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马霄（右）与受邀前来的延安医学院兼职教授在一起
1987年，马霄在延安地区医院给病人做检查
　 编者按：
　 马霄是延安医学院首任院长，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胆道之父”黄志强教授，在肝胆外科临床及研究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期间，为陕西省基本控制地方性甲状腺肿疾病作出重要贡献，1980年后，马霄和他的团队为防治陕北肝、胃及大肠癌发病率高，解决群众就诊难，几十年如一日，有计划地进行普查、治疗与综合预防，为陕北地区胃癌发病率逐年下降作出重要贡献。1984年，马霄主动申请转业，全力投入延安医学院的筹建，是陕北地区医学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1991年到陕西省人民医院工作，1993年离休。2021年6月16日，马霄在榆林逝世，享年90岁。逝世后按照他生前遗嘱将尸体捐献给延安大学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供医学生教学使用，他一生可谓是鞠躬尽瘁，奉献毕生！
　　谨以此文，纪念马霄教授逝世一周年。
　　1931年，我出生在绥德县马家川乡（今中角镇）梁家甲村。
　　我们村距离县城和集镇都很远，很早就有党组织活动。一天午饭后，大人们都站在窑洞外，说对面山上下来一支红军队伍。只见前边第一个人手执红旗，后边的人排成一字队形，很整齐地走下山，经过我们村向山下走了。
　　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听说白军来村里打死了人，为了躲避打仗，母亲带着我到了义合镇。
　　义合镇距离我们村有40华里，是一个有城墙的小城池。东西门之间是一条石板街，两边的窑洞和房子里有卖货的铺子和饭馆。义合虽不算大，但是城门口还有拿枪站岗的军人，相对安定一些。
　　距离我们住处不远的街道上，有天主教洋人招儿童念书，不收学费。小小的义合镇上本就不多的小孩都去了，母亲叫我也去。
　　我第一次去时有点迟到了，只见一个教室里坐满了比我大的小孩。红头发白胡子的洋人老师站在讲台上。他对我很热情，把我安排在前排座位上，可能看我年龄小照顾我吧。
　　学堂里没有书本，老师也不讲课，只叫我们跟着他的脚踏手风琴唱歌。这些歌我从来没有听过，也听不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老师不见了，这个西式学堂我也就再没去过。
　　等我年龄再大了些，母亲就送我去了义合小学。
　　在义合小学
　　义合小学在西门内的一个庙里头，有一个较大的院子，院子东边是平房教室，南边像是一个旧戏台，北边往上是几排有泥神像的房屋和窑洞，看起来有些害怕，我不太敢去。
　　我因为人小个矮，被排在第一排中间座位，距离老师最近。因此每次上课只好老老实实集中思想听课，而且随时准备被老师提问。
　　那时的算术是每天下午放学前交练习本，语文是第二天早晨上课前老师叫几个学生把前一天讲的课文一字不错背诵一遍，背诵不好老师是要打手板的。
　　语文老师叫霍祝三，是我母亲的娘家人。他戴一副眼镜，留有胡须，说起话来总是面带笑容。
　　小学语文课文较短，我每次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了，老师也就不再提问我。我就以为老师以后不会再叫我背诵课文了，下午自习时间贪玩，也不复习了。
　　过了好久，霍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诵，我只背了两句就再也背不下来了。他很生气，狠狠地打了我手板。一边打一边还说：“因为我和你是亲戚，应该多打几下。”
　　我疼得大哭，忙说：“再也不敢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被打，也是最后一次。
　　这以后，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用不了多少时间，我就能把语文课文全部背会。我永远感激我的亲戚老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恩人。
　　对于算术的学习，我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他们全在当天下午自习时间做练习题，有的晚上放学时还交不出算术本，因此就叫我帮忙。
　　我在校园内的土地上用木棍或碎石子教他们演算。因为问的同学多，同样一道题，有时在地上重复演练好几遍。这样我就觉得可以不交算术本。
　　另外，算术本是要花钱买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挣得钱很少，还要交给祖母维持家中的吃饭穿衣，也没有钱给我买本。所以我每次都不交算术本，这样就引起了数学老师大怒。
　　一天，他把算术本返还给同学后，怒气冲冲地问我为什么不交算术本。我小时候好面子爱红脸，怕说没钱买练习本被同学看不起，硬着嘴说：“算术题我会。”
　　“你都会吗？”“我都会。”“你上讲台来。”
　　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很难的题叫我当场做。我做了，而且答案正确。气得老师没办法，只好叫我下去，从此再也不要我交算术本。
　　年终放假全校开大会，墙上贴了成绩，我也没去看。开会时一班站一行，为了玩时不被主席台上的老师看见，我就有意躲在队伍后边，在人群里玩，也不听主席台上的老师们在讲什么。
　　当主席台上的老师叫到我的名字让我上台领奖时，还是周围的同学提醒我的。
　　我记得奖品有石板、石笔及皮球等，母亲看了也显得高兴。
 　 在刘家川小学
　　由于父亲调到刘家川乡上工作，母亲带我来到了刘家川。
　　刘家川乡小学比起义合镇的小学规模要小很多，全校只有一位老师，算术、语文、体育都由这个老师教，不过老师是有名的绥德师范毕业的。
　　大概过了一年的光景，父亲又要去榆林职业中学当职员，因此我就离开了刘家川小学。
　　去榆林读书
　　不久，父亲把我从老家捎到榆林。开始时我们无处可住，晚上睡在庙宇的地板上。后来榆林职业中学为父亲安排了一间小窑洞，我开始每天到新民巷小学去上学。
　　读书、学习并没有使我感到有压力，最痛苦的是想家、想母亲。只要听到有人问我：“你这么小出来，想不想母亲”之类的话的时候，我就不由泪流满面。
　　后来，父亲的工作又有变动，就托熟人把我带回老家母亲身边。我开始当然很高兴，但是久而久之，又想跟父亲在外边读书。母亲不会写信，见有去榆林的熟人就捎话，让父亲接我去读书。
　　记得是春节过后，在榆林工作的五大叔来信，叫家人把他母亲送到榆林去，顺便把我也带上，这也是我父亲的意思。
　　不久，父亲把我送到响水镇一个铺子里住下，在当地师范附小六年级插班，后来又吃住在学校里。
　　我的小学时代就这样断断续续读完了。不管是插班、跳级还是转学，我都还能跟得上课程，从来没有留级或降班。
　  在师范学校
　　还是因为家穷的原因，小学毕业后，我决定报考师范学校。这是因为师范学校第一不交学费和杂费，第二吃饭也不要钱。虽然每天吃的是高粱渣渣饭，但总还能吃饱肚子，不至于引起浮肿生病。
　　考试成绩公布后，排名靠前的我顺利进入师范学校。学校的老师水平也确实不一般，有著名的王痴吾等。王老师身体很瘦，衣服破烂，因为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除了照书本讲课外，对当时的形势从来不谈论。
　　进入师范以后，我发现师范学校的使命是明确的，毕业出来就是教小学生，所以不学英文等课程，当然再深造也就无从谈起。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父亲后，他也认为小孩子过早工作没出息，要读高中。但是上高中是要考英语的，只能转学到榆林，读初中二年级。
　　到了暑假，父亲就为我联系转学。到榆中已经上了一堂课，但在补办入学手续时，要交好多费用，伙食费就拿不出来。只好改上榆林职中，因为那里吃饭免费，也不交住宿等杂费。
　  转学榆林职中
　　榆林职中建在城北门的一个山坡上，从山脚到山顶建了五六排窑洞，山顶是个大操场，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及垒球场等。
　　学校的老师水平更高。我们班语文老师姓窦，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数学老师是学校的教务长，据说他和校长高崇山是好朋友。初中二年级已经开始学代数，老师教得好，我也学得好，他在老师中多次表扬我聪明，这话随后就在同学中传开了。
　　在职中这半年时间里，我的学习成绩提高较快，又逢父亲的经济收入较之前有所提高，亦有能力叫母亲和小妹子从农村老家到府谷县。
　　为了利用好寒假时间，我和同学约好提前返校，把要学的功课提前自学，准备将来提前结束中学的学业。
　　可惜好景不长，大概是在1946年的中途，榆林的西南面又开始打仗，战争很快逼近榆林城，有钱的人家带着小孩逃往西安或兰州，当局发动群众包括学生停课到南门外修飞机场，准备国民党军队空降增兵援助，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
　　我写信给父亲，父亲叫我立即返回，并说母亲和府谷各单位的家属也都转移到乡下住着，陕北随时可能打仗，现在顾不上念书了，准备逃命是主要的。
　  转学到归绥
　　在榆林的学是上不成了，全家都为我的读书问题发愁。
　　有一天，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他有个姓艾的好朋友来信了，愿意关照我到归绥去读书，那里社会秩序安定，还没有战争。
　　去归绥路途较远，要先骑着骆驼到包头，再转乘火车到归绥。
　　到包头买了火车票以后，我顺利地到达归绥，找到了艾伯父。他已经收到了父亲寄给他的钱，立即就帮我联系学校。我通过插班生考试，顺利进入恒青中学初三毕业班学习。
　　恒青中学是天主教办的，要求每周星期天早晨到教堂做礼拜。我因为是从陕甘宁边区来的，受过无神论的教育，但是为了念书，也顺应了老师，每次做礼拜都很认真。老师们也很喜欢我。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每门功课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因为恒青中学没有高中，我初三毕业又考入了归绥高中。
　　绥中的教师水平就更上一层楼，语文老师还组织同学演进步话剧。学校的学习气氛很浓，提倡当堂提问和老师讨论，甚至辩论。
　　在归绥中学读了一学年，归绥也不太平了，省城的周围开始打仗，国民党特务晚上跑到学校抓进步师生，人心惶惶，互相不信任。
　　我去找原恒青中学外籍老师，特别是年岁大的物理老师，想听听他们对形势的看法和我该怎么办。老师们一致叫我离开归绥到北平去读书。
　　在北平上学
　　这时候，平绥线的铁路因为战争已经中断。要去北平，需要先转乘两天汽车到山西省大同市，然后再换乘火车到北平。
　　到北平以后，我先寄宿在一位陕北同学的宿舍外，用一扇门板放在房檐下当床板睡觉。后来转学考上距离延安会馆很近的惜阴中学高中二年级。
　　惜阴中学的教师都是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的教师兼职，水平很高。
　　但是好日子不长，1948年冬天，解放军全面占领东北三省，大军入关，在解放天津之后围住了北平城。城内人心惶恐不安，学校也停止上课，有些同学和老师已经出走，各顾逃生。
　　我和一位通县的同学住一个宿舍，每天无处可去。我还有点钱可以买玉米面窝头吃，他家里以为快放假了，没有给他多余的钱，没想到还没放寒假，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城，连城门都出不去，和家里联系不上，他就断顿了。
　　我想，形势的发展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但不能眼看着叫同学饿死呀，所以我们每天一起去买玉米面窝头。
　　在这期间，我每天去北京图书馆阅读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也看了一些鲁迅和巴金的文章，对共产党革命的目的有所了解。
　　不久，当局把无家可归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按人头供给饭吃，这就解决了大问题。又过了不久，北平和平解放，一切交通都恢复，我们决定一同到通县他的家中，等形势变化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走到同学家时，天色已晚，看样子他们家境还不错，相当于富农人家。同学已结婚有爱人，他的父母万分感激我对他儿子的援助。为我准备的每日三餐都很丰盛，还给我换上新长袍，但是我整日忐忑不安，今后怎么办。
　　我们俩到处打听，每天讨论，就是决定不了。最后到了开学日期，两个人又都回到惜阴中学，问了训导主任石老师，他说人民政府通知，一切事业原来怎么样办，仍然继续怎么办，一切照旧。
　　石老师认为我们还年轻，正是增长知识的年龄，过早工作不好。
　　但是我与父母失去联系，已经没有了经济来源。石老师说，如果只是因为钱，我可以帮助你。
　　就这样，我留在学校里继续读书。
　　但是社会上不断有各种学校招生，如南下工作团、华北大学、军政大学及文艺工作团体等，我也报名参加了考试，而且都被录取。
　　我再请示石老师自己要不要去工作，他不同意我过早工作，所以都没有去。
　　后来在北京饭店，我又遇到西北人民医学院招生，报考的人也特别多。考试时遇上招生的同志是陕北人，他如实告诉我，录取后回陕西学医。我动心了。
　　这一次，石老师同意了。他说，第一学医专业好，第二你回老家便于和父母联系团圆。
　　就这样，我考上了西北人民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第四军医大学。这一选择，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告别北平
　　离开惜阴中学的前一个晚上，我去向尊敬的石老师告别，我们师生谈到很晚，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临别时，老人家失声痛哭，使我很难受。我觉得自己不该走，让老师如此伤心。
　　我说：“我不走了。”石老师擦去眼镜上的眼泪说：“你的前途更重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
　　有几位知道我要走的同学赶到前门火车站为我送行，他们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请我到前门外劝业场三楼的华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
　　五十多年了，这张照片的光辉一直照耀到今天，激励着我前进到今天。我把它翻拍放大再放大，挂在墙上。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同学，背叛老师，背叛父母，背叛人民。
 　 在山西新绛的学习
　　我们乘坐的大铁罐火车出北平后经天津向南行驶，沿途有的桥梁已经被破坏了，用木架临时支撑起来，列车过桥时走得特别缓慢。经过娘子关后，进入山西。
　　在榆次站和太原站，我还可以看到城墙上的炮眼痕迹，到太谷后，我们又改乘小火车向侯马进发。
　　在太谷车站的站台上，领导高兴地说西安解放了！
　　到侯马后，我们下车一路步行，到达新绛县的南古交村，也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我们虽然住在老百姓的窑洞里，但吃饭和学习是集体行动，每十个人为一个班，班再组成学员大队。
　　对我来说，一切都非常满意，有吃、有穿还能学习知识，像似到了天堂。
　　到南古交村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基本都过了生活关，思想也都安定下了，学校就开始安排我们学习。首先是政治学习，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史以及唯物辩证法等。
　　就在大家专注学习的时候，有一天中午，突然没有同学来灶上吃饭了！我感到很奇怪。从炊事班出去，看见一群同学聚集在一起，说要去校部游行，要民主、要自由。为首的是个大个子，我也不认识。
　　我立即跑到大队部，报告了王槐青大队长。王队长急忙赶过去了解情况。后来，史校长还专门找我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校党委对这件事高度重视，很快查明是几名学生故意闹事。
　　不久，我们就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学习文件，听首长作报告，写自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家庭出身不好的，要向党说实话，大家纷纷与旧社会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揭发旧社会的腐败和反动派的罪恶。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人人求进步、个个争当先进分子，大家组织纪律严明，工作一丝不苟，不少人都写了入团或入党申请书。
　　我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它不仅能改造全中国，也能改造每一个人。
 　 行军路上
　　1949年秋天，学校首长宣布，我们将向西安进发。这时，早晚已有点凉意，我们还穿着单衣。首长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的棉衣早已运到西安，希望大家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轻装步行到西安。
　　大队部决定让路明远和我参加打前站组的工作，任务是部队出发后，负责检查住过的地方有无违反三大纪律的情况。检查住过的房子和院子是否打扫干净，检查走前是否给老百姓的水缸担满了水。
　　检查结束后，要求再快速赶到大队之前，在计划中午休息的地方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组织群众把开水担到路边，迎接部队短暂的休息。
　　部队到达后，我们继续快行军前往当晚点宿营地，分房子、买粮食，然后分发给各班组。
　　往往在向领导汇报一天的工作后，我们还要做第二天的干粮，直到完成这些任务后才能睡觉。
　　走到第七天的晚上，做完明天要吃的干粮后，我们很快疲劳地睡着了。到了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大队长叫醒我，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即出发。
　　任务是背上满满一军用挂包的钱。首长说，你背的钱是咱大队的命根子，一旦丢了，全队人员就没办法生活了。我一听，更感责任重大，把军挂包挂在前胸，又用皮带捆上，两只眼睛一直盯着，丝毫不敢麻痹。
　　进了潼关城，联系到刘政委，又与地方政府接上了头。这里是新解放区，除了住处借用老百姓的房屋外，其它一切米、面、柴、炭和蔬菜都在商人那里买。
　　干事负责和商人讨价还价，我负责付钱记账，一切刚刚办完，大队人马已经到了。我和干事分头把他们安排住下，把米面柴炭和蔬菜刚分发下去，准备做饭时，突然接到通知：“立即把米面柴炭和蔬菜转卖给商人，去火车站上火车，越快越好！”
　　我们赶紧动员几位力气大的同学把所有的东西拿到卖白面大饼的商人那里，全部换成白面大饼，然后跑步去赶火车，上车之后不到一分钟，火车就开动了。
　　虽然大家都累得满头大汗，但却格外高兴，首长也很满意，叫我们把大饼发给每个人。
　　同学们在火车上高兴地有说有笑，期盼着早一点到达目的地——西安。可惜火车不理解大家的心情，走得很慢，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西安。
　  进入西安
　　到西安后不久，学校根据学生的文化程度及年龄，分期（班）进行学习。我被分到20期，与21期在同一个年级上课。我还被任命为副期长，分工主管学习。
　　学校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除了个人学习成绩优良外，还要保证每个人的成绩都要及格，所以我们又组成三人一组的互助学习小组，当日的课程内容必须搞明白，理解并记住。
　　我们把每一个化学方程式、有机化学的结构编成扑克牌，随时拿出来记忆。把解剖学的小骨头模型装在衣服兜里，眼睛不看，用手一摸即可叫出部位的名称来。
　　老师更是全心全意、认真耐心地教授我们知识。晚自习时间，很多老师都是亲自到学生宿舍辅导，保证每一个同学都要学会学好。
　　我们没有寒暑假，一年四季天天学习。只在星期天，学校才准许少数代表去为大家买日用品，其他人员一律不准出校门。
　　到了春节，学校放假一周，但是也不能自由行动，还有特别任务，就是排演文艺节目、扭秧歌。
　　我被安排打腰鼓。那几年这中，我年年春节都去打，给当地军政首长拜年、给群众拜年。连着七天演出，也很疲劳。
　　平时，学校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我们按时起床，出操跑步，中午和晚上都要按时睡觉，以保证听课不打瞌睡。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都要去参加打球等运动，不准死读书、读死书。
　　对于没有按要求做的同学，或者表现不好的，在每星期六晚上的生活会上，都要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直到这位同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犯为止。
　　与此同时，学生也一律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结婚。男女之间只要有一方主动提出恋爱，另一方即可报告领导，同学之间只能保持纯洁的友谊。
　　前期的学习任务完成以后，学校向中国医科大学学习，进行了教育改革，也就是实行专科重点教学法，即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设立了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及五官科等班级。
　　这样，除了各科都学习外，又集中重点学一门专科。学习内容多，时间长，比旧的教学时长多了好多倍。
　　我被分在外科专科。在全面学习所有外科疾病外，每天下午还要在动物（狗）身上做手术练习。同学们轮流做主刀、第一助手、第二助手、洗手护士及麻醉师，要求做到三基三严，理论联系实际，否则要受到批评。
　　经过四年的紧张学习，我们圆满地完成了医学理论学习的任务。
　　这时候，恰逢抗美援朝战争即将结束，从朝鲜前线运来大批的伤员。上级部门要求第四军医大学把功课学完的外科专科学生组织成两个康复医院，由普通同学和老干部班的同学分别担任医院的院长、主任、医师、护士，全面负责伤员的吃、住、治疗和护理。
　　这两所医院设立在凤翔县，经过所有同学四个多月艰苦的努力，我们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和地方政府的表扬。
　　后来，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把医院的工作移交给地方的医务人员，返回学校。
　　这次执行任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使我初步体验到了一名医务人员的责任与使命。
　　在兰州军区总医院实习
　　上级首长对我们这批学生一直很关心。在我们结束理论课学习之后，由于学校在西安很难一下子找到那么多的大医院，让我们完成医学实习任务，上级部门就把我们分配到全国各大军区的医院进行实习，我被分配到西北军区第一医院，也就是兰州总医院实习。
　　1953年7月，我和部分同学到达兰州。
　　兰州总医院的领导对我们非常重视，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年直接参与过我们学校的创办。老领导面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非常关心和爱护。
　　离开西安以后，组织关系变了，老师变了，学习的形式也变了，接触面更大。好在我当时思想都有准备，努力虚心向一切人学习，包括向病人学习。
　　经过一年的实习，西北军区后勤卫生部把我们当中成绩优良的学生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其中也有我。我们这些人属于后勤卫生部干部处直接领导，每月填表由科主任写评语。
　　当时，各专科主任都想让我做他们的助手。骨科主任给我联系了天津骨科医院进修，医院领导亦已批准，结果外科大主任劝我不要学骨科。
　　而我除了努力工作和学习之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锻炼身体上，夏季到黄河游泳，冬季滑冰。我想，做外科大夫，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实习结束以后，我又被继续留在兰州总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决定调我到重庆第七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即西南医院临床外科教研室担任助教和住院医师。
　　从此，我开始了自己几十年的医学教育和科研工作生涯。
　　〔延安大学医学院韩继明教授，王景鸿研究员，杨延（自由撰稿人）根据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