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双十协定”后，陶行知（右一）代表民盟到机场欢送毛泽东并合影留念
    ▼陶行知逝世后，《解放日报》整版刊登纪念陶行知的题词、诗词和文章
    ●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
　　文/ 申延生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陶行知先生一生所持守的赤子之忱。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伟大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女士赞其为“万世师表”。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身体力行推动平民教育，提出的“行—知—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期关注，让我们一起了解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实践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1939年8月2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讲话，他指出：“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被宋庆龄称为“万世师表”，身体力行推动平民教育，提出的“行—知—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很好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观，正确地分析和处理了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追求高度契合，因而倍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崇。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陶行知完成了由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到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周恩来称赞他“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尽管陶行知先生长期在国统区积极推行平民教育，并没有来过陕甘宁边区，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却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思想几乎完全契合，对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1928年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的董纯才（1905—1990）以一位大学生的身份进入晓庄学校（由陶行知1927年3月创办，位于南京郊外，原名晓庄试验乡村师范，1938年改称晓庄学校。因师生赞成抗日，援助工人罢工斗争，于1930年被国民党政府封闭。1951年2月复校。），陶行知让他担任生活指导员杨效春的助手，一边学习，一边做教务工作。23岁的董纯才在晓庄学校深深地受到陶行知的影响。
　　1937年秋董纯才奔赴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了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他在与徐特立老厅长朝夕相处中，常常谈论陶行知在国统区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和试验乡村教育的情况。经过董纯才的介绍，加之国共两党二次合作期间陶行知的许多著作也传入延安，中共领导人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且都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非常支持。
　　1939年3月15日，董必武在生活教育社成立12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说：“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生活教育这名词，可是基本上是和陶先生的办法相同。如小先生制……”徐特立也说：“陶行知的教育学说几乎与我们的教育事业全部一致。”徐特立在给其他同志写信时，常常署名“师陶”，表示自己也要向陶行知学习。
　　1940年9月，在徐特立、董必武、李维汉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董纯才与二十多位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生活教育社成员一起，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创办了新教育学会，选举徐特立为理事长，董纯才为理事。1942年3月15日，在晓庄师范暨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之际，徐特立携副理事长范文澜致书慰问陶行知，称赞陶行知“创办晓庄学校，提倡乡村教育，掀起了乡村教育的大浪潮，波及全国各省，晓庄变成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大旗，先生手执这面大旗，披荆斩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开辟了一条大路。”其“教育主张及15年来所辛苦经营的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17日，生活社延安分社与新教育学会在延安大学礼堂联合举行纪念大会，庆祝生活教育社成立15周年，徐特立在会上讲话，着重指出，“生活教育创始人陶行知先生的中国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值得我们学习，而陶先生的虚心学习他人的优点和不断改进自己的短处尤应为我们所摹仿。”
　　当年在延安，除了董纯才，还有张宗麟、宁越、丁华、徐明清、曹建培、陈一清、徐幹如、陈復君、武兆令、刘存久等陶行知的学生。丁华在1945年5月6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育才学校的新教育——陶行知先生教育理想的创造》的长文，从“学生自治”“文化生活”“康乐生活”“卫生生活”“劳动生活”“服务生活”以及“实际精神、创造精神”等七个方面，介绍和评价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以及新教育的成效，向陕甘宁边区宣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生活教育思想在陕甘宁边区的广泛传播，已经对边区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明确指出，在整风运动以后，陕甘宁边区“实行‘人兴财旺’的教育工作方针，教育解决了老百姓的疾病问题、生产问题，于是出现了群众自己起来办教育，使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实际上是陶行知的‘生活和教育统一’思想的发展。”
　　《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关注并及时报道国统区陶行知的办学情况和社会活动。1945年11月30日登载消息《陶行知教授函杜威博士——呼吁美名流伸张正义》：“制止美国军火商、亲日派、反苏反共派军国主义者鼓动中国内战，是救中国人、救美国人的事业……”1946年2月8日头版显著位置报道：“《陶行知先生创办社会大学》——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新近举办社会大学……社会大学分夜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旅行大学……”
　　二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的教育思想是相吻合的，而且边区在普及教育和办学上的好些做法与陶行知也是不谋而合的。1939年7月边区政府决定，将边区中学与鲁迅师范合并为边区师范，由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兼校长，董纯才为副校长并主持工作。成立边区师范的意义在于培养大批教育干部、普及教育，提高边区民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其性质是一个地方性的乡村师范学校，其任务是为边区、特别是为延属各县培养新的小学师资。它是个统一战线的学校，不论阶级，不问党派，不分男女，一律招收，待遇一律平等；它实行免费教育，为劳动大众敞开大门。在9月22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周扬、董纯才分别讲话。董纯才勉励同学们要发扬“团结、紧张、艰苦、活泼”的校风，担负起全国国防教育的模范作用。周扬要求学生，作为抗战教育基础的小学教师，应具备普通基本教学知识与技能，更应该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1943年4月，延安新教育学会在延安选编、出版了由董纯才作序的《行知教育论文集》。延安出版这本选集就是为了学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改进边区的教育工作。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在延安召开了长达37天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也叫“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这次会议对边区小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与实际发展相背离，与边区群众生活相脱离的教育实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指出：“在教育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与会的文教工作者领会了毛泽东主席对教育的指示精神以及陶行知《普及大众教育》《小先生制》，对边区扫除文盲、发动群众自己办学，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会后掀起了一个文化教育新高潮，各地区展开了“十个一”活动，即办好一所村学（冬学）、一个识字组、一个读报组、一个黑板报、一个秧歌队，以及每人每年种一棵树等等。这次大会被人们称为文教“群英会”，在文化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徐特立曾经说，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在国内教育界才是最先进的，他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普及教育、小先生制、穷国穷办法等最适合中国国情。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坚持教育救国，献身中国民主和平事业；他更是一位民主斗士，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当看到《新华日报》登载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陶行知兴奋地说：“中国有救了！”“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把我以前没有完全说清楚的话，讲得更明确了。”他大量购买登载毛泽东文章的报纸，并发给育才师生，作为教材使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陶行知作为人民代表，曾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双十协定”后，陶行知组织育才师生参加人民团体联合举行的欢送毛泽东庆祝活动，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时，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欢送，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留念。
　　陶行知对中共领袖充满了崇敬爱戴之情，中共领袖也视陶行知为亲密战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共同的抱负志向、共同的责任担当、共同的精神品质，彼此心心相印。1939年后半年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不久，周恩来、邓颖超亲自到校参观，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还捐款四百元作为购置运动器材之用，支援办学。1943年的一天，得知育才学校遇到困难，周恩来、董必武派中共驻渝办事处的徐冰送给育才学校一套南泥湾垦荒大生产照片，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织制的粗毛线衣。周恩来还捐赠了其岳母坟地二十亩，给育才学校育种。陶行知很受鼓舞和教育，立即动员育才师生学习南泥湾精神，开垦荒坡地，生产自救，解决办学困难，锻炼师生革命意志。
　　三
　　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一听到陶先生病逝的噩耗，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与邓颖超一起赶去向陶先生的遗体告别。周恩来握着陶先生尚未僵硬的手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了。你的未了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当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给陶行知家属发去唁电，称赞陶行知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7月27日陕甘宁边区文协和中华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向陶行知家属发去慰问唁电，盛赞其伟大贡献：“先生首创生活教育学说，并在人民大众中努力实践；发起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国独立民主和平事业坚持奋斗，数十年如一日。”7月28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和陶行知在延学生分别给其家属发唁电慰问。7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致电家属吊唁。陕甘宁边区政府学委会委员、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委员柳湜在7月3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记最后一夜——回忆陶行知先生》。8月8日边区政府“延安各界追悼陶行知先生大会”在《解放日报》刊登广告：“纪念陶行知先生征求题字”。《解放日报》8月11日、12日连续两天用两个整版刊登纪念陶行知的题词、诗词和文章。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题词：“向陶行知先生学习！”并号召边区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们，要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开展边区人民所需要的文化教育，以纪念行知先生的逝世！”徐特立发表文章《陶行知的学说》，延大校长李敷仁、诗人柯仲平，陶行知的学生宁越、曹建培、武兆令以及音乐家、曾是重庆育才学校教员的贺绿汀等十几人或写诗，或赋词，或作文悼念陶先生。
　　8月11日下午，延安各界代表2000余人为陶行知先生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以及各单位的题词和挽联。董必武题诗：“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吴玉章评价陶行知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是一个时代英雄”。追悼会上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充分肯定了陶行知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说先生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二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把先生当作模范来学习。
　　为纪念陶行知，经边区政府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自8月19日起正式易名为行知中学。9月4日下午举行了隆重的易名典礼。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谢觉哉、李敷仁、贺连城、李卓然、柳湜等，和出席当天上午举行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座谈会的全体同志以及延中全体师生，桥儿沟小学师生与附近居民800余人参加典礼大会。会上李敷仁和谢觉哉先后讲话，李敷仁着重指出：“陶先生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教育的方向！”并介绍了行知学说的四大法宝：即生活与教育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教与学结合、先生与学生结合。阐述了陶行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谢觉哉谆谆勉励青年在人民的世纪里，在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朝着行知先生的教育方向努力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