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 杨鑫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树了一大批英雄模范，这些英雄模范为革命胜利注入了鲜活血液。延安时期的英雄模范叙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彰显了共时与历时的统合，为新时代英雄模范叙事奠定了基础。基于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需要讲好英雄模范故事、弘扬英雄模范精神，这样才能凝聚起庞大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扭转乾坤的关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英雄模范叙事，选出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英雄模范，发挥了英雄模范精神的号召力与感染力。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英雄模范的价值引领作用，如何将英雄模范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观的人民转向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主体，也是言说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将人民群众作为革命胜利的依靠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的伟大作用，坚信人民的强大力量，通过多种多样方式实现英雄模范观的人民转向，彰显了英雄模范叙事的价值引领作用，使英雄模范叙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浓重一笔。
　　（一）突破英雄模范叙事的单一语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根本转变。就内部而言，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发展近乎空白，农业生产也十分薄弱；从外部来看，日本侵略者加紧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国民党也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面临抵抗外辱与发展生产双重任务，单一的革命语境已经得到改变，这就需要突破英雄主体多来自于革命群体的单一化趋向，实现了英雄模范观的人民转向。考虑到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希望通过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边区的穿衣吃饭问题，并为抗日战争提供后援支持。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对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各行各业的模范生产工作者进行塑造和宣传，从而激励其他人学习和效仿，为边区的生产动员提供了精神标杆与价值引领，英雄模范的人民转向由此凸显。
　　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这就是说，时势造英雄，每一个时代孕育时代烙印的英雄模范。在大生产运动中，精细化、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得以进行，多样化的职业类型也由此产生，单一的革命英雄叙事已不能满足不同行业劳动者的期待，中国共产党对各行各业英雄模范的塑造与推广成为时势发展的要求。为了发挥英雄模范的价值引领作用，就需要超越革命语境的局限。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衍生出来的劳动英雄既可以呈现艰苦奋斗的崇高境界，也可以为不同职业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对延安时期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的先进模范进行塑造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英雄模范人格与时代诉求的有效对接。
　　（二）实现英雄模范叙事主体的人民转变
　　延安时期，英雄模范的主体主要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是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观转向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历史上，英雄主体多为在反抗外来侵略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将领。这种主体构成的有限性直接决定了人民的磅礴之力难以被凝聚起来，普通百姓难以成为民族责任的自觉担当者，其感染与激励作用也难以真正实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摆脱了英雄主体构成的历史局限，实现英雄模范的“平民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在争取解放的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者、劳动者，他们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中国共产党将所有为反抗民族压迫作出贡献且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作为英雄模范的主体，有助于在最大范围内激发中华儿女投身救亡图存斗争中的热情，带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努力奋斗。
　　英雄模范只能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只有这样，救亡图存的历史场景才能跃然纸上。历史证明，中国各个阶层都致力于为救国救民而努力奋斗，都致力于探寻民族解放的道路，但最终皆以失败而寥寥收场。现实需要呼唤人民群众出场。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决定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力人心的对比，而不是物质力量的较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战略，人民群众成为英雄模范的主体，在军事力量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境遇中依靠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进行革命斗争。基于此，延安时期人民群众构成英雄模范主体的转变是革命斗争场景呈现的需要，也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质。一言以蔽之，人民群众是英雄模范主体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观转向的总基调。
　　（三）明晰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价值导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观人民转向的价值导向上始终以“群众英雄”的话语表达出来。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中率先提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基于延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而理解和命名的“英雄”，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中国表达。“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对人民群众是英雄模范主体的高度凝练，彰显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价值理念。总之，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次以“群众是战争胜利的源泉”“群众是真正英雄”等话语对英雄模范观进行重新塑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及社会作用的褒扬是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展现，并为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奠定了基调。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英雄模范观的正确性、科学性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英雄模范观转向的理论基础。正是对英雄模范观人民性的坚守，并将其进行学理阐述，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延安时期克服重重困难，建构起良好的组织形象。“群众是真正英雄”这一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秉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延安时期的实践场景、主要任务与历史方位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生命体，成为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英雄模范叙事传统。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内容所向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推进英雄模范叙事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确立了新的英雄模范观。这种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转变了人民群众的身份，将人民群众由英雄模范叙事的“旁观者”发展为英雄模范叙事的“践行者”，选树和宣传了一大批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英雄模范。概括起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方面：
　　（一）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革命先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英雄的选树与宣传是一场“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伟大实践。随着抗战形势的恶化，整个中国都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口，抗击日本侵略者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民族矛盾上升到中国和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日本的不断进攻，不仅需要正确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更需要中国共产党做好民众的动员工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将张自忠、叶挺、戴安澜等拯救民族危难的革命先烈作为英雄模范叙事的主要对象。
　　革命先烈表现出政治性与民族性的特质。在英雄精神的感召下，延安时期人民群众的热情空前高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储备了精神食粮。革命英雄的塑造有传播延安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调节政治关系与激励示范的功能，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英雄人物将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英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劳动英雄的选树与宣传是一场“为人民荣誉而战”的伟大实践。延安时期，国民党时常侵犯陕甘宁边区，严重破坏了边区的社会治安和公序良俗，导致边区面临恶劣的政治环境；频繁的自然灾害与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导致边区政府面临着极大的生存考验。在这种境遇下，中国共产党将吴满有、赵占魁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英雄作为叙述的主体。
　　这一时期的劳动英雄展现出先进性与生活化的特质。劳动英雄是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且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他们身上映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是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同时，劳动英雄不是超越世俗生活的“神人”，而是扎根于边区且履行社会责任的平凡的人。这些劳动英雄于平凡中诠释出做人的道理和为人处事的准则，于寻常中彰显救国救民的大义，贴近生活的事迹与可敬的形象决定着他们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三）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群体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英雄群体的选树与宣传是一场“为捍卫信仰而战”的伟大实践。中国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况中进行的，敌人极其强大和凶残，党的革命力量又很薄弱，革命者面临着各种艰难险阻。在这个过程中，英雄群体以蔑视一切敌人和困难的大无畏品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成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倡导和推崇这种大无畏精神，英雄群体也因此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中的重要对象。
　　英雄群体表现出为理想信念奋斗到底的气概。红军是秉持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英雄群体的真实写照，他们都是英雄好汉，创造了中国革命的人间奇迹。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由此，红军在复杂的革命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这种为理想信念奋斗到底的英雄气概成为延安时期所有英雄的共同品格，也成为始终支撑中国共产党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实践指向
　　能否树立起正确的英雄模范观、能否自觉践行英雄模范的实践行为，这既是衡量个人是否具备辨别是非的标准，也反映出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光明前景的元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赋予英雄模范以承载民族解放的时代重任，也传递着催人奋进的高尚道德，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活有形的精神元素。中国共产党为了将英雄模范精神内植于社会受众的价值观念之中，外化于社会受众的行为方式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成为英雄模范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营造良好氛围以礼遇英雄模范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个体不能在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创造环境，但是社会环境时刻影响着社会个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英雄模范叙事作为由人来完成的实践活动，同样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对英雄模范叙事的展开予以指导，将英雄模范叙事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有助于巩固英雄模范叙事的实践成效。不良的社会环境则会削弱英雄模范的心理感召力和行动示范力，降低英雄模范叙事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对此要通过“革命的实践”进行改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英雄模范叙事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纯洁了风气，塑造了当时延安“十个没有”的光辉历史。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内，全社会对英雄模范群体的高尚思想与行为模式给予肯定，认为英雄模范是生产生活的实践标杆，并称赞英雄模范“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这一时期的英雄模范叙事不仅直接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也使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群体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精神支柱。
　　（二）用丰富的语言文字宣传英雄模范
　　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语言文字始终承担着镌刻中华民族重大事件、记载中华民族伟大思想、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情感意识已深深刻入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成为中国人特有的历史痕迹和家国情结。近现代以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国家理想也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如果没有语言文字的具象化表达，人民群众就难以体会到国家理想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语言文字的魅力之所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将语言文字运用到英雄模范叙事中。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这一简短而精炼的叙事话语直指红军的精神品格，给人以敬畏英雄的体悟。毛泽东用人民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大众化语言突出英雄模范的精神气概，如用“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称赞白求恩；用“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赞颂张思德；用“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悼念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叶挺、邓发等英雄模范。由此可知，运用文字宣传英雄模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英雄模范叙事的重要方式，进而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不朽的英雄史诗。
　　（三）用多样的文艺作品歌颂英雄模范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突出强调了文艺作品是传播价值观的一种特殊方式，具有意识形态性。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作品必须为党的整个工作服务、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其战斗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就更加明确了文艺事业的时代使命，即将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为党的革命事业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大批歌颂英雄模范的优秀文艺作品呈现出春色满园的景象，成为叙事过程的重要载体。
　　延安时期，艺术家们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了秧歌、戏曲、木刻版画、连环画、影片等艺术形式。最为代表性的有连环画集《延安杨家湾小学教员陶端予》、影片《南泥湾》以及刊发在解放日报上面的木刻版画《向吴满有看齐》等。这些文艺作品的形式更加多样、主题更加鲜明，都在讴歌延安时期的英雄模范。通过文艺作品对英雄模范进行赞誉，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模范叙事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图景在革命根据地蔚然成风。
　　（四）用崇高的荣誉奖励英雄模范
　　作为精神奖励的重要方式，荣誉奖励具有示范效应与心理尊崇的双重意义，因而比物质奖励更具长久性与引领性。一方面，崇高的荣誉奖励可以将英雄模范的精神品格凝结于中国精神的具体内涵中，进而上升为国家情怀与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崇高的荣誉奖励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对英雄模范的推崇与效仿，进而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人格操守与价值导向。当国家意志、社会效应与个体意愿共同尊崇英雄模范时，其民族凝聚力与人民向心力也将是空前强大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荣誉奖励对尊崇英雄模范的作用。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劳动英雄相继涌现，荣誉奖励也随之展开。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并多次开展表彰劳动英雄的活动，这样就可以达成激励英雄模范和人民群众的双重效果。毛泽东认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因此，1943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1944年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各分区的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也同时进行。人民群众被置于同一价值场域内，用荣誉奖励来尊崇英雄模范，英雄模范的感染力也会更强大。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树了一大批英雄模范，这些英雄模范为革命胜利注入了鲜活血液。延安时期的英雄模范叙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彰显了共时与历时的统合，为新时代英雄模范叙事奠定了基础。基于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需要讲好英雄模范故事、弘扬英雄模范精神，这样才能凝聚起庞大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强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鑫系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