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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延安的原野
柯仲平
金紫光
吕骥
谢觉哉
欧阳山高建群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撰写了题为《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我的杨家岭采访本》的万字长文，文章饱含深情地记述了当年周扬、丁玲、贺敬之、陈荒煤、冯牧、草明、郭小川、田间等六十余位老艺术家回延安时，作者陪同和采访的方方面面，可谓发春雷第一声。
田间是1982年4月底回延安的。那是一个暮春的日子，万花山上开满了牡丹花，瘦瘦矮矮的诗人，一步三喘，踏歌而行，缓步向花丛中走去。
田间是1938年奔赴延安的。延安的街头诗就始于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是田间的街头诗。街头诗的始作俑者，当然还有陕北籍诗人高敏夫——陕北无产阶级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大约是受了苏联文学浪漫气氛的感染，一度曾易名高尔敏夫。田间这个当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翩翩少年，如今已进入生命的暮年。坐在延安宾馆里，他用深沉苍老的声音，向慕名而来的青年讲述着往事。人们一走，他便默默地靠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像一位鏖战归来的疲惫士兵，不，是鼓手，许多年前，闻一多先生曾这样称颂过他。
上面这一段文字，是我当时采访他时的手记，那个慕名而来的青年，说的就是我。记得田间的身材大约一米六不到，穿一身有些褪了色的蓝人民装，粗一看像是灰色，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帽檐耷拉下来，遮住了眉头。他神情忧郁，不知为什么满腹心事。一个三人沙发，他蜷曲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显得那样矮小、疲惫，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他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回答我的采访提问，话语很短。谈话间，只有当提及延安时代的时候，他暗淡的眼神才猛然闪出火花，眼睛像鹰隼般闪闪发亮，但只一会儿，又暗淡下来。
田间在延安待了三天，参观了枣园、杨家岭旧址，去延安城南三十里的万花山参加了延安文学青年的一次诗会，朗诵了他即席创作的《延安万花山》，并且给当时的延安大学创作学习班的学员作了一次报告。
老诗人在报告中说：“我是1938年来延安的，我还要继续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还要不断从延安这块土地上汲取营养，这就是我这次来延安的目的。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忘记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讲话》的一些基本东西还是要肯定的，还是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的。《讲话》的根本之点是‘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在现在更应该肯定。经过‘文革’的一段曲折，《讲话》依然是光彩夺目的。正像我刚刚完成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虽然是风尘仆仆，但是掩盖不了它的光辉；尽管它山回路转，依然还是宝塔山；虽然时间推移，但旧时的牡丹还是那样璀璨。”（根据录音整理）
田间临走时对我说，他现在隐居在北京后海的一家独门小院里，要我去北京时一定不要忘了去他那里一叙。他还说，终于回了趟延安，了却了他一桩心愿，他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太好，怕是最后一次回延安了。老诗人的话不幸言中，他回去后不久，我就从报纸上看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1982年5月23日前夕，陕西组织一批新老文学艺术工作者来延安，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四位老作家带队，一行百余人在延安杨家岭开了纪念大会，并去枣园、南泥湾等地与当地群众联欢。
胡采是当时陕西唯一健在的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人。当年毛泽东同志讲话之前，全体人员曾有一张合影。时值纪念“5·23”《讲话》，讲解员将这张照片放大，用一个木牌立在杨家岭那间石屋前面。胡采当时是边区文协副秘书长兼《群众》周刊负责人。见到照片后，我问：“胡老，你站在哪里？”抑或是谦虚，抑或是确实记不得了，胡采说，他不记得拍照这事，拍照的这一次会议他也许没参加，说完就随参观人流进入了石屋。我不甘心，在照片前仔细端详，终于发现在一大堆人头中有一个颇像胡采，脸型像他，神态像他，细细的长脖子上是一颗小小的头。我赶紧去找胡采，胡采重新回到照片前，仔细地辨认了半天，辨认出了他左右站着的人，终于确定了那确实是当年的他。后来就有一茬一茬回延安的老同志回忆，那确实是胡采。照片上所有的人后来都被回忆起来了，名字附在照片下面。胡老当时像孩子一样笑了。站在旁边的我亦十分感动。
王汶石、李若冰延安时期曾是“西工团”的演员，20世纪50年代后期，前者以《风雪之夜》、后者以《柴达木手记》驰名于当代文坛。联欢会上王汶石在大家的起哄下，将延安时期演过的一个角色（《二溜子改造》）重演了一遍，博得满场掌声。李若冰善良而精细，他身上政治家与艺术家的风度并存，后来我长期在李老手下工作。印象最深的恐怕要算是《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了。杜老当年已患脑血栓，行动不便，但还是参加了所有活动。记得上南泥湾的一个山坡时，他差点跌倒。早年的超负荷伏案劳作和“文革”中所受的迫害，给他的身心以极大摧残，他除了行动不便外，感觉精神也有些恍惚，神志不大清醒。在延安的日子，他常常激动得难以自持，嘴唇发颤、手指发抖，在他面前，我强烈地感觉到老一辈战士兼作家的气质。
1979年陕西作协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作者座谈会上，几位老延安听说我是从延安来的，立即将我拉过来坐在他们身边，事情过去许多年了，这事我一直念念不忘。杜鹏程于1991年冬去世，病危期间曾给我来过一封短函，勉励我努力创作。
1982年5月28日至30日，陈荒煤率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颁奖大会上的一行人来延安。我对陈荒煤慕名已久，奈何由于有白杨、田华、王心刚、李谷一、李秀明、龚雪等一众名流，所到之处尽被人围观，不能近前，而我又不习惯去凑热闹，因此未曾谋面。
是年9月30日，葛洛、韦君宜率华北、西北地区中青年作家来延安参观学习。葛洛是河南洛阳人，那一年62岁。他1938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来延安，抗大毕业后，任鲁艺助教，在下农村体验生活期间曾先后兼任碾庄乡、桥儿沟乡副乡长，1946年随解放大军离开延安。这个团队里还有铁凝女士。那时她多么年轻呀！乌黑的头发，明亮而乌黑的眸子，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会场一个角落，听韦君宜讲课。我后来有一次跟她说起这事，铁凝说，这是她一贯的风格。
工作之余，葛洛重返碾庄和桥儿沟。葛洛住过的碾庄，当年的老房东已经去世，他与房东的儿子畅谈回忆旧事。这个房东或许还是他解放区小说《卫生组长》中的原型吧。最使葛洛激动的是，在桥儿沟的一座山坡上，他找到了当年在鲁艺结婚时的土窑洞。他说：“找到这里好似当了第二次新郎！”葛洛的人缘极好，在碾庄、在桥儿沟，还有不少老人认得这位当年的老乡长，故人相见，即情即景最为热闹。
“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是年11月23日至25日，著名诗人贺敬之回延安。这是诗人继1956年回延安参加“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写出那首脍炙人口的《回延安》之后，第二次回来。诗人是年58岁。那天，陕北高原降了一场薄雪，诗人参观了枣园、杨家岭、桥儿沟等革命纪念地，并且登上了清凉山。登山时吟诗一首，诗云：“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延安文学艺术界为诗人的到来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一位业余作者朗诵了诗人的《回延安》，纪念馆一位讲解员唱了诗人作词、马可谱曲的《南泥湾》，唱到情深处，贺敬之掏出手绢，拭起泪来。
薄雪初晴，我和陕报记者、评论家肖云儒，陪诗人上了一趟宝塔山，诗人穿一件旧黄布大衣，蹬一双平底鞋，居延安多年，我竟不知道宝塔可以上去，诗人说可以。于是，我在前面牵着他的手，顺着宝塔里狭窄陡峭的台阶，上到了第二层的瞭望口。本来还可以上到最高层，我怕他有个闪失，拦腰抱住了他。站在这里，三山交汇、二水分流的延安城尽收眼底。诗人说宝塔南边的那条小沟里，当年有一个日本工农学校，日本轰炸延安时被炸成了废墟。说到这里，他面色严峻，久久没有说话。后来他又说，鲁艺有一架钢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在这架钢琴上弹出来的。1947年撤退时，行军途中，将钢琴拆成零件埋了起来，那架钢琴是一件珍贵文物，如果能找到它，会是一件教育后代的活教材。诗人走后，延安有关方面曾多方查找，钢琴至今仍泥牛入海，杳无下落。诗人走后，我在《延安报》发表了专访《双手搂定宝塔山》。
贺敬之大约在1985年还回过一次延安。我将自己的采访日记翻了翻，可惜平常丢三落四的，没有找到那个时期的采访本。
而与贺敬之齐名的另一位杰出诗人、才华横溢的郭小川，70年代初曾回过一趟延安，有《郭小川诗选》扉页的那张照片为证。那时我正在“白房子”服役，无缘拜识，可是我的朋友、延安诗人原上草却有缘与他邂逅。原上草正在清凉山下面延河桥旁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郭小川登清凉山下来，也到了这家饭馆，并且坐在了一张桌子上。原上草是诗人郭小川最热烈的毫无保留的崇拜者，他可以将郭小川所有诗作倒背如流。原上草是个见面熟，不知怎么就打听出了眼前这位有些忧郁的人就是郭小川，当时惊喜的状况我可以想见。除了表达久仰的心情外，他开始背诵起郭小川的诗句。我想在那个严寒的日子里，贫病交加的诗人一定会被深深地感动并有一丝慰安的——他的作品是如此深入民间。我也是郭小川热烈的崇拜者，郭小川去世十周年时，我曾在《西安晚报》上发了篇《郭小川十年祭》，随后将晚报寄给他的夫人杜蕙。
蔡其矫是1938年到延安的，在鲁艺任教，大约是1938年底又随部队下了太行山。他在延安短暂停留，就顺着当年南下的路，经延川黄河延水关渡口走了。此行他留下了一首诗《过延川》，写得漂亮极了，诗中有一句：“漂泊的灵魂，永远寻求陌生的地方。”我在座谈会见过他，记得他身体强健，穿一件运动服，像运动员一样，并不显老。
1982年10月，杨沫来延安参观访问，因为《青春之歌》，她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兼她和白杨是姊妹，因此上次没见过白杨的人，这次都来看她。杨沫参观了革命旧居，上了清凉山，所到之处，均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欢迎。作家和延安文学界举行了几次座谈会。记得她戴着假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戴假发。记得我采访她时，面对面相坐，膝盖抵着膝盖，突然她一个喷嚏，头一勾，假发掉了下来。而她像个没事人一样，两手一张，搂住头套，又扣回头上。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84年3月8日，杨植霖取道庆阳，回到延安。杨曾是职务很高的地方领导，因为《王若飞在狱中》一书留下文名。我陪杨老四处参观，很是忙碌了一阵。最感人的是在兰家坪寻找他的旧居。那时大约是1942年，当时他是内蒙古的领导之一，中央调他来党校高干二部学习。他在一座荒凉的山坡上找到了一孔半是坍塌的窑洞，说上党校时他就住在这里，他的隔壁住的是丁玲和叶群。叶群当时好像还没有和林彪结婚。他说，丁玲为人直爽是个女中丈夫，那年三八节，他和丁玲站在这山坡前，远远的一个背着三八大盖的人过来了，这时丁玲抓住他一个胳膊，手有些发抖。丁玲对他说：她平日最忌讳三八这两个字，一见背三八大盖的就发怵。
杨植霖很高，大约一米八三，穿一件黑呢子大衣，毛围巾平展展地交叉裹在胸前。虽是汉族，但大约是在土默川出生的缘故，他的气质中有一种蒙古族朋友那种真诚而豪迈的东西。杨植霖回甘肃后，将他与人合著的诗集《青山儿女》寄我。
杨植霖老人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倡导成立中华诗词学会。他在延安联络了黑振东，在西安联络了杨鸿章、霍松林，在内蒙古联络了布赫，在北京联络了楚图南、周谷城。中华诗词学会于1985年端午节在北京成立。我参加了成立大会。
1984年5月7日至10日，时值《讲话》发表42周年，方纪、草明、曾克、金紫光、何洛、李琦、刘芳、路明远等一行老延安，由中国文联组织回到延安。
方纪半身不遂，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儿子方大明推着。据说他在“文革”时期受到过极大迫害，冤狱长达10年之久。他的神志大约也有些不太清楚，在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时，看见玻璃橱柜里陈列的纺车，他一下子激动得快要从轮椅上跳下来，他说这纺车是他的，是他大生产时用过的。我们怕他失手砸坏了玻璃，只得赶快离开。纪念馆墙壁上陈列着那些首长检阅时的照片，他突然一挺胸膛要站起来，向首长敬礼。大家赶忙拦住他，说这是照片，不是真人，可他还是要敬礼，于是只好由他了，他坐在轮椅上，大约是向彭德怀将军或者陈赓将军，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不过在我采访他时，他的神志很清楚，他能记起早年那些事情的细枝末节，我问他著名散文《挥手之间》的写作经过，他说，当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延安东关旧飞机场上，他也是欢送人群中的一员，目睹了毛主席登上飞机的情景。那时，他像所有在延安的人一样，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后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走下飞机时挥动帽子的那个特写镜头。那是历史的一瞬间，对着这张照片，他觉得他想要创作的这篇文章有了标题和主题。方纪的右半个身子不能动，他用左手写毛笔字，书法苍劲有力，写完字后，落款上还要写上“方纪左手”几个字。
草明
周扬
曾克
丁玲
方纪
郭小川草明一头银发，剪得很短很整齐。年轻时候的她大约也是这么干净利索和漂亮，一副南国女儿的样子。我和草明有几次详谈，主要是采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草明告诉我，从那年二三月份开始，毛泽东同志就筹划这个会了，只是当时他们不知道。毛泽东先后约欧阳山和草明到他的住处详谈了三次，询问一些文艺规律问题和当时文艺界的情况。等到会议开始时，他们才知道主席的本意。她说，会议大约是从5月10日左右开始的，断断续续，开到23日，毛主席一共来了三次，参加大家的讨论，作讲话。会议之后，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许多艺术家纷纷深入到农村和部队收集素材，进行创作。草明还向我介绍了她创作新中国第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作品《原动力》及《火车头》的情况。采访她时，她的秘书李珊莉给我茶杯里只放了几根茶叶，爱喝浓茶的我喝茶时不住地瞅茶叶筒。
曾克和草明不同，留着一头乌黑短发。她的性格和草明相反，显得沉郁一些。她当年在重庆的邓颖超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由邓大姐介绍来延安的。在看座谈会那张照片时，她对我说她的那种发型是邓大姐让留的。来延安前，她欲将发型改成当时革命队伍中那种流行的短帽盖，邓大姐说她这种发型也挺漂亮的，革命主要是行动，发型倒在其次，于是她就带着这种发型来到延安。
后来我在《延安报》上，为以上三位作家各写了一篇专访。
那天陪三位和金紫光去了枣园，从枣园下来，他们要去兰家坪中央党校高干二部旧址去寻各人当年的旧居。我和小李一起先到了杨家岭，在杨家岭那口井旁等了很久，四位老人才风尘仆仆地从兰家坪来到这里。那张合影还在那里，我指给他们看。草明首先在前排找到了自己，她的面孔和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头型也一模一样，只是青丝变成了白发。接着，曾克也找到了自己，她当年的神态和现在也是一模一样，好像岁月在脸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方纪在方大明的帮助下也找到了自己，大约他家里也有这么一张照片。三个人像孩子一样笑着，眼泪涌了出来，当年延安时期那圣洁的阳光在这一刻重新照在他们脸上。只有金紫光没有找到自己，他很沮丧。草明告诉他，这是5月23日会议结束那一天开始时照的。他要金老好好回忆，金紫光还是回忆不起来，只好说：那时，他大约已随部队离开延安了。根据现在的纪念馆工作人员整理的名单，会议有金紫光，不知道金老回忆起来没有。
这次聚会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晖的尸骸找到了。张寒晖死于1946年，埋在边区文协头顶的文化山上，还立了一块墓碑。后来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墓碑被毁，墓茔也找不到了。张寒晖夫人刘芳这次特请了十几位当年抬过棺材的人，包括路明远等一起来到文化山上，口中念叨着柯仲平的“文化山头葬寒晖，一把土来一把泪”诗句满坡寻找。有人说，他抬到这里时歇了一歇；又有人说，他抬到那里时换了换肩，终于，他们证明了与延安宝塔成等高线、距宝塔西约500米的一个小土包，即张寒晖墓茔。大家在一张纸上签了名，我则以《延安日报》记者身份也签了名，署名见证人高建群。刘芳将这张纸装进一个塑料袋，埋在地下，又用一块石头压住。第二年的“5·23”，张寒晖墓被搬迁到李家洼“四·八”烈士陵园内。
1984年7月23日，作家康濯回延安。也是一种缘分吧，在延安为康等一行放映电影《延安生活散记》时，我恰好和他成为邻座。康濯极高极瘦，和胡采一样，也是细长的脖子上擎着一颗小小的头。他言谈举止有一种内在的风度，这是经历过许多的人才可能拥有的，我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那时我正处在创造的苦闷期，我向这位老作家请教了许多关于艺术的问题，我们一见如故，一直谈到电影散了，约好第二次再谈。康老告诉我，不要急，艺术靠的是一种韧性，只要努力，时间会完成这一切的。第二天采访结束后，他将自己写的一首《七律·返延安》亲手抄在笔记本上，诗如下：“不尽风云又返延，重温四十五年前。窑洞火炬辉天外，塔影华姿耀远天。耕战整风埋旧域，工农科艺建伊甸。容颜全改情尤炽，圣地精神代代鲜。”7月24日参观后，康濯离开延安，是年8月，将他的长篇《水滴石穿》寄我。1987年，我的一个中篇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康老来信祝贺，勉励我继续努力写作。后来我听说康濯负责鲁迅文学院，曾去信询问，康老来信说，那是别人的意思，他要抓住晚年有限的一点时间写点东西，不会再干这种社会工作了。再后来，得知康老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也很悲痛，曾经想提笔写一点东西纪念他，千言万语，竟不知如何说起，借上边的一段文字，权当是献给他的一个花环吧。
1984年10月19日，《三家村夜话》的作者之一廖沫沙回延安。廖老为延安老诗人、地委顾问黑振东题“延安遇故知”的条幅，黑老以七律一首作答。诗云：“正是秋高气爽时，圣地有幸遇知音。凛凛正气逐鬼域，灼灼文章荡乌云。千秋功过无须说，一场是非自有评。劝君更尽一杯酒，千里归来有故人。”
1985年4月5日，时值清明，女作家丁玲与丈夫陈明自金锁关登上陕北高原，一路浩荡而来，先在桥山拜谒了轩辕黄帝陵，继而到达延安。在延安几日，参观了革命旧址，去延安大学为学生作了场报告，然后直达当年的红都保安。丁玲虽然头上已是银丝累累，但激情还似当年，穿了一件颜色有些华丽的外衣，戴了一副红色太阳镜。在延安的当代文人中，丁玲最为有名，据说当年延河篝火之夜，那些青年跳的一种舞蹈，就叫“丁玲舞”，而丁玲的那些“文将军、武秀才”的或虚或实传说，亦有很多。除红军长征过来的人以外，丁玲大约是来陕北苏区的第一位文人，早在红军还没有住进延安城，而在被誉为红都的保安时，丁玲就来了。正是在保安，她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组织发起成立了当时第一个延安时期的文学艺术团体“中国文艺抗战协会”（简称“文抗”）。
在延安大学作报告时，丁玲说一句，黑老用他的大嗓门当扩音器，重复一句。延安几日中，丁玲除参观革命旧址外，还专门到清凉山她当年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地方去寻找旧居。在登清凉山时，黑振东即兴吟成《致丁玲同志一首》，诗云：“适逢清明二月天，文坛女神回延安。历尽世间风霜苦，当念陕北米酒甜。宝塔山下‘丁玲舞’，桑干河上歌永言。八十重返旧游地，人生何须记流年。”当年黑振东的吟诗让丁玲百感交集。丁玲回来后不到一年，即去世了。我曾致唁电，表示哀悼。
那之后为筹建延安文艺之家的事，延泽民和张锲曾先后来延安。延老大约来过三次，为延安艺术之家去四处鼓噪。张锲是第一次来延安，在延安察看了基地情况，约见了延安的一些作者，并和文艺界座谈。
大约是1986年到1988年期间，我们还接待了女作家李建彤，李建彤是著名陕北红军早期领导人、红军领袖人物刘志丹将军的弟媳妇，故可以说是陕北的媳妇。因此，我的采访无拘无束。作家很健谈，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有一种唇枪舌剑的感觉。李建彤受过许多磨难，而精神、气质甚至手中的笔仍旧如此犀利，令人赞叹。
欧阳山大约在1977年回过一次延安。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欧阳山在延安时期的著名作品、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高干大》80年代曾由一位日本业余女翻译家多田正子译成日文出版。这位女士为翻译此书，与欧阳山曾有30多次信件来往，与延安方面信件来往更是频繁。其中原因，主要是书中一些陕北土语，使她犯难。1981年，她还亲自来了延安。高干大的原型——原南区供销社主任刘建章已故，多田正子主要与原副书记王旭明联系，王旭明的儿子则充当陪同。也许是爱屋及乌，这位女士与王的儿子来往中产生了感情，最后书成以后，提出要嫁给他，或者王去日本，或者她来中国。王是一个纯粹的陕北人，应邀去了一趟日本后，回来再不提这事。
再说德高望重的周扬。周扬于1987年、1988年“5·23”期间曾几次捎话，要回延安。这事引起了延安方面的极大重视，为筹建周杨回延安的事，有关部门专门从延安陶瓷厂手中将鲁艺旧址——位于桥儿沟的那个天主教堂收了回来，并做了修缮，迎候他的到来。周扬因为疾病的原因未能成行，令人遗憾。
1983年5月和1988年10月，音乐家吕骥曾两度回延安，他也是老延安了，曾担任过鲁艺音乐系主任。吕骥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小老头，上万花山时疾步如飞，连年轻人都赶不上他，时已80多岁的高龄了，令人惊异。
1991年8月期间，毛泽东的儿媳妇、作家邵华来延。邵华高高的个头，气质很好，在座谈会上，延安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令她十分感动。她还详细地询问了毛岸英在枣园按照父亲所说的“补上生活这一课”的种种情形。
1991年11月，文学评论家冯牧在西安开完会后，由《陕西日报》总编辑骞国政陪同重回延安。冯牧是一个在延安整整生活了8年的老延安，在此之前，我们竟然茫然不知。冯牧于1938年到延安，先在抗大继而在鲁艺文学院学习。毕业后曾在《解放日报》担任编辑，后调往部队，随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担任随军记者，后来的许多著名作家，当时似乎都是走的随军记者的路，例如郭小川、闻捷、杜鹏程等。1945年，冯牧随大军南下，离开延安。
冯牧在延安逗留三天，其间由我的作家朋友银笙陪同参观了枣园、杨家岭革命旧址、《解放日报》旧址、桥儿沟鲁艺旧址、南泥湾三五九旅昔日营地，凭吊旧人旧事，寻找当年的足迹。其间许多感人场面，银笙同志在《延安报》有专访刊出。
在延安期间，冯牧还视察了延安文艺之家。当年延安文艺之家筹建时，曾得到冯牧的极力支持。在延安文艺之家，由我做主持，冯牧与延安文学界评论界见面，并即席作了报告。在报告中，他系统且满怀感情地回忆了自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家的成长道路，并对延安的作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辉煌灿烂的延安时期，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大家辈出，延安的杨家岭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沟，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成了一个标志，一个凝结感情的丰碑，一个时代的象征物。
谢觉哉夫人1981年2月回延安，曾涕零曰：“日照延安景常在，一代风流何时还？”
那张杨家岭合照正是草明从家中翻出，献给延安用以纪念的。葛洛向我谈了《白毛女》第一次彩排的情况，他当时去桥儿沟当乡长。《白毛女》彩排出来后，鲁院要葛乡长给桥儿沟路边搭个戏台，他们演出。演出结束后，老乡们评价说，许多台词文绉绉的，完全是知识分子语言，老百姓听不懂不解馋。这样剧组压着改了一回再演，再改台词。反复三次，才基本定稿。
翻开我的杨家岭采访本，拉拉杂杂地记下这些，还有曲艺家陶钝，作家鲍昌，作家、学者公木，学者周艾若等，文章中提到的那些老人大部分已经过世，而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正在日渐遥远。而我也有一把年纪了。因此，我想将这些记录下来，也是我的一种责任。
写完以上文字时，我的脑子里固执地回旋着“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这首抗战老歌，让我双目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