关、学校承担近20%。同时，先后三次开展“精兵简政”，减少行政机关人员职数。多管齐下，降低“公家人”对于公粮供给的依赖度，边区农民的负担得以相应减轻。
　　与此同时，在广大的边区农村轰轰烈烈地组织开展优待难民（善待外来务工者）、开垦荒地、贷款给最贫穷的劳动者（发放农业贷款）、改良种植技术、减租减息、鼓励劳动合作、奖励劳动模范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政策引导、政府扶持、技术支撑、典型示范等切实有效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初步改进了农业生产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劳动生产观念，从而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暨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第三届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南门外隆重举行。这在当时被称颂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在185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中，评选出25位特等劳动英雄，每人获得奖金3万元，并得到毛泽东等领导的亲笔题字。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劳动英雄们。中央主要领导全部到会，向劳动英雄们表示祝贺。
　　从饥饿到温饱，从逃荒避难到开荒移民，这一系列扶持鼓励农业生产、引导农民发家致富的举措，使农民们很快就从咒骂毛泽东转而歌颂毛泽东。
　　1942年底，毛泽东在接见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时，询问他们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来自农村的劳动英雄代表说：“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刚出生的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毛泽东回答，要做好群众卫生工作，做到人财两旺。并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时，号召延安各大医院，各级各类机关单位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农村群众的卫生工作，划定区域，分片包干。“群众的卫生工作是每个医院、医务所的重要业务之一。医务干部做群众工作，是每一医务战线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应有的品质。”这是将群众卫生工作上升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来对待的。“今后无条件地为老百姓看病及办理乡村卫生，是每一个卫生单位的任务。”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属于中央军委系统的军队医疗机构，主要为中央军委所属单位和驻延安地区各部队，以及从前线转送到延安的伤病员服务。该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继续服务军队的同时，增加对边区群众的服务。1944年1-6月，为周边群众看病达1096人。当时门诊和住院都不收费，用药、检验、手术以及吃饭都是免费的。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属，春节期间纷纷来到医院，给医生护士们拜年，军民极为亲热。
　　如果说战争环境下，军队医疗救治急需大量中药制品。那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情况下，为了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争取民心、动员民力，实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则面临着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边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财旺人不旺”，即保障全边区150万人口的生命健康。庞大的人口医疗需求，有限的现代西医条件，执政者不得不打破条条框框，协调组织所有医疗资源，倡导中西医团结合作。这些创造性的举措，预示着用科学改造传统，用中国特色对待西方思想理论的革命文化价值取向。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主张，以其清明的政治，吸引了梁漱溟、陈嘉庚、李公朴、黄炎培等当时诸多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前来考察。他们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两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交流国内形势观点，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辩论和事实面前逐渐被折服；陈嘉庚通过细节观察，自己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黄炎培被中共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所打动。
　　这些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参与建设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