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秋，吴德峰与妻子戚元德、小女儿吴持生在西柏坡
    ▲洛杉矶托儿所
    ▶戚元德与女儿吴 持生、儿子吴曙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① 戚元德携吴持生在西柏坡夏娘娘家门口②③④ 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⑤ 中央托儿所三位负责人（左起：沈元晖、傅连暲、丑子冈）⑥“丑妈妈”与她的孩子们⑦ 戚元德抱着戴鸠鸠帽的吴持生     ⑧ 工作中的青年妇女

　　文/吴持生
　　吴德峰，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一名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中央秘书处外埠交通科科长，中央交通局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局长等职务。曾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王震等人这样评价他：“德峰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峰担任武汉市首任市长。他从不提自己的过去，直到其夫人戚元德病逝前，他才向子女口述了自己及爱人的一些革命经历。本文中，吴德峰之女吴持生回忆了与父母在延安时的经历和往事，带领大家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1939年初春，我在西安出生，是父母的第八个孩子。母亲说，那天正逢日本飞机轰炸西安，轰隆声中她遭遇难产。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父母便为我取名叫持生。一岁时，我随父母到延安，成了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如今年过八旬，脑海里时常浮现出在延安的童年记忆和父母遗教的一些事，故而记录成文，怀念逝去的革命家们。
　　在洛杉矶托儿所
　　“洛杉矶托儿所”前身叫“中央托儿所”，是1940年春天时任中央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叔叔在兰家坪山坡上主持筹建的。第一任所长是丑子冈妈妈。
　　托儿所最初只有几间窑洞，有毛主席的孩子娇娇（李敏，毛主席与贺子珍同志的女儿，当时三四岁）等不到十个小孩。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托儿所各方面的条件都很简陋。
　　1942年，宋庆龄妈妈以“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联络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获得了一批药品、生活用品及幼儿用品等物资捐助，几经周转，从香港经重庆、西安“八办”穿越敌人的封锁线送到延安。为感谢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的支持，“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母亲戚元德回忆，1940年初夏，因她和父亲吴德峰工作太忙，便将我送进“中央托儿所”全托。当时托儿所的孩子都住在窑洞里。虽说窑洞冬暖夏凉，但数九寒天时节，窑洞里外还是很冷，很多孩子手脚生了冻疮。一次母亲来看我，发现我和娇娇的手脚都冻得红肿，很心疼，回到家后，连夜赶制了两双棉袜和两双手套送到托儿所。谁知江青发现娇娇的新手套和新棉袜后大发雷霆，追问丑子冈妈妈是谁多管闲事，故意挑拨她和主席的关系……事后，丑子冈妈妈告诉我母亲，当时为了息事宁人，她只好对江青说，不是有人专门给娇娇送棉袜和手套，是家长给孩子带来的东西都统一放在一起，阿姨经常不分彼此，哪个孩子需要就给哪个孩子用，这是常有的事（当时同志战友的关系确实如此），把事情遮掩了过去。过了一段时间，娇娇就被送到贺子珍阿姨身边去了。
　　当时，每个孩子的生活费用按一个普通战士每月发30斤小米的标准供给。因幼儿吃得少，为照顾改善孩子们的饮食，供给部门专门给保育院的小孩子们配了一些细粮面粉，阿姨经常把细粮面粉做成面糊糊喂给较小的幼儿吃。不知是面糊糊没煮熟，还是卫生条件差的原因，很多孩子拉肚子。又逢那个阶段，母亲和父亲都忙得无暇探望我，直到后来我又吐又拉，严重脱水，高烧40度被送进中央医院时，父亲接到傅连暲叔叔的电话，他们才匆忙赶到医院。
　　我出院后肠胃受了损伤，很长一段时间吃什么拉什么，消化不良，母亲不得不将我接回家调养。父亲自己配了些中草药和鸡内金等土方，配合烤馒头干、小米稀饭等食疗办法彻底治好了我的慢性肠胃病。
　　吃不够的面和馍
　　我在延安时，经常吃的是小米，很少见到面和馍。一次，父母在西安的战友陶斯咏叔叔到杨家岭后沟探望我们，父亲叫警卫员给他打了一份馒头客饭，没想到不够吃，又连续打了几份，他一口气吃了六七个大馒头，落了个“馒头首长”的绰号。以致后来警卫员再去打客饭时，炊事班的班长都要问一句是不是那个“馒头首长”又来了。
　　父母那时的工作很忙，所以经常由在学校学习的肖佛先叔叔代他们到托儿所接送我。我小时候很馋，每次路过一个卖黑面馍馍（没有去麸子的面做成的馒头）的饭棚（实际上是农委设的眼线据点），我都哭闹着不肯走，要黑馍馍吃。肖佛先叔叔心疼我，把自己身上的一点儿津贴都买了馍馍给我吃。一次没钱了，正好碰见机关司务长，便向他讨了点儿零钱给我买了个馍馍吃。父亲知道后，先是批评了他没原则、惯孩子、乱花钱，又拿出津贴将肖佛先叔叔和司务长花的钱如数归还，并告诫肖佛先叔叔再也不许那样做。现在，我想起来那时的馍馍还直流口水。当时对我来讲，那就是最好吃的食品。
　　边区大生产
　　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共产党进行“清剿”，对边区实行包围和经济封锁。有一段时间，机关粮食很紧张，连小米都快吃不上了，机关不得不号召大家上山摘树叶、挖野菜。中央号召军队、机关干部、战士生产自救，掀起了全边区大生产运动。我父亲也和大家一样，按指标承担了上交任务，在屋前、坡地开辟了两块菜园子，种上西红柿、辣椒、洋姜等。
　　一天，从敌占区回来了两位叔叔阿姨，到农委向我父亲汇报工作。阿姨穿着旗袍、烫着发、抹着胭脂口红，非常好看。我就想效仿。找来找去，发现父亲菜园里的西红柿和辣椒很像阿姨涂抹的胭脂口红。中午，大人都上班去了，我和弟弟曙生溜进菜园子，摘了不少西红柿和红辣椒，往脸上、嘴上抹，结果弄得满手、满脸辣哄哄的，弟弟在菜园子里痛得哭闹打滚。正好被外面回来的张志玲叔叔（父亲的勤务员）看到，急忙把我父亲从办公室找回来。父亲叫张志玲叔叔打了两盆温水，帮我们洗敷。处理完毕，父亲狠狠打了我几下。为弥补损失，父亲发酵晒制了一缸面酱，并叫我和弟弟按时和他一起去搅、晒面酱，使我们体会到劳动的喜悦，他也完成了大生产任务的定额。
　　大生产时，母亲利用自己的手工绣花专长做枕套、床帏、桌布等绣品，并用捻线陀将羊毛、驼毛捻成毛线，织成毛衣、毛裤，还超额完成了任务。我从小就好模仿大人做事，妈妈刚放下绣花绷子，我就去动绣花针；她刚放下捻线陀，我就去捻毛线……毛衣织坏了还可以拆了重打，绣花和线捻坏了拆补不易就成了次品甚至废品。妈妈无奈，干脆给我做了个小绣花绷子和捻线陀让我干活。
　　农委还从西安弄来了几台纺纱的木质车来纺棉线，父母警告我不许动。但我仍好奇地时常蹲在纺车旁看着叔叔阿姨们纺棉花，有时学着帮叔叔阿姨用筷子卷棉卷。叔叔阿姨休息时偶尔也会偷偷让我动动纺车过过瘾，我也学会了如何均匀抽线和倒纺车卷收线。大人们经常边纺边唱歌，我也跟着学会了“纺棉花”的歌：“生产运动大开展，你我都来纺棉花，棉卷那个紧紧地捏在手，线线不断地往外拉……”
　  我参加了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叔叔阿姨们的婚礼
　　1939年夏秋之际，因工作需要，父母带着我做掩护，从西安回延安向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同志汇报工作，正好碰见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叔叔阿姨结婚。
　　那天，毛主席和周恩来谈完话后，邓妈妈约我父母去参加他们两家的婚礼，父母欣然抱着我同去祝贺。因我头上戴着一顶母亲用白纱布自做的鸠鸠帽，邓妈妈开玩笑说：“元德怎么搞的，让持生戴顶白帽子来参加婚礼，来沾点新娘子的喜气给持生讨个吉利。”顺手将新娘许明阿姨身上佩戴的一枚塑刻红牡丹摘下来别在我的帽子上。这枚红牡丹也被母亲当作纪念品，在我结婚时交给我，并保存至今。
　　记忆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父亲在延安时任中央交通局（对外称中央“农委”）局长，我们一家先后住过枣园旁侯家沟的后沟和杨家岭的后沟。在延安，领导人和普通人一样，随时可碰见，不足为奇。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肖克叔叔，他每次见了我都叫我“小猴猴”，我都在蹇先佛阿姨的授意下，回敬他一句“老猴猴”！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瘦。再一个就是彭德怀伯伯，他非常喜欢我弟弟，叫我弟弟“小胖子”“雅克大师傅”（因弟弟头上经常戴着一顶妈妈自制的蓝边白色苏联红军船形帽）……这一切童年的美好记忆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但记忆犹新的有两次。一次是我约六岁时，主席和总理等人到农委。时已过午，妈妈和叔叔们忙着准备午饭，主席抱着我坐在他腿上，弟弟则坐在周恩来伯伯的腿上，就那样听他们谈话。
　　第二次是在西柏坡，正逢夏婆婆（夏之栩妈妈的妈妈，早年丧夫便随夏妈妈参加革命，做些掩护同志的工作，大人们都尊称她为革命母亲夏娘娘）80大寿，我母亲做了个小花篮让我拿着一起送去，正好碰见毛主席在那儿。毛主席见到我，先摸了摸我的头，然后问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笑着说，是女孩。并告诉主席，因为我刚从荣臻子弟学校被接回来，头发还没长起来。主席笑着说：“是怕长虱子吧？快啦！你们小女孩的头上都可以扎漂亮的蝴蝶结啦！”战争年代，子弟学校跟着部队跑，怕孩子头发长不卫生长虱子，也怕敌人的炮弹、子弹没长眼，打伤孩子的头不好处理，所以学校规定二年级以下的小女孩必须剃光头，二年级以上的女孩也只允许留小分头，只有个别大龄的女孩子才允许留娃娃头等短发。晚饭后，毛主席跟大家坐在一起观看晚会演出，当《掀起你的盖头来》剧目演到盖头一揭，露出一个男扮女装的大麻点丑女时，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我们小孩子也被逗得又叫、又喊、又跳，我看见毛主席也在开心地大笑……当时的欢乐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母亲曾告诉我，1941年夏季，她在延安住院生弟弟曙生时，恰逢江青也在住院，毛主席到医院探视江青，顺便看了看住院的其他同志。他碰见我父亲，得知母亲也住在医院，就到病房来看她。正好赶上吃午饭，主席发现江青吃的是特灶专为她做的，荤素搭配，还有鸡汤，主食全是细粮。
　　主席当即批评责问江青和陪他同去的生活秘书叶子龙等人，说这里有很多都是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老红军和伤病员，江青有什么资格享受特殊待遇，要叶子龙和医护人员立即将江青吃的特殊饭菜分送给我母亲吃，并生气地指着江青病房墙上围挂着的白纱布帘说：“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别的病房都没有？！立即全部拆除，今后不准再给江青搞任何特殊化……”这件事在医院传开后反响很大，毛主席以身作则、带头反对领导干部家属特殊化的事情为大家树立了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