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09月24日
劳山战役烈士陵园
劳山战役烈士陵园位于延安市甘泉县劳山乡小劳山村北。
1935年10月1日，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一带伏击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经过6个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〇师师部和六二八、六二九两个整团，毙伤敌1000余人，俘虏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被击毙，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1953年清明节，甘泉县人民政府在劳山战役中心地带小劳山村北建设劳山战役烈士公墓。1985年6月，延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甘泉县人民政府，在陵园前树起了劳山战役纪念碑。
历史事件：“围城打援”战术
劳山战役是“围城打援”的经典战例，刘志丹副军团长知道劳山是延安到甘泉的必经之地，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军团果断在劳山摆下一个口袋阵，口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湫沿山，为了保证足够的空间，把口袋底设在甘泉城北侧的1170高地上（当地群众叫清凉山），最后把敌人全部引入“口袋”内，扎死“口袋口”，以“口袋底”打响为号，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把敌人消灭在“口袋”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口袋”战术，即“围城打援”战术。
1935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的陕甘边苏区革命根据地准备开始第三次“围剿”。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调动10万兵力向陕甘苏区发动进攻。他命令敌东北军的七个师分两路为先行部队，一路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从陕西由南向北推进，另一路是五十九军军长董英斌率领的四个师，在甘肃境内集结，经合水、庆阳由西向东向我军进犯，原驻陕北井岳秀、高桂滋的四个师由北向南推进，形成南北夹功之势，企图一举消灭我革命根据地。
9月15日，东北军王以哲率军部直属队和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及一二九师周福成部进驻延安（一一〇师留一个营驻甘泉县城），一〇七师刘翰东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和一二九师的一个团，留驻洛川、富县的交道、榆林桥一线。
在这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我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计3000余人，加上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转战千里，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坪镇，9月18日三军胜利会师，为了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粉碎敌人的“围剿”，在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决定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就在“九一八”这一天，在永坪镇石油沟操场上，举行了三军胜利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三军合计7000多人，大大加强了红军主力。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委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共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师长贺晋军、政委张达志。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决定首先打击南线的东北军。9月21日，红十五军团从永坪镇出发，于23日到达甘泉县的王家坪、油粉村。24日，徐海东、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到甘泉县城北劳山一带观察地形，决定采用“围城打援”战术，诱歼延安驰援甘泉之敌。28日，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和中共地方武装包围甘泉县城。29日，红十五军团分别进入伏击阵地，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在白土坡背山埋伏，堵截敌人先头部队；红七十五师两个团占据劳山以北公路两侧高地；红七十八师两个团进入小劳山两侧的隐蔽阵地，担任战役主攻任务；红军骑兵团埋伏在劳山村以北的土黄沟和杨庄科沟内，用以切断敌人退路，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10月1日早晨，东北军一一〇师长何立中率师直和3个团从肤施（今延安市宝塔区）出发，增援甘泉守敌。下午2时许，敌前卫营到达劳山以南的白土坡一带，师部也已进入劳山村，红军随之发起总攻，激战6小时，全歼敌一一〇师师部和六二八、六二九两个整团，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毙命。毙伤敌人1000余人，负伤近2000人，连同生擒共俘敌3700余人。此役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缴获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24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8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无线电台4部，军用物资许多。
劳山伏击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仗，它成功地运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由于准确地分析了敌情，巧妙地选择了阵地，周密地部署了兵力，适时予以勇猛打击，因而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它对陕甘根据地的人民是一个振奋，对我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
延伸阅读：刘志丹在劳山战役中
1935年9月15日，经过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全军3400余人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刘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来到永坪镇，三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月的沿途艰苦转战，胜利完成了长征，与西北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
为了建立统一领导和作战指挥，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4周年。根据上级通知，我们一大早就催促本连的战士们整理个人军容、军姿，刮胡子，尽量把衣服穿整齐，因为今天举行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宣布成立。大会地点在今天永坪镇西南石油矿干部学校门前的操场上。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坐满了操场，真是人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当他们看到我们队列前面摆放了那么多机枪后，露出高兴而惊讶的神情。
会场上红旗飘扬，许多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别大的标语：“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会师大会，如今看到当时拍摄下的会场照片，心情仍然非常激动。
会上，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同志分别代表陕甘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先后讲话，祝贺南北红军胜利大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斗。刘志丹的名字在陕北非常响亮，我们见到他，感到非常亲切。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时，国民党军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的兵力，除了原来就在陕北的4个师外，东北军的7个师也跟在我们后面赶来。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军团首长就商讨反“围剿”作战计划，决心打响第一炮。战士们兴奋地说：“一定要打个漂亮仗，迎接党中央的到来。”
9月初，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将北上会合陕甘红军，抢先增派大军加强早已开始的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企图消灭陕北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使北上红军无法立足。以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10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其主力有：东北军的4个军，陕北军阀2个师，入陕晋军5个旅。他们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压缩的战法，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
在我们进入陕北根据地时，国民党东北军各部也由鄂豫皖、陕南和河北省相继进入陕、甘两省，并向陕北分路推进。9月中旬，敌第六十七军由黄陵向北进犯。军部及刘翰东第一〇七师进驻洛川，派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一个营抢占羊泉塬。何立中第一一〇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以第六八五团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延安的军事位置十分重要，敌军占领延安后，就可向四面八方扩展兵力，企图摧毁革命根据地，阻挠红军北上抗日。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十五军团首长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作战对象问题。有的同志主张从北路开刀，先吃掉敌两个杂牌师，提议先打驻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有的同志则认为，敌大军压境，吃掉一路杂牌军，虽然把握大一些，但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对敌人的打击也不重。上策应该是先打东北军为佳，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打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最后，徐海东、刘志丹等军团首长果断决定先打东北军。
军团首长决定，为了打击南线孤立冒进之敌，粉碎敌人的进攻，所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围攻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以便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拦路打埋伏。遂决定第一仗的战场选择在劳山。
巧设口袋阵的决心和部队的具体部署，是徐海东、刘志丹等首长共同商定的。当时，延安有东北军两个主力师，外加地方武装，有一定的实力。根据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我们强攻延安显然不行。军团首长研究认为，敌军在延安有这么多部队，不能没有补给，如果用一支部队包围佯攻甘泉，切断敌军南北交通线，必会引敌增援，并且判断到敌增援部队从延安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决定把敌人调出来打。一个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计划就这样确定下来。
会后，程子华同志留永坪镇动手术治伤。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经过3天的急行军，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90里的甘泉附近。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集结休息。刘志丹和徐海东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到甘泉北15里的劳山附近勘察地形。
甘泉县城之北，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像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茂密，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军团首长的决心更加坚定：包围佯攻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回援，置主力于劳山东西山区设伏歼敌。
关于具体的伏击地区，考虑到敌人的狡猾，我军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刘志丹副军团长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建议，这就是劳山。劳山附近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打埋伏的理想地形。劳山南距甘泉30里，北距延安60里，为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公路两边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军团首长果断决定在劳山摆下一个口袋阵，“口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湫沿山。
为了不让敌后卫部队逃脱，刘志丹等军团首长认真设置了“口袋底”。我们接受以往伏击战的教训，这既要考虑设伏地形，更要计算敌行军纵队的长度，推知来敌的兵力大小和行军纵队多寡。军团首长最后决定将“口袋底”选在甘泉城北边的1170高地一侧（当地群众称为清凉山）。从“口袋口”到“口袋底”长约40里。军团首长还担心这个口袋阵装不完敌人的行军纵队，又规定负责扎“口袋口”的红75师，在敌后卫部队未通过湫沿山时不准打，只有等敌人全部通过湫沿山之后，再扎死“口袋口”，并向北派出有力的警戒部队，迂回部队在敌人后面跟进。以“口袋底”打响为号，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把敌人消灭在“口袋”里。
9月28日，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包围甘泉县城。第三天拂晓，我团等主力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出发前，刘志丹等首长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规定每人携带3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暴露目标，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徐海东同志随我团行动，他的指挥位置设在“口袋底”的1170高地上，南距甘泉县城直线约2里。站在这里既可以向南俯视甘泉县城，向北又可以观察整个战场，不仅便于指挥全局，又是首先打响的地方，是伏击战的关键点所在。
我们埋伏了两天两夜，看到军团首长们白天观察敌情，晚上察看部队，眼睛都熬红了。在焦急和不安中，我们等到第3天，敌第一一〇师在师长何立中率领下，10月1日拂晓终于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增援。途中留第六三〇团于四十里铺以为策应。敌人以为红军会在地势险要的湫沿山打埋伏，其实我少数部队只在湫沿山上放几枪就跑了。敌人在周围搜索了一下，认为我军被赶跑，才放心前进。这股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但他们还是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后来俘虏的一名敌参谋人员说，何立中当时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军会有埋伏的湫沿山地区后，向师参谋长说：“我原以为共军会在这里打我们一个埋伏呢！现在我们已走出龙潭虎穴了。”他认为“龙潭虎穴”已过，即令其部队在劳山稍事休息后，把两路纵队变成4路纵队向甘泉开进。行军纵队缩短了一半，公路上黑压压挤满了敌人，来势凶猛。
当日下午2时，敌先头进至甘泉北12里白土坡。为解甘泉之围，敌前卫在距甘泉县城4里处，令其尖兵抢占右侧高地。置于该地的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堵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当敌尖兵部队爬上山头，距离我们军团指挥部埋伏地点仅约20米时，军团首长下令：“开火！”我军一排手榴弹把敌人打了下去。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英勇威猛，有手枪不用，端起一支带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入敌群，追得敌人直往山下跑。我军堵住了敌人前进的道路。埋伏在公路两侧山上的我团及我师第二二三团、第七十八师奋勇向敌群发起冲击。位于阳台（劳山北6里）之红七十八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退路。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刘志丹首长的指挥所和红七十八师在一起，这边枪声一响，那边也开了火。劳山附近方圆几十里地区，枪炮声震天。我军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敌首尾受挫，遂自动向心靠拢。
我率全连参加伏击战，全体指战员勇猛顽强。敌人顽抗不肯缴枪时，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国民党东北军部队是我们红二十五军部队的老对手，有好多士兵了解我军的政策，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战斗从10月1日下午约2时打响，晚8时以前结束，全歼敌两个团及师直属队。打扫战场时，我们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请当地群众把敌伤兵运到甘泉县城。这一手很巧妙，一是让敌人背上包袱，使甘泉县城增加了负担；二是体现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东北军官兵影响很大。
劳山战斗，我们师和兄弟部队一道，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余支，50瓦电台一部。甘泉守军见师长被打死、参谋长被活捉，军心动摇，斗志涣散。
在这次战斗中，我率领本连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攻克一个个制高点，歼灭敌人100余人。我冲锋在前，在混战中亲手将敌营长击毙，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战后受到徐海东、刘志丹等军团首长的特别表扬，给予特等物资奖励，奖品是一支20响的驳壳枪和一双胶皮底的布鞋，这两件奖品在当时是最让人羡慕的。
对奖励给我的那支驳壳枪，当时也兴奋了一段时间。一个多月后，在我负重伤住院时，那支枪让战友取走了。后来由于我连续任军事主官，常年拼杀在战场，对那支驳壳枪的印象并不深刻，好像并不十分留恋。但对那双鞋，我则感到非常宝贵，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质量这么好的布鞋，而且还是胶皮底。在那时，同志们称这种鞋为“皮鞋”，与现在所说的“皮鞋”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对这双“皮鞋”格外珍惜，舍不得穿，它一直陪伴我走完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历程。
劳山战役后流行的歌谣
劳山战役结束后，军民欢庆，奔走相告，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杆红旗空中飘，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苦群众都喜欢；边区开了欢迎会，三军会师在陕北；党政军民同欢庆，军团长就是徐海东；开会计划永坪镇，打蛇打头先打东北军；劳山战役选得准，消灭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如山的战利品，毙伤生擒三千七百人。（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5年10月1日，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在劳山一带伏击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经过6个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〇师师部和六二八、六二九两个整团，毙伤敌1000余人，俘虏敌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被击毙，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1953年清明节，甘泉县人民政府在劳山战役中心地带小劳山村北建设劳山战役烈士公墓。1985年6月，延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甘泉县人民政府，在陵园前树起了劳山战役纪念碑。
历史事件：“围城打援”战术
劳山战役是“围城打援”的经典战例，刘志丹副军团长知道劳山是延安到甘泉的必经之地，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军团果断在劳山摆下一个口袋阵，口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湫沿山，为了保证足够的空间，把口袋底设在甘泉城北侧的1170高地上（当地群众叫清凉山），最后把敌人全部引入“口袋”内，扎死“口袋口”，以“口袋底”打响为号，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把敌人消灭在“口袋”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口袋”战术，即“围城打援”战术。
1935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的陕甘边苏区革命根据地准备开始第三次“围剿”。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亲任总司令，调动10万兵力向陕甘苏区发动进攻。他命令敌东北军的七个师分两路为先行部队，一路以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从陕西由南向北推进，另一路是五十九军军长董英斌率领的四个师，在甘肃境内集结，经合水、庆阳由西向东向我军进犯，原驻陕北井岳秀、高桂滋的四个师由北向南推进，形成南北夹功之势，企图一举消灭我革命根据地。
9月15日，东北军王以哲率军部直属队和一一〇师何立中部及一二九师周福成部进驻延安（一一〇师留一个营驻甘泉县城），一〇七师刘翰东部、一一七师吴克仁部和一二九师的一个团，留驻洛川、富县的交道、榆林桥一线。
在这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我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合计3000余人，加上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转战千里，于9月15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坪镇，9月18日三军胜利会师，为了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粉碎敌人的“围剿”，在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决定将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就在“九一八”这一天，在永坪镇石油沟操场上，举行了三军胜利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三军合计7000多人，大大加强了红军主力。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委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共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师长贺晋军、政委张达志。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在准确掌握敌情的基础上，决定首先打击南线的东北军。9月21日，红十五军团从永坪镇出发，于23日到达甘泉县的王家坪、油粉村。24日，徐海东、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到甘泉县城北劳山一带观察地形，决定采用“围城打援”战术，诱歼延安驰援甘泉之敌。28日，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和中共地方武装包围甘泉县城。29日，红十五军团分别进入伏击阵地，红八十一师二四一团在白土坡背山埋伏，堵截敌人先头部队；红七十五师两个团占据劳山以北公路两侧高地；红七十八师两个团进入小劳山两侧的隐蔽阵地，担任战役主攻任务；红军骑兵团埋伏在劳山村以北的土黄沟和杨庄科沟内，用以切断敌人退路，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
10月1日早晨，东北军一一〇师长何立中率师直和3个团从肤施（今延安市宝塔区）出发，增援甘泉守敌。下午2时许，敌前卫营到达劳山以南的白土坡一带，师部也已进入劳山村，红军随之发起总攻，激战6小时，全歼敌一一〇师师部和六二八、六二九两个整团，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毙命。毙伤敌人1000余人，负伤近2000人，连同生擒共俘敌3700余人。此役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缴获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24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8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无线电台4部，军用物资许多。
劳山伏击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的第一仗，它成功地运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由于准确地分析了敌情，巧妙地选择了阵地，周密地部署了兵力，适时予以勇猛打击，因而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胜利，它对陕甘根据地的人民是一个振奋，对我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
延伸阅读：刘志丹在劳山战役中
1935年9月15日，经过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全军3400余人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受到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刘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来到永坪镇，三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经过10个月的沿途艰苦转战，胜利完成了长征，与西北红军会师，成为红军长征史上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
为了建立统一领导和作战指挥，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4周年。根据上级通知，我们一大早就催促本连的战士们整理个人军容、军姿，刮胡子，尽量把衣服穿整齐，因为今天举行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宣布成立。大会地点在今天永坪镇西南石油矿干部学校门前的操场上。新成立的红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坐满了操场，真是人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大会，当他们看到我们队列前面摆放了那么多机枪后，露出高兴而惊讶的神情。
会场上红旗飘扬，许多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别大的标语：“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会师大会，如今看到当时拍摄下的会场照片，心情仍然非常激动。
会上，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同志分别代表陕甘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先后讲话，祝贺南北红军胜利大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斗。刘志丹的名字在陕北非常响亮，我们见到他，感到非常亲切。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时，国民党军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的兵力，除了原来就在陕北的4个师外，东北军的7个师也跟在我们后面赶来。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军团首长就商讨反“围剿”作战计划，决心打响第一炮。战士们兴奋地说：“一定要打个漂亮仗，迎接党中央的到来。”
9月初，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将北上会合陕甘红军，抢先增派大军加强早已开始的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企图消灭陕北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使北上红军无法立足。以武汉行营主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10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其主力有：东北军的4个军，陕北军阀2个师，入陕晋军5个旅。他们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压缩的战法，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
在我们进入陕北根据地时，国民党东北军各部也由鄂豫皖、陕南和河北省相继进入陕、甘两省，并向陕北分路推进。9月中旬，敌第六十七军由黄陵向北进犯。军部及刘翰东第一〇七师进驻洛川，派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一个营抢占羊泉塬。何立中第一一〇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以第六八五团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延安的军事位置十分重要，敌军占领延安后，就可向四面八方扩展兵力，企图摧毁革命根据地，阻挠红军北上抗日。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十五军团首长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作战对象问题。有的同志主张从北路开刀，先吃掉敌两个杂牌师，提议先打驻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有的同志则认为，敌大军压境，吃掉一路杂牌军，虽然把握大一些，但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对敌人的打击也不重。上策应该是先打东北军为佳，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打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最后，徐海东、刘志丹等军团首长果断决定先打东北军。
军团首长决定，为了打击南线孤立冒进之敌，粉碎敌人的进攻，所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围攻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以便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拦路打埋伏。遂决定第一仗的战场选择在劳山。
巧设口袋阵的决心和部队的具体部署，是徐海东、刘志丹等首长共同商定的。当时，延安有东北军两个主力师，外加地方武装，有一定的实力。根据红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我们强攻延安显然不行。军团首长研究认为，敌军在延安有这么多部队，不能没有补给，如果用一支部队包围佯攻甘泉，切断敌军南北交通线，必会引敌增援，并且判断到敌增援部队从延安来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决定把敌人调出来打。一个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计划就这样确定下来。
会后，程子华同志留永坪镇动手术治伤。9月下旬，红十五军团经过3天的急行军，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90里的甘泉附近。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集结休息。刘志丹和徐海东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到甘泉北15里的劳山附近勘察地形。
甘泉县城之北，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像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茂密，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军团首长的决心更加坚定：包围佯攻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回援，置主力于劳山东西山区设伏歼敌。
关于具体的伏击地区，考虑到敌人的狡猾，我军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刘志丹副军团长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建议，这就是劳山。劳山附近是一个非常有利于打埋伏的理想地形。劳山南距甘泉30里，北距延安60里，为延安至甘泉必经之地，公路两边群山耸立，树林茂密，地势险要，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军团首长果断决定在劳山摆下一个口袋阵，“口袋口”设在劳山以北的湫沿山。
为了不让敌后卫部队逃脱，刘志丹等军团首长认真设置了“口袋底”。我们接受以往伏击战的教训，这既要考虑设伏地形，更要计算敌行军纵队的长度，推知来敌的兵力大小和行军纵队多寡。军团首长最后决定将“口袋底”选在甘泉城北边的1170高地一侧（当地群众称为清凉山）。从“口袋口”到“口袋底”长约40里。军团首长还担心这个口袋阵装不完敌人的行军纵队，又规定负责扎“口袋口”的红75师，在敌后卫部队未通过湫沿山时不准打，只有等敌人全部通过湫沿山之后，再扎死“口袋口”，并向北派出有力的警戒部队，迂回部队在敌人后面跟进。以“口袋底”打响为号，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把敌人消灭在“口袋”里。
9月28日，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包围甘泉县城。第三天拂晓，我团等主力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出发前，刘志丹等首长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规定每人携带3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暴露目标，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徐海东同志随我团行动，他的指挥位置设在“口袋底”的1170高地上，南距甘泉县城直线约2里。站在这里既可以向南俯视甘泉县城，向北又可以观察整个战场，不仅便于指挥全局，又是首先打响的地方，是伏击战的关键点所在。
我们埋伏了两天两夜，看到军团首长们白天观察敌情，晚上察看部队，眼睛都熬红了。在焦急和不安中，我们等到第3天，敌第一一〇师在师长何立中率领下，10月1日拂晓终于从延安出发，沿公路向甘泉增援。途中留第六三〇团于四十里铺以为策应。敌人以为红军会在地势险要的湫沿山打埋伏，其实我少数部队只在湫沿山上放几枪就跑了。敌人在周围搜索了一下，认为我军被赶跑，才放心前进。这股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但他们还是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后来俘虏的一名敌参谋人员说，何立中当时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军会有埋伏的湫沿山地区后，向师参谋长说：“我原以为共军会在这里打我们一个埋伏呢！现在我们已走出龙潭虎穴了。”他认为“龙潭虎穴”已过，即令其部队在劳山稍事休息后，把两路纵队变成4路纵队向甘泉开进。行军纵队缩短了一半，公路上黑压压挤满了敌人，来势凶猛。
当日下午2时，敌先头进至甘泉北12里白土坡。为解甘泉之围，敌前卫在距甘泉县城4里处，令其尖兵抢占右侧高地。置于该地的红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堵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当敌尖兵部队爬上山头，距离我们军团指挥部埋伏地点仅约20米时，军团首长下令：“开火！”我军一排手榴弹把敌人打了下去。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英勇威猛，有手枪不用，端起一支带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入敌群，追得敌人直往山下跑。我军堵住了敌人前进的道路。埋伏在公路两侧山上的我团及我师第二二三团、第七十八师奋勇向敌群发起冲击。位于阳台（劳山北6里）之红七十八师骑兵团适时出击，断敌退路。各种火器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乱成一团。刘志丹首长的指挥所和红七十八师在一起，这边枪声一响，那边也开了火。劳山附近方圆几十里地区，枪炮声震天。我军将敌分割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敌首尾受挫，遂自动向心靠拢。
我率全连参加伏击战，全体指战员勇猛顽强。敌人顽抗不肯缴枪时，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国民党东北军部队是我们红二十五军部队的老对手，有好多士兵了解我军的政策，在此情况下，纷纷缴了械。战斗从10月1日下午约2时打响，晚8时以前结束，全歼敌两个团及师直属队。打扫战场时，我们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请当地群众把敌伤兵运到甘泉县城。这一手很巧妙，一是让敌人背上包袱，使甘泉县城增加了负担；二是体现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东北军官兵影响很大。
劳山战斗，我们师和兄弟部队一道，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七五山炮4门，八二迫击炮8门，重机枪24挺，轻机枪162挺，长短枪3000余支，50瓦电台一部。甘泉守军见师长被打死、参谋长被活捉，军心动摇，斗志涣散。
在这次战斗中，我率领本连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攻克一个个制高点，歼灭敌人100余人。我冲锋在前，在混战中亲手将敌营长击毙，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战后受到徐海东、刘志丹等军团首长的特别表扬，给予特等物资奖励，奖品是一支20响的驳壳枪和一双胶皮底的布鞋，这两件奖品在当时是最让人羡慕的。
对奖励给我的那支驳壳枪，当时也兴奋了一段时间。一个多月后，在我负重伤住院时，那支枪让战友取走了。后来由于我连续任军事主官，常年拼杀在战场，对那支驳壳枪的印象并不深刻，好像并不十分留恋。但对那双鞋，我则感到非常宝贵，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质量这么好的布鞋，而且还是胶皮底。在那时，同志们称这种鞋为“皮鞋”，与现在所说的“皮鞋”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对这双“皮鞋”格外珍惜，舍不得穿，它一直陪伴我走完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历程。
劳山战役后流行的歌谣
劳山战役结束后，军民欢庆，奔走相告，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一杆红旗空中飘，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苦群众都喜欢；边区开了欢迎会，三军会师在陕北；党政军民同欢庆，军团长就是徐海东；开会计划永坪镇，打蛇打头先打东北军；劳山战役选得准，消灭敌师长何立中；缴获如山的战利品，毙伤生擒三千七百人。（供稿单位：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