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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
斯诺从他的视角，用鲜活的故事报道了当时苏区的真实情况。他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淡化了宣传色彩。他通过细节刻画，将农民对于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国民党的痛恨、红军面对封锁的顽强抵抗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读者看到斯诺拍摄的谈笑风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生活在苏区欢天喜地的儿童们以及衣着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很难相信这些人是“土匪”。从而更直观地说服受众，改观了国民党的负面宣传。斯诺对外传播共产党形象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与报道方式，对外传播要以鲜活的艺术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所蕴含的精神价值。
80多年前，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红色政权生机勃勃的崭新面貌，出版后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连续再版5次，发行数超过了10万册。此后又相继被翻译成法、德、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风靡全球。
《红星照耀中国》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8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我们仍然需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回顾斯诺的延安之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一、斯诺的延安之行的背景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此后，他作为一名海员，游历了中美洲。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带上一部旧柯达相机，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驻华记者生涯。他曾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民间流传着关于红军和共产党的种种矛盾的说法。国民党宣传称，红军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但也有流传说中国共产党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是穷人的救星。令斯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红军真的是国民党媒体所说的“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红军呢？
强烈的好奇心使斯诺希望自己能够亲自采访红军，了解真相。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他几经辗转，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陕北。到达之际，当地军民全城出动欢迎，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大会”。
二、斯诺的红色政权考察之旅
抵达延安后，斯诺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根据所见所闻，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故事。
（一）通过亲身体验观察红色政权
在延安采访期间，毛泽东鼓励斯诺到苏区各地了解情况，对他的采访写作从不干涉。周恩来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还为他安排了一个92天的访问日程。
在到达陕北保安后，斯诺并没有急着先去采访党的领导人和红军战士们，而是首先开始观察，观察红军们的活动，观察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这里的氛围是他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感受过的。红军战士经常帮老百姓挑水，大家一起干农活。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都不分你我地在田边树下席地而坐、唠家常。这是他到中国8年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景象。在这里，老百姓都亲切地称红军为“咱们的红军”，称共产党为“咱们的党”。所到之处，他目睹了红军和苏区民众虽然生活俭朴却人人平等，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现象。他写道：“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通过自己的独特视角，斯诺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素材，他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使他的著作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二）通过采访调研了解红色政权
斯诺曾两次到达陕北。其间，他几乎走遍苏区，从后方到前线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从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中的工人，从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到司号兵和小勤务员，他逢人便提出问题，自由地交谈。他在苏区同军民一样吃小米、睡土炕，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采访中，为深入了解红军们的生活，斯诺还追随红军到西征前线采访。他甚至还穿上红军的军装，骑着马随西征军前往陇东和宁夏，所到之处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赞，“这是一支神奇的队伍，上帝也征服不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三）通过高层访谈深入了解红色政权
中共领导人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布置有关事宜。毛泽东尽管很忙，还是与斯诺多次彻夜长谈。毛泽东先用几个晚上向斯诺介绍中共中央的政策，之后又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人不谈个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习惯。毛泽东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进行了仅此一次的详细叙述，其他领导人也都坦诚地接受了其采访。
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通过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流，斯诺看到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清苦，更多地洞察到了人民军队面对艰难困苦拥有的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深入交谈，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国的未来。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三、斯诺之行对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启示
虽然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面对的国际舆论斗争形势仍十分严峻，进行国际传播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一些美国政客妖魔化中国共产党，恶毒攻击诋毁中国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拉下新的“铁幕”。在疫情期间，部分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提出了“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在疫情发生之初，《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刊文，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当我们有效控制住本国疫情扩散、为其他国家提供支援时，这些媒体又给中国扣上“新冠外交“”口罩外交”等帽子。斯诺的传奇经历给了我们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中国许多启示。
（一）做好对外传播的组织领导
斯诺的成功传播与我们党的领导和组织是分不开的，邀请外国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对外宣工作的创新之举，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有巨大的启发意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主管采访事宜，并专门召开干部大会对采访宣传工作作出指示，毛泽东几度亲自接见外国记者，回答问题，解释党的政策。斯诺进入陕北苏区之后，周恩来专门安排访谈行程、访谈对象和参观内容等。
斯诺离开陕北后，毛泽东还通过书信与斯诺保持联系，寄送材料，请他“收阅并为宣播”。通过借助外国记者的力量，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的真实信息传播出去，把外部弥足珍贵的支持力量充分争取过来。
（二）选择合适的传播主体和途径
当年斯诺申请到延安时，同期希望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审慎考虑，最终选择了斯诺。首先，从个人方面看，他是一个美国记者，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是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友好；其次，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根据当时的情况，具有极好的国际公信力，所做出的报道较为客观，不带明显的情感偏向，是采访报道陕北苏区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样需要慎重考虑和选择讲述者，选择以客观的视角和友好的感情来进行宣传报道的传播者。
（三）丰富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
在延安时期，由于国际社会缺乏了解延安的渠道，许多人只能通过国民党的媒介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只言片语，而这些内容往往是具有污蔑性的。斯诺从他的视角，用鲜活的故事报道了当时苏区的真实情况。他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淡化了宣传色彩。他通过细节刻画，将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国民党的痛恨、红军面对封锁的顽强抵抗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读者看到斯诺拍摄的谈笑风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生活在苏区欢天喜地的儿童们以及衣着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很难相信这些人是“土匪”。从而更直观地说服受众，改观了国民党的负面宣传。斯诺对外传播共产党形象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与报道方式，对外传播要以鲜活的艺术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所蕴含的精神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战略与防务教译室主任）
80多年前，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向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红色政权生机勃勃的崭新面貌，出版后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连续再版5次，发行数超过了10万册。此后又相继被翻译成法、德、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风靡全球。
《红星照耀中国》激励了无数爱国青年纷纷投奔延安，走上抗日救国的前线。8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我们仍然需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回顾斯诺的延安之行，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一、斯诺的延安之行的背景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大学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此后，他作为一名海员，游历了中美洲。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带上一部旧柯达相机，来到上海，开始了他的驻华记者生涯。他曾任欧美几家报社的驻华记者。
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民间流传着关于红军和共产党的种种矛盾的说法。国民党宣传称，红军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但也有流传说中国共产党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是穷人的救星。令斯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红军真的是国民党媒体所说的“流寇”，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红军呢？
强烈的好奇心使斯诺希望自己能够亲自采访红军，了解真相。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他几经辗转，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陕北。到达之际，当地军民全城出动欢迎，中共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大会”。
二、斯诺的红色政权考察之旅
抵达延安后，斯诺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根据所见所闻，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向世界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的故事。
（一）通过亲身体验观察红色政权
在延安采访期间，毛泽东鼓励斯诺到苏区各地了解情况，对他的采访写作从不干涉。周恩来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还为他安排了一个92天的访问日程。
在到达陕北保安后，斯诺并没有急着先去采访党的领导人和红军战士们，而是首先开始观察，观察红军们的活动，观察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他发现，这里的氛围是他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感受过的。红军战士经常帮老百姓挑水，大家一起干农活。休息的时候，不管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都不分你我地在田边树下席地而坐、唠家常。这是他到中国8年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景象。在这里，老百姓都亲切地称红军为“咱们的红军”，称共产党为“咱们的党”。所到之处，他目睹了红军和苏区民众虽然生活俭朴却人人平等，没有乞丐也没有腐败现象。他写道：“我所见到的，我所听到的，都在告诉我，这是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队伍。他们的存在，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他们的精神，是世界文明的一份财富……他们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通过自己的独特视角，斯诺积累了大量的一手素材，他的亲身体验和观察，使他的著作具有了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二）通过采访调研了解红色政权
斯诺曾两次到达陕北。其间，他几乎走遍苏区，从后方到前线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从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中的工人，从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到司号兵和小勤务员，他逢人便提出问题，自由地交谈。他在苏区同军民一样吃小米、睡土炕，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采访中，为深入了解红军们的生活，斯诺还追随红军到西征前线采访。他甚至还穿上红军的军装，骑着马随西征军前往陇东和宁夏，所到之处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称赞，“这是一支神奇的队伍，上帝也征服不了”“千千万万年轻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三）通过高层访谈深入了解红色政权
中共领导人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并布置有关事宜。毛泽东尽管很忙，还是与斯诺多次彻夜长谈。毛泽东先用几个晚上向斯诺介绍中共中央的政策，之后又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人不谈个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习惯。毛泽东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进行了仅此一次的详细叙述，其他领导人也都坦诚地接受了其采访。
他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通过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流，斯诺看到的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清苦，更多地洞察到了人民军队面对艰难困苦拥有的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通过深入交谈，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毫不隐讳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国的未来。所有的预言都来自客观的判断，源自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三、斯诺之行对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启示
虽然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我们面对的国际舆论斗争形势仍十分严峻，进行国际传播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一些美国政客妖魔化中国共产党，恶毒攻击诋毁中国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拉下新的“铁幕”。在疫情期间，部分西方媒体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提出了“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在疫情发生之初，《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刊文，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当我们有效控制住本国疫情扩散、为其他国家提供支援时，这些媒体又给中国扣上“新冠外交“”口罩外交”等帽子。斯诺的传奇经历给了我们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中国许多启示。
（一）做好对外传播的组织领导
斯诺的成功传播与我们党的领导和组织是分不开的，邀请外国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对外宣工作的创新之举，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使命有巨大的启发意义。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主管采访事宜，并专门召开干部大会对采访宣传工作作出指示，毛泽东几度亲自接见外国记者，回答问题，解释党的政策。斯诺进入陕北苏区之后，周恩来专门安排访谈行程、访谈对象和参观内容等。
斯诺离开陕北后，毛泽东还通过书信与斯诺保持联系，寄送材料，请他“收阅并为宣播”。通过借助外国记者的力量，有效地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的真实信息传播出去，把外部弥足珍贵的支持力量充分争取过来。
（二）选择合适的传播主体和途径
当年斯诺申请到延安时，同期希望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很多。中国共产党经过了审慎考虑，最终选择了斯诺。首先，从个人方面看，他是一个美国记者，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是个可靠的记者，对中国友好；其次，他为具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锋论坛报》写稿，根据当时的情况，具有极好的国际公信力，所做出的报道较为客观，不带明显的情感偏向，是采访报道陕北苏区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今天要讲好中国故事，同样需要慎重考虑和选择讲述者，选择以客观的视角和友好的感情来进行宣传报道的传播者。
（三）丰富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
在延安时期，由于国际社会缺乏了解延安的渠道，许多人只能通过国民党的媒介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只言片语，而这些内容往往是具有污蔑性的。斯诺从他的视角，用鲜活的故事报道了当时苏区的真实情况。他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淡化了宣传色彩。他通过细节刻画，将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国民党的痛恨、红军面对封锁的顽强抵抗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读者看到斯诺拍摄的谈笑风生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生活在苏区欢天喜地的儿童们以及衣着整洁的红军干部们，很难相信这些人是“土匪”。从而更直观地说服受众，改观了国民党的负面宣传。斯诺对外传播共产党形象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国际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与报道方式，对外传播要以鲜活的艺术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所蕴含的精神价值。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战略与防务教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