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推动历史发展与前进的不竭思想动力，也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家园与纽带。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这些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支撑中华民族繁荣兴盛并巍然屹立于世界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我们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应认真研究并加以继承和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脉搏相适应，不断增强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与理论支撑。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文化工作，延安时期在局部执政过程中尤其强调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的思想精华并熔铸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不断增强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为激励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和实践基础。以往研究对此有所涉猎，但是，对延安时期中共如何从发展战略与文化政策方面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是如何具体实践的，又有何重要意义等等，开展研究的空间仍然很大。因而，认真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对于我们当今实现由社会主义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跨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长足发展并日益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当时由于抗战形势的严峻现实，加之党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共在这一时期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组织，使自己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政党，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高度重视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为之不懈努力和奋斗。具体而言，延安时期中共之所以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因为“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存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有的颠倒黑白，有的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国民党大力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极力叫嚣取消马克思主义，扰乱人心，不利于抗战；再者，中共必须阐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正确关系，使全民族树立正确的文化观。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具体实践
　　延安时期，为了坚持党的文化发展道路，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结合，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实践措施，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发扬中华固有道德，宣传爱国主义精神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将源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高度重视与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都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地继承与吸收。毛泽东主张，学习中华民族历史遗产的另一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他认为，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他还强调，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兼收并蓄而无批判地继承吸收。一定是将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的东西同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区别开来。
　　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的道德和民族的道德完全能够一致”，也应该一致，因为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道德同时也就是为全人类解放的道德”。加之，“无产阶级的道德并不是阶级自私的道德”，它有极远大的眼界，有最无顾忌的牺牲奋斗精神，要建立的是高尚的模范的民族的道德。如果将二者割裂、对立起来，“这就完全是一种公式的、形式伦理学的曲解”。
　　正因为此，毛泽东主张，共产党员应该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坚决反对民族阵线中的汉奸、奸细等，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与爱国主义精神。并指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发动的战争，既侵害世界人民也侵害本国人民。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对于我们是一致的，我们进行的是保卫祖国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他还要求全党每一个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勇敢地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原因很明了，因为只有全民族获得解放，才能有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自由与解放。
　　所以，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弘扬中华固有道德、宣传爱国主义精神。
　　（二）重视历史研究与文物保护，努力发掘、整理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革命实践，积极弘扬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间一重要方面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加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学习并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使国人认清中国历史的发展前途与命运，使史学成为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进而指导伟大的革命实践。
　　对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少数党员不认真研究历史、割断历史的主观主义思想提出了批评，他说：“许多同志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词句。有的同志甚至‘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号召大家要养成浓厚的研究与学习历史的风气，但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来任意裁剪与研究中国历史，因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有自己的演变与发展规律。中华民族“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产阶级的原始公社生活”，原始公社崩溃后，又进入了阶级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上，我们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发明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典籍。
　　（三）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认为文化教育事业必须随之改革，以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与青年的文化水平，培育既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得中国历史文化与革命实际的各类人才。毛泽东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为此，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必须改定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还要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 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张闻天也指出，在宣传教育方面尤其要注意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法与革命精神，去教育革命青年与共产党员，并以此去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问题。关于党校教育，张闻天特别强调，教育方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强调马克思主义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中国实际问题与马列主义原则的结合。关于高级党校的课程设置，他主张尤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化课程的结合，使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熟悉和懂得中国历史与民族文化，建议课程设置一般应该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等。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及相关指示精神，陕甘宁边区在学校教学中尤其重视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化教育的结合。比如，延安大学的教育重视学员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重视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课程设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通史、中国政治、中国革命史、国文、思想方法论等为一般必修课。民族学院的课程设置除过各民族历史、各民族语言文字等必修课外，还开设马列主义、中国问题、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等讲座课。再比如，陕北公学高级班在课程设置上开设有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其中，“中国革命运动史”主要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历史；“马列主义”主要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政治经济学”主要讲《资本论》第一卷；“中国问题”主要讲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实际问题。总之，当时的学校教育教学在课程设置上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文化、革命实践经验紧密结合，为党培养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的优秀人才。
　　（四）文学艺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与弘扬我国优良的文艺传统
　　延安时期党中央对文学艺术工作高度重视，强调文艺工作必须立足于中国革命伟大实践，坚守文化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
　　为什么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马列主义的知识呢？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所有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同样不能例外。他强调，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不是为剥削者、压迫者的。因此，对于中国和外国的文艺形式，我们并不拒绝利用，相反我们要继承和吸取中外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为此，中共领导人呼吁文学家、艺术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去创作，从而在继承中进一步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与人民大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但是“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他强调：“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
　　张闻天在谈到抗战以来的文化政策时也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到民众中去锻炼，一方面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新文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因为只有接近大众、了解大众、向大众学习，才能真正提高文艺作品的水平，才能真正继承与弘扬我国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目标：构建与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
　　由上可知，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中共不但在理论上高度重视，而且
　　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方针政策与实践措施来实现。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什么要重视和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呢？或者说，这样做的目标是什么？简单明了地概括，就是要构建和创造革命文化，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构建和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既包含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历史任务、基本原则和特征，又包含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者、性质等基本内涵。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领导权问题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1940年1月5日，张闻天谈到此问题时指出，五四运动以前新文化运动由资产阶级领导，五四运动以后则由工人阶级领导。后者与前者尽管都是民主主义性质，但是“后者为彻底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
　　正是领导权发生了变化，使得抗战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更能正确把握到中国的实际，使它在争取革命彻底胜利的过程中起更大的作用”。
　　由此可知，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本质上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在内容上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其主张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是民族的，就在于它主张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其次是其主张批判地吸收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批判不加鉴别地吸收西方文化。毛泽东强调，全盘西化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此，包括西方古代的文化，只要是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吸收。但是，要区别对待，要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与此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也必须是批判地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第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形式，带有民族的特点，要为人民服务，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统一起来。
　　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是鉴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因素的相对缺乏，又是对“五四”以来一直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发扬与继承。
　　中国共产党人绝不赞同唯心论或宗教教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解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民主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成为大众的文化，并为广大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张闻天也指出，大众的文化应普及于大众，为大众所有，代表大众的利益，因而它是平民的文化。为此，中共特别强调文化艺术要和普通大众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二者如何结合？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文艺工作者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会有无产阶级的党性，才会在行动上思想上和工农兵、和我们的党结合。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与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构建，首先强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文化方向，积极弘扬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它在内容上一定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定带有民族的特点，贴近人民大众，并且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统一，从而紧扣时代脉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对“五四”以来中共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旗帜的继承与发扬，又深刻阐明了文化必须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植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熔铸于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对于引领与指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批驳与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树立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在民族危难之际，各种文化思潮激荡、碰撞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却出现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有的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有的甚至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扰乱视听。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人士感到困惑，在共产党与三民主义之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另一方面，抗战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大力倡导其所谓的“力行哲学”，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1943年，蒋介石又抛出了《中国之命运》，极力诋毁马克思主义，曲解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944年，陈立夫修订出版了其《唯生论》一书，用曲解后的孙中山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党的文化主张、政治主张。胡适等人还提出了所谓的全盘西化论，等等。对上述错误思潮及言论，延安时期中共强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仅对上述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及民族虚无主义进行了纠正、驳斥，而且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颇为流行的“全盘西化论”给予了有力回击与批驳，以正视听；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表明了中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坚持了正确舆论导向，提振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使广大民众与国人加强了理论武装，并在价值理念、思想信仰上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从而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引领了时代潮流，铸就了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第二，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深入人心，增强了民众战胜敌人的底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明确提出文化教育要为抗战服务，发展抗日文化运动。而其间，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激发全国民众救亡图存意识、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共认为，中华民族的最终胜利，必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因为，“新文化同中国革命一样，必然要最后胜利”“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将在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亲密合作下完成其任务”。
　　中共还进一步号召，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核心任务，就是为抗战建国服务，就是将更加有力地在思想上、文化上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为此，强调普及文化到农村中去、工厂中去、军队中去、大众中去，把文化食粮输送到军队、乡村、工厂中去，大量创作与编写新文化的各种教科书、教材、读物、作品、小册子、杂志、报纸、研究资料等，从而大力宣传与执行党的文化政策，发掘中华固有优良道德，提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由此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深入人心，从而增强了广大民众战胜敌人的底气、骨气，并最终赢得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三，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强调文化建设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延安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文化概念作了界定。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他还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还有半封建文化。前者是奴化思想的文化，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反映；后者是反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人们的代表，它是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在中国的具体反映。它们共同结成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第四，积蓄了革命斗争的精神力量，奠定了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石。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持久性、“定心丸”的关键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文化建设必须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服务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因此它积蓄了革命斗争的精神力量，引领了先进文化。也正是延安时期党将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来具体实践，从而为新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并为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加强文化自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推动历史发展与前进的不竭思想动力，也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家园与纽带。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这些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支撑中华民族繁荣兴盛并巍然屹立于世界的精神支柱。在新时代，我们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应认真研究并加以继承和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脉搏相适应，不断增强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与理论支撑。（作者系 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