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延安期间，在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挑战和极其艰苦的内部困难考验下，培育出伟大的延安精神。这一时期，一大批革命后代也在延安精神的哺育下，得到了很好的成长和教育。他们即使离开延安多年后，仍都乐于称自己是“延安儿女”。
　　1 能吃到馍馍真是最幸福的事 讲述人:吴持生（吴德峰之女）
　　1940年，我1岁时随父母到了延安。因父母工作忙，无暇照顾我，把我送进了“洛杉矶托儿所”。当时每个孩子的生活费用按一个普通战士每月发30斤小米的标准供给，没有特殊情况很少见到面和馍，记得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调皮捣蛋，送到兵站，兵站不要，送到瓦窑铺掏炭（烧炭），一天给你两顿小米子干饭，看你还捣蛋不捣蛋！”现在我想起来那时候的馍馍还直流口水，因为当时对我来说，能吃到馍真是太幸福了，这是现在的娃娃完全体会不到的。
　　因幼儿吃得少，为照顾孩子们的饮食，供给部门专门给延安的保育院配给了一些细粮面粉，阿姨经常做成面糊糊喂给较小的幼儿吃。我母亲说她每次去托儿所接我都几乎看到，幼孩们站在小床上，整齐地靠着栏杆排成一排，等着阿姨喂糊糊吃。只见阿姨端着一大碗面糊糊，一勺一勺地从头喂到尾。喂前面的孩子，后面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两个眼睛紧盯着盛面糊糊的大碗和喂糊糊的勺子转。同样，喂到后面的孩子，前面的孩子也是如此情景。阿姨喂到哪个孩子跟前，哪个孩子就迫不及待地一口抢上去，狼吞虎咽地吞下肚。
　　不知是当时面糊糊没煮熟，还是由于卫生条件差的原因，很多孩子开始拉肚子。正逢那一阶段父母都忙得无暇探望，直到后来我又吐又拉到严重脱水，高烧40度送进中央医院抢救时，我父亲接到傅连叔叔打来的电话，才和母亲匆忙赶到医院。只见我躺在病床上，张着小嘴干嚎，一滴泪水都没有，同时从堵塞不透气的鼻子内，不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当时以为同时患了感冒，鼻子不通气，后来在我呕吐的时候，突然从鼻孔掉出一块黏糊糊的东西，一看是一团浸满脓血的旧棉花球，这才发现两个鼻孔塞满了东西。护士用镊子将它们一一夹出来，竟然全是旧棉花球。托儿所知道后，把所有的孩子挨个儿检查一遍，才发现不少幼童的鼻子里都塞有或多或少的旧棉花球。经调查才知道，是几个淘气的大孩子没什么玩的，把铺在床上的旧棉絮扯下来搓成小球，塞进小小孩的鼻孔内，闹着玩儿，可想而知那时的孩子们有多淘气。
　　我父母还常给我讲，当时在延安药物短缺、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要不是傅连叔叔等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我也早就一命呜呼了，傅连叔叔等人都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也使我从小懂得了什么是革命大家庭，同志和战友一家亲的道理。
　　2点滴记忆却特别难忘 讲述人:伍连连（伍修权之女）
　　我是1943年在延安出生的。那时的延安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无论是当地百姓，还是驻地干部战士，生活状况都有了很大改善。记得两岁时，我们家窑洞前种着各样蔬菜，都长得特别好。我每天喜欢围着看，发现哪个西红柿又大又红的，妈妈就会摘了让我和姐姐分着吃。
　　父亲身边的勤务员吴树成，我们都管他叫吴伯伯。他通常在部队的大食堂吃饭，若遇上食堂杀猪改善伙食，吴伯伯就会带我和姐姐到食堂蹭他的份饭。姐姐告诉我，每当我看到饭盆里有肉，就伸手揪揪伯伯的胡子，他看着我笑笑，准把肉夹给我吃。所以年幼的我经常问吴伯伯什么时候去食堂吃饭，小时候能吃上肉是很难得的事情。
　　父亲1941年从甘肃调回延安，在军委总参作战局工作，非常繁忙，我们很少看到他。1945年9月份，父亲又被派往东北，仍旧是妈妈带着我们姐妹三人生活。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延安便经常遭遇空袭，我们过上了随时跑防空洞的日子。一开始是妈妈带着我们跑，后来就让我们自己跑。记得有一次防空警报响了，而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已经飞来，我们只知道跑，不知道躲，忽然后面一位叔叔飞速追上来，一把将我们搂住，跳到旁边的壕沟里。炸弹炸响在空地上，我们幸运地躲过一劫。
　　撤离延安前要疏散人员，我大姐当时在上幼儿园，按计划幼儿园统一安排大些的孩子撤退，大姐也在被安排的名单里。妈妈接到通知后，就开始在家里把各种杂粮和在一起，为大姐准备路上的干粮。好香啊！我们在一旁围着看妈妈不动声色地烤制“饼干”，我和二姐好生羡慕。妈妈却说，这是给姐姐路上吃的，不能分给我们。不料，因为种种原因，大姐没能跟大部队行动，那一袋子“饼干”让我们三姐妹大饱口福。
　　1947年，因为妈妈重病在身，身体极其衰弱，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到东北与父亲会合，当时只能用美军的飞机把我们送到北平。结果临上飞机时，美军飞行员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才1岁的妹妹上飞机，妈妈只得忍痛割爱，把妹妹留下。吴伯伯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把她交给我，只要我活着一定把孩子交给你们。”就这样，吴伯伯开始带着妹妹跟随部队行军到东北。1948年初，妈妈在东北去世，她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小女儿。吴伯伯兑现了他的诺言，于1949年历尽千难万险把妹妹带到了沈阳，可惜妹妹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我在延安时尚且年幼，童年记忆虽然不多，但总是难忘。
　　3 我在洛杉矶托儿所长大 讲述人:丑松亮（丑子冈之女）
　　我是1943年在延安出生的。我的童年因为妈妈的缘故，留下更多的是和托儿所有关的记忆。妈妈是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所长。托儿所初建时，只有6孔窑洞，7个孩子和部分母亲带着孩子。经妈妈们的艰苦奋斗，自己动手，逐渐扩大到拥有20多孔窑洞和平房，可同时接收90多名儿童。入托的儿童均为八路军将士及烈士的子女，从婴儿到上小学的都有，实行寄宿制。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人都不称姓，因为有些孩子的父母是高级领导干部，这也使得大家从来都平等相处，没有搞特殊化。
　　洛杉矶托儿所的原名叫中央托儿所，是1940年3月，妈妈和傅连伯伯一起创建的。后来经宋庆龄的努力，美国洛杉矶市的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为中国战时儿童募捐了大批物资和资金，支援了延安中央托儿所。为纪念和感谢美国洛杉矶的友好人士和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从美国运来的捐赠物资中，有一个磅秤，它能到延安极其不易，因为当时为这个磅秤装进飞机机舱，而不得不把整个机舱门卸下。这个磅秤一直跟随托儿所辗转到了北京，如今被收藏在总政幼儿园。磅秤到现在称得也特别准，又能量身高，又能量体重。妈妈说，毛主席1942年到我们托儿所还专门看过磅秤，并在这个磅秤上称过体重和身高。当时我妈妈就请主席给托儿所题词，后来毛主席就给题了“已有进步，更求进步”8个大字。题词现在也珍藏在总政幼儿园。
　　托儿所招收的阿姨大多只有十五六岁，有得甚至才十三四岁。虽然她们原本到延安是为了参加革命，有的人还想练杀敌本领，将来给父母报仇雪恨，但是很多人都被我妈妈的话感动了。她告诉她们，照顾好前线将士和牺牲烈士们的后代，责任无比重大。在这样的感召下，阿姨们都特别敬业，也教导我们怎样做个好人，给我们讲长大后怎样才能报效祖国。因为阿姨们都对孩子特别好，好到孩子们都管她们叫妈妈，不叫阿姨了。我小的时候还为这个跟其他孩子打架，因为他们都管我妈妈叫丑妈妈，我不干啊，那是我一个人的妈妈呀。日后我才明白，这些阿姨真是非常无私，才让单纯的孩子们把她们当成了比自己亲妈妈还亲的人。
　　阿姨们不光注重我们的品德思想教育，还想方设法给我们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她们自己动手把每间窑洞都打造得特别温馨，让我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环境里，一天到晚都高高兴兴的。为了让我们运动，阿姨们自己制作滑板、滑梯等一些简单的娱乐设施。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我妈妈请画家把尊重他人、爱讲卫生、热爱劳动等美德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画在布上，张挂在我们的窑洞里，让每个小朋友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些布画现在还有六幅珍藏在总政幼儿园。
　　我们这些在延安一起长大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参军，想上前线打鬼子，也早早就培养了长大后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我和一起长大的小朋友都是这样，长大后都当了兵，都积极入党，我当年的小伙伴们现在大都是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4 我在延安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讲述人:周幼马（马海德之子）
　　1943年11月22日，我在延安的窑洞里出生，是抗战时期出生在延安的第一个国际友人。我后来知道，出生的当天也是我爷爷的祖国黎巴嫩宣布独立的日子。妈妈曾说过，我一出生就是个明星婴儿，因为长得白白胖胖的，样子特别可爱。那时候流行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是怀孕的女人经常看一个样貌漂亮的孩子，将来自己生出的孩子也会漂亮。贺龙叔叔的爱人薛明阿姨怀孕以后，每天挺着大肚子来看我，摸摸我的手，亲亲我的脑门，她后来生了个儿子，就是贺鹏飞，这大概是当时的笑谈。不过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玩儿，大家多年后都会因为在延安有过共同的童年时光，而特别亲近。
　　在美国的爷爷奶奶知道我在延安出生后，曾通过美军的专机给我捎来很多衣服和玩具。我印象中还有一辆美国的小三轮脚踏车，那时候在延安是非常稀罕的，所以很多孩子都很想骑着玩儿。我们轮着骑，偶尔也打架，如今都是美好的回忆了。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的保健医生除了我爸爸马海德，还有苏联医生阿洛夫。阿洛夫特别喜欢我，给我拍过一些照片，都成为延安记忆的珍贵瞬间，也影响了我后来走上摄影这条路。我和他有很多合影，其中有张我骑在他脖子上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童年的我是大家的快乐源泉。由于苏联有飞机经常到延安，会给塔斯社的记者和他们自己的情报人员等人运送生活物资，所以他们的后勤供应特别好，在阿洛夫的窑洞里总能看得见苏联的糖、茶等好吃好喝的。所以，我经常得到阿洛夫分享的很多好吃的。
　　在延安，因为我家的窑洞和毛主席的窑洞紧挨着，所以我也和毛主席有一些亲近的机会，有一张合影还记录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一天中午，我父亲拿着相机带我们到主席住的地方找李讷玩。李讷见我爸爸的打火机很新鲜，因为是个外国货，说想要看一看，妈妈就递给她。我那时完全不懂事，一看我们家的东西拿给她了，立刻不高兴，哭了起来，妈妈赶快拿个烟盒之类的东西哄我，这又哭又闹的，就吵醒了习惯白天睡觉的毛主席。他听见哭声，赶快出来看看怎么回事，我爸爸就抓拍到这一瞬间，有毛主席、李讷，还有妈妈低着头哄着我。和毛主席一起留下这个很生活化的瞬间，在革命战争年代是留给我的殊荣。
　　1947年，撤离延安时，为了跟上大部队行军，小孩子们都被放在筐里由骡子一边一个驮着。我妈妈当时牵着的骡子，一个筐里是我，另一个筐里是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那真是好“摇篮”啊，即使白天行军，我在筐子里摇啊摇啊，很容易就睡着了。有一天醒来突然看到路边上有一头驴站着，但是驴肚子里的肠子血糊拉地都流在地上，应该是刚遭遇过空袭，路边盖着席子的都是被炸死的人，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撤退路上是很危险的。
　　延安是我的爸爸妈妈最热爱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相识并结婚，还有了我。我爸爸的遗嘱里说，他死以后，要我们把他的骨灰洒在延河里。他当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为了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原本计划只停留一年，当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决定继续留下来，随后接触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廖承志等人，这些人教育了他、培养了他。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5永远都是延安娃 讲述人:徐蔚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位播音员徐瑞璋之子）
　　我是1942年3月7日出生在延安的。按照爸爸妈妈的约定，是男孩就随妈妈姓徐。听他们回忆说，在延安根据地，窑洞内经常有老鼠，而且是大老鼠。它们不怕人，胆子特别大，白天较少活动，专门晚上出动，极其猖狂，各种措施都采取了也还是抓不完。刚刚只有几个月大的我，一身的奶味，也没能逃过老鼠的尖牙齿。一天晚上，爸爸妈妈都睡着了，老鼠悄悄爬到我身上，因为身上有衣服，它就往脸上咬。爸爸妈妈被我因疼痛而大哭的声音吵醒，见我脸上淌着血，真是吓坏了。老鼠赶不尽、抓不完，只好想别的办法。爸爸是鲁艺的画家，他忽然心生一计，拿画画的木板制作成一个小吊篮，然后用两根绳子吊在房梁上，晚上就把我放在画板上睡。虽然我的脸颊上留下了一点小伤疤，这也是延安的童年烙印吧。
　　1945年6月，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我被爸爸妈妈送进去开始过集体生活。在保育院里，我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和教育，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记得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我和大人们一起在窑洞前欢呼、跳舞。虽然那时的我才3岁，但我扭秧歌扭得棒极了！
　　随着延安的大批干部开始陆续奔赴新解放区，我爸爸妈妈于1945年9月初随东北干部团离开延安奔赴东北。他们在临行前，把我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程爸爸和李妈妈两口子，他们自己有个比我大点儿的闺女，但那两年他们对我真是百般呵护，让我感受到了等同于父母的爱。
　　很快第二保育院要和中央一样撤离延安了，我们全院的130多个孩子要经过千里行军，一起被送往内地。据照顾我们的保育院阿姨李惠清回忆，在行军的路上，我和马威威坐在一个骡子驮的小木床上。一次夜行军，天特别黑，队伍走在一条崎岖小道上，这头骡子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趔趄，或者是路太窄，驮架又笨又重被碰歪了，躺在木床上的我们两个被摔了出去，一直滚
　　到沟里。四周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保育员谷风领着几个老乡，立刻下到沟里，边喊边找，我们两个也回应着大人的呼喊，这才得救。还好，我们都只是脸上和手上擦破点儿皮。很快队伍又继续前进了。那时确实年幼，不知行军路上照顾我们的大人们的辛苦，现在想想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直到第二保育院在山西某地休整时，妈妈才把我接走。延安在我的记忆里是无比温暖的，延安精神也扎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影响着我的人生，特别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我在工作后，始终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做党的好儿女。
　　（摘自《炎黄春秋》，转载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