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欧美道路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主义的另一条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民眼前一亮，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中国找到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延安精神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像毛泽东所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延安精神所昭示的道路。从中国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延安精神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创造性典范。
　　延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地位特殊，价值非常重大。与发源于中国近代大城市上海的红船精神相比，延安精神诞生在延安——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坡之上，展现于陕北的沟壑、山涧、田间、地头等地理景观之中，似乎是乡村孕育的精神力量。为什么会成为最先进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精神力量？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一、延安精神的地域特征
　　延安精神诞生于延安，地域特征突出。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到瑞金、遵义，再到延安，空间场景不断变换，艰苦卓绝，砥砺前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经历了一个不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过程，其精神力量不断充实、拓展、丰富和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苏区是磨练之地，遵义是涅槃之处，而延安时期是成熟期，这一时期以党的七大召开为标志。
　　与上海、瑞金、遵义相比，延安精神的地域特征更为独特：
　　一是延安精神与苏区精神、遵义精神一样，都发生在没有现代工业文明体系的小城镇与乡村，与红船精神的发生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大不一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爆发走的是城市革命的道路。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中国革命的火炬，一开始就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点燃，具有大城市的开放性和现代性，城市中的工业体系与工人运动是革命依靠的重要力量。中国革命的这一特点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说比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的经典论述。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是从这一特点入手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最先走上发动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的“左”倾错误，也与这一点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文化起初具有明显的城市文化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锻炼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能有几个上海、北京、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相对于强大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过于弱小，也大不如英、法、美的工人阶级力量成熟。因此，残酷的阶级斗争教育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只有走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的出路。
　　延安是中国北方的小城镇，地处黄土高原，气候恶劣，土壤贫瘠，地处内地，与外界沟通、联系困难，原本生存艰难的延安，要接纳几万人的红军队伍，的确面临生存极限的挑战。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剥削阶级的压迫更甚。延安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为陕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与红船精神相比，延安精神面对的斗争形势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一个是“街头革命”，一个是“山地革命”，两种不同的场所下发生的革命事件，具有不同的场所特征。在此意义上，延安精神与苏区精神、遵义精神都具有乡土气息。
　　二是上海、瑞金、遵义等地处南方或者说长江以南，具有江南的地理特色；而延安在中国的北方，黄土高原的地域特色突出。早在唐代中晚期，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贵族阶级逐渐退出，出身于不同阶层的科举人才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经济的重心由长江以北逐步转向长江以南，中国政治也逐渐南移。从宋代开始，中国商业贸易发达，南方成为商业和小手工业率先发展之地，中国文化重心也偏向了南方，以诗的时代走向词的时代。明代前期迁都北京，但在南方也有都城，经济实力重在南方。清代也以南方的富庶为经济的重点。近代革命发生在江南，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而延安精神则是发生在中国内地而且是相对落后的陕北延安，似乎有些错位。延安与上海、江南相比，距离较远，空间不同，革命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一般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主要从南方兴起，中国北方相对薄弱；南方多少有些工业基础，而北方特别是陕北延安，几乎谈不上有工业。两者相比，延安精神容易给人以乡村革命的印象。
　　三是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持续时间最长，且经历了三个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红船精神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精神、遵义精神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些时期涉及的对象与目标，都不如延安精神复杂。上海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其革命的重点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代表北洋军阀。此时，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有共同的革命对象与革命任务，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苏区精神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形成的精神，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军事围剿。在反围剿的斗争中，形成了苏区精神。苏区精神形成于中国共产党人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初创期，革命异常艰险，革命的指导思想尚未成熟，教条主义干扰革命的发展，中央苏区最后也断送在教条主义手中，对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遵义会议精神表明，只有坚强而正确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道路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延安精神不但持续时间长，而且面临的革命对象、任务最为复杂和艰巨。一方面，延安精神对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另一方面，延安精神形成时期是全面抗战时期。因此，延安精神诞生在国共从对立走向再次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大背景下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国共虽有合作，但国民党反共、防共、限共、溶共一刻也未放松，甚至制造了“皖南事变”这一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既有效反击了国民党的压制，又在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领导了抗日战争，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精神。
　　二、延安精神的发生基础
　　延安精神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精神，这种精神产生的基础在于延安作为革命圣地的独特性。延安精神与井冈山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按照地方命名的。这些精神，不同程度上都与这一地方的特殊性是分不开的。延安，位于中国陕西的北部地区，也是这一地区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心。从地域来看，延安是中国的封闭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延安是中国敌对力量的边缘而并非核心区域。宋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力量逐渐向南方转移，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走在了北方前面，革命的爆发也往往是从南方兴起。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基本上发生在沿海地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基本上在长江以南发生。这一革命与地理的关联现象，是近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了政治革命的产生。近代以来的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北京作为国都，的确是革命的核心，但随着近代丧权辱国政权的延续，北京成为南方革命力量攻击的靶子，成为“黑暗”政治的象征。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革命的浪潮根本上是南北对立的体现。1927年蒋介石政府在南京建都，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完全转移到了长江以南地区。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生在南方地区，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看，延安却成为革命的核心，蕴含着其必然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在列宁看来，必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正是列宁这一理论的重要体现。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地区发生革命，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的集中发展是直接相关的。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发展及其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带来的对世界各民族的侵略，必然引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爆发革命的必然性。深入研究苏俄革命和中国实际的毛泽东，在一开始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武装割据”的思想，强调要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旧的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而来，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薄弱，资产阶级具有明显的动摇性；无产阶级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但与全国强大的敌对力量比较起来，无产阶级力量还是弱小的。而广大的农村和农民，与工人阶级一样，是受苦最深的阶级。所以，农村成为大有可为的革命天地，中国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工农联盟，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农村地区形成了必然的联系。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并进而开辟了中央苏区，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基础。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壮大了革命队伍，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有其充分的理由。近代以来，陕西的阶级矛盾与斗争空前激烈，革命党与军阀的斗争反复上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创建了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在内的革命根据地，为工农革命的客观形势与主观形势奠定了基础，陕甘宁革命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恰在此时，“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博古等人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坚持教条主义，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彻底葬送了中央苏区，党中央与红军被迫长征，经历了浴火重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行为，给一路长征的中央红军造成了重大影响。长征路上，党中央看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良好形势，会成为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和转折点，或者说陕西成了“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点一存”。从全国范围来看，延安成为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正是在这一区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延安政权，发展和壮大了中国革命队伍，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延安精神与乡村文化
　　延安精神是新延安人的精神。与原住民相比，新延安人是没有乡土气息的。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大众化，写出民众能理解的理论和文化作品。这本身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延安精神是一股新精神，是由一批新人创造的精神。如果延安精神是发生在乡村的乡村文化，那么，这种精神与我们所说的革命精神就大不相同了。因此，延安精神不是乡村文化，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城市文化。如此说来，也许有人会提出问题：中央苏区不也是乡村吗？井冈山更是乡村，井冈山精神又是什么精神？这一问题问得很好。罗霄山脉近乎一片原始森林，如果没有来自城市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这里还是落后封闭的。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经过不断地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自身建设，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并通过土地革命，与人民群众完全相结合，将中国革命的根扎在广大农村。但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非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因此，井冈山精神显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者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来自城市工人阶级的精神，它代表的是最先进的工业无产阶级利益，目光远大，境界崇高，理想信念坚定，并能扎根于人民之中。因此，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从中央苏区到延安，这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在根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经过了长征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在理论上更加实事求是，扎根人民群众变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政治方向上更加明确和坚定，在艰难困苦面前更加勇于奋斗。
　　延安精神带有延安的地域色彩。宝塔、延河、杨家岭等等，一时成为延安文化的标志。提起延安，提起延安的文化，也无不与这些地域特色紧密联系在一起。井冈山的红米饭、南瓜汤，延安的小米加步枪，这是最为显著的标志。延安毗邻黄河，一曲《黄河大合唱》唱出了延安的气势。在这块土地上，来自城市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大生产运动，奔赴抗日前线，走向全国，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力量。早在1940年，毛泽东到延安马列学院讲课时，强调要养成新的、清正的、廉洁的、不搞歪门邪道的“延安作风”，打败国民党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西安作风”。延安是贫穷的，但延安也是平等自由、清正廉洁、充满活力的地方，而西安是富贵之地，但却是官僚享乐、贪污腐化之地。两相比较，正如陈嘉庚所看到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延安而非西安、重庆。
　　延安精神既非城市文化，也非乡村文化，而是城市文化为魂、乡村文化为表的特殊文化。一般来说，城市文化表现为契约精神和诚信观念，主要依托于市民阶级。在这一意义上说，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的阶级，与市民阶级赖以存在的私有财产是对立的。因此，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城市文化中的另一种形态，而非市民社会的文化。乡村文化是田园文化，零星散落的村庄，小土地所有，分散生产和经营，类似于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状态，与工业文化相去甚远。但是，延安精神却显示出独特的性质：它是集体的文化，是一群中华民族精英所领导的先进队伍的文化，集体主义观念、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以及勇敢对敌斗争精神，这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表现出来的生命状态，不是城市文化或乡村文化所能概括的。
　　其实，这一时期的文化，毛泽东早就有明确的论述：“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的这一结论，正好回答了我们以上分析中遇到的难题。一方面，延安精神既不是典型的城市文化，也不是乡村文化，而是由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决定的。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因此，延安精神也属于这一大的范围的文化精神。不过，我们也看到，延安精神也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性质。延安精神的核心之处在于：在极端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极限求生的精神。敢于挑战困难，勇于突破极限，任何艰难困苦在延安都能克服，从而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适应了绝地求生的生存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走向成熟，逐渐形成了应对复杂环境和极限挑战的政治生态，开始独立自主地面对环境挑战，形成冷静客观的实事求是精神，始终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将依靠群众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由此可见，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四、在现代文明新起点上弘扬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的弘扬，正是基于其独特的文化性质，我们必须站在现代文明的新起点上，否则，我们难以全面把握和理解其精神实质。
　　一是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去理解延安精神。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将延安精神理解为单纯的乡村文化或城市文化。正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前进的一样，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复杂性。延安精神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精神。只是与红船精神、苏区精神、遵义精神相比，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由初创走向成熟、由依赖走向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阶段形成的文化精神。因此，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体现出来的精神，就集中体现出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文化性质。因此，信仰坚定、方向正确、决策科学、挑战极限，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特征。领导中国工农联盟的中国共产党，此时此刻，真正走向成熟，延安精神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影响是突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正起点。
　　二是我们要结合中国革命道路的发展以至中国道路的发展去理解延安精神。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异常曲折的，特别是延安时期。延安时期以前，中国革命处于初创期，从摸索城市道路到探索农村道路，曲折是其常态。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自觉地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但是，延安时期中国革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强大的敌人的侵略，面对强大的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压力空前，革命的形势异常复杂。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实事求是，既坚持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又灵活机动地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走上开创全国胜利的征程。因此，从中国道路的角度来看延安精神，我们就能看到延安精神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
　　三是我们要从空间文化的角度弘扬延安精神。延安是一个新空间，延安精神具有新空间的特点和性质。从中国革命的布局来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并逐步辐射到全国，由地域空间变成全国性空间，其空间话语以强势赢得全国舆论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这一各种反动势力夹缝之中的空间地域，竟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重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四是我们要从中国现代化之路弘扬延安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欧美道路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条不同于欧美自由主义的另一条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民眼前一亮，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为中国找到一条新的现代化之路。延安精神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正像毛泽东所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现代化之路，就是延安精神所昭示的道路。从中国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延安精神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创造性典范。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文化与价值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政治学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