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城

　　中国的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只有近百年的探索实践，其步履异常艰难。
　　辛亥革命后，农村乡建开始萌芽，但中国社会依然政治混乱，政府腐败，民不聊生，国家行为处处缺失。处在最基层的广大农村和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时时挣扎在死亡线上，受着牛马一般的苦罪，吃着猪狗一样的粗食。祖祖辈辈受人奴役和压迫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人人活得没有尊严。
　　史料记载，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均寿命35岁左右。劳苦大众，命如蝼蚁，任人宰割，何其不幸。乡建、乡治的天空更是乌云沉沉，苦风寒雨，难见黎明。
　　中华民族依然在漫长的黑夜里徘徊。
　　多么黑暗的夜晚，总会有几颗闪烁的星星，在天边给人一点点光明向往；多么艰辛之事业，总会有几个奋力前行之人，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为追求理想舍生取义。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抬眼万山丛中，那些突兀而挺起的峰峦，总是让人升腾起昂扬的攀登斗志，敞开一览众山小的胸襟。可人世间的高山，却不见有几座可视为丰碑，可让人循迹的。
　　在中国乡建、乡治的道路上，是有几颗星、几座山，涌现出了一批仁人志士。他们不管不顾地扑下身子，用理想之念，仁义之心，描摹描绘乡村社会建设蓝本，如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张謇等。贤人们身体力行，体察民力之愿，以改造中国农村、农民之苦，并针对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害，施之以不同的形式，倡导并主持中国最早的乡村建设运动试验。
　　付出的心血是有成效的，可以看见在大地贫瘠之处，有毛草点燃，有嫩芽破土，但其亮度仅局限于很小的空间。所温暖的区域，绿意很浅薄，无法在被压迫、被蹂躏的土地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推广和复制；无法在黑暗的旧中国惠及全体人民大众。可谓是春风难绿江南岸。
　　原因很简单，是君子有仁，国家无义。黑暗的民国除争权夺利，轮番上阵扮演独裁以外，没有履行过什么责任和义务，山河处处缺失国家担当，政府行动。四万万人民群众的向往，一直低着头祈盼，盼望着东方出太阳，翻身把歌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伴随民国个人为主体的乡建、乡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土地上的人民实践，随着星星之火，开始燎原。大火，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熊熊燃烧。
　　延安时期，有纲领、有制度，全面实施的红色乡建、乡治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为抗战全面胜利和全民族解放事业建立了新政府的基层“雏形”，获得了基层治理的“良方”，培养出局部领域的新农村、新农民，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缔造了滚滚洪流，巍巍靠山。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太过寂寞和苦焦的黄土高原，不再是一道道山来哟一道道水，一道道山水泪蛋蛋泡。漫山遍野山丹丹花儿红。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万里云天，红旗招展，朗朗乾坤，遍地自由，红色革命土地上的乡建实践，如初春开犁般，犁出九万里神州第一铧。
　　这一行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权巩固的有力尝试，是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大政治行动，汇聚着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人民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闹革命两股新鲜力量。春雷一响震天吼，大地微微暖气吹。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得到四万万同胞的一致拥护。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边区政府，辖陕西15个县，甘肃6个县，宁夏2个县以及神府地区，共23个县，人口约150万，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首府延安。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获得战时相对稳定的局部发展条件，由此也具备在特殊时期开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政治条件和实践基础。边区人民好喜欢。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赋予陕甘宁边区明确的建设任务：“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政治上的使命赋予，使为之一切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建设的责任担当，在陕甘宁这片广大的土地上进行广泛播种。
　　夺过鞭子，黑手扶犁，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试验遍地生根，茁壮成长。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使我们党对它的领导更是赋予严格的要求。毛泽东同志不断强调，陕甘宁要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模范，使人民心向往之；成为经济制度的模范，改善边区经济落后的面貌；成为文化制度的模范，使边区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红色乡建，人民乡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稳建善治，改天换地。
　　问题大如山，困难迎面来。唯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作风，才可吹散乌云，赶走压迫，唤醒沉睡的土地，获得新生。
　　那时，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陕甘宁，像个叫花子，穷困潦倒，一身烂袄烂裤，荒山秃岭树木少，一年四季刮黄风，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十年九灾，三年两不收。人们形容这里的生活，是苦菜水水泡黄连，苦不堪言。生产力极度落后，千百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多数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靠租种或给地主、富农当长工维持生计。粮食生产是牛耕驴拉、肩挑背扛，耕作粗放、广种薄收，田不养人，地不养家，粮食产量极低。主要粮食作物小麦、谷子、糜子、高粱、荞麦等平均亩产在60斤到75斤左右。
　　频频上演的自然灾害，没一年空过，旱灾、雨涝、虫灾、雹灾、霜冻等，年年结伴横行，反复蹂躏。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三年两头旱，两头是大旱，春种不下去、秋收不回来是日常年景。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给边区人民造成极大的困难，卖儿卖妻时有发生。同时，社会封闭，文化落后，封建迷信盛行，日子是补丁打补丁，生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乡村一盘散沙。
　　即使在全力推进乡建、乡治的延安十三年，自然灾害还是时常来袭，时刻考验着边区政府的执政能力。资料记载，1940年，陕甘宁边区11个县遭受旱灾，12个县被雹灾侵害，16个县洪水过田，损毁田禾20多万亩，粮食减收23.8万石，受灾人口53万多。1945年，边区再次遭受旱灾、雹灾和霜冻，受灾总面积达1788万亩，损失粮食65万石，受灾人口54万多。
　　毛泽东主席说：“困难真是大极了。”
　　如此大灾，党中央挺身而出，领导生产救灾，实施生活救济，边区党政军民，同心同德，硬是艰难地渡过难关。延安时期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以及边区精兵简政等措施，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作出的重要决策。
　　这些困难，我们不需要去翻阅那么多资料来佐证，看看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补丁摞补丁的穿戴，我们就能明白当时的生活有多困难。我们也能从中深深体会到，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共产党人总是吃苦在前，良好传统在各个时期都有例证。
　　一时的享乐，等不到永久的幸福。为公立党，难在为公解难，难在“公”与党谁该更早去体验幸福。
　　救灾是一时之事，更艰难的是彻底砸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让农民翻身得解放。
　　彻底改变边区群众几千年未有之改变的被奴役、被压迫的酸楚生活、无良秩序，不是简单地进行改良运动就能解决，必须要来一场暴风骤雨、摧枯拉朽式的革命运动。能否团结争取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进而吸引全国人民的目光，是共产党人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定意志的执政理念。夯实了，千条万条河流会向你奔涌而来；创新了，千树万树梨花开。
　　一定能，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
　　建设，样样不离疼痛点；治理，招招施向要害处。共产党领导边区政府沉着应对复杂环境、尖锐矛盾，横刀立马，向旧政治、旧文化、旧秩序开刀，团结带领边区大众埋头苦干，克服困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乡建、乡治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摆脱数千年的剥削和压迫，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性建设、挖根式治理，把昔日贫穷、闭塞、落后的边区建设成举世称赞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中国政党政治最先进的区域。
　　队伍没有散，群众没饿死，陕甘宁边区东方红，太阳升，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天下归心。奔赴延安的一位热血青年的诗表达了这种崇敬：“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延安时期的乡建、乡治之所以能，是中国共产党行，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好。是因为坚持了一条最高的政治原则和两条切实可行的领导方法。即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实行组织起来和走群众路线。
　　共产党领导的乡建、乡治，不仅在广大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崭新的社会局面，也为中国乡村发展开创了模范样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乡建派代表人物梁漱溟感叹，中国自古领导农民运动的，从来没有像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结合得这样好，真是“鬼斧神工，奇妙绝伦”。
　　“农为党本”。政治的使命，就是改变农村的萧条，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政治建设就得把“本党为农”的航向牢牢掌握在手里，为乡建铸魂。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其实质由中共领导的但又是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边区政权以边区、县、乡三级构建，由议会、政府和法院组成，具有合法政权的性质。特殊的政治性决定特殊的施政纲领。即通过合法性贯彻政治性，以人民力量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政策，是在这个原则下首先得以贯彻并取得成功，进而使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示范区。
　　红色乡建，就是这样铸魂的，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乡建，先是思想奠基。这块土地是中华大地觉醒较早的一块红色根据地，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具备群众基础，具有动员力量，但对于发霉发臭的封建糟粕，仍需下更大的决心予以彻底根治、坚决铲除。腐败思想、陈旧理念的改变，不是轻描淡写去刮几场风、出几个主意、剪几枝枯枝败叶就能见效的，也不是用扫帚扫一扫，用黄土垫一垫就能变过来的。要重起炉灶，挖士改水，重搭台子另唱戏，要重新立基铸魂，浇铸人民意愿，垒起阶级意志。让思想之石一石比一石方正，观念之墙一层比一层坚固。
　　谁来管理边区？谁来建设边区？不是国民党，不是地主老财，是共产党，是这块土地上一切拥护抗战的人民和力量，是一切为抗战出钱、出物、出人之民族的先进分子们。乡建、乡治全面贯彻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积极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以最广泛的执政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服务抗战，形成共同管理边区、一起建设边区的新局面。
　　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指导的陕甘宁新乡建，在我们这个传统落后的国家，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以人民的意愿和人民的所急所盼，开创出乡建新局面、新模范，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乡建之路，根本是政权建设之路。没有政权，就不能团结人民；没有政权，就无法领导群众。谁是领导？谁是主角？不是蒋介石，不是反动派，是共产党，是人民群众。政府应是人民的政府，边区应是人民的边区，一切要以人民愿望进行伟大事业。期间，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围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建设，不断出台政策方针，并不断完善施政纲领，全面领导陕甘宁巩固政权建设行动。
　　乡建，政治为纲，人民为主。
　　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边区政权形成比较完整的权力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直接代表人民，选举各级政府，决定各级政府的大政方针并监督其实施。
　　实行民主政府领导。推行“三三制”，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三三制”既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又维护和保障各抗日阶级、阶层、政党参政的基本权利；既增强共产党执政区域民主政权的代表性和号召力，又大大提高边区各级政府的办事效率，民主政府一杆子插到底。
　　实行民主真行宪。1937年5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行政会议，讨论并通过由特区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随后在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对《条例》又作了修改。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普遍性原则，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一切抗日与民主的党派和团体的人士，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代表、议员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实行无记名投票。针对延安时期陕甘宁区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选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等情况，各地分别从实际出发，采取选民可普遍接受的形式多样的投票方式，如“背箱法”“投豆法”“画圈儿”“香火烧小孔”等方法。并坚持无记名投票原则，有效保障选民选举的自由和有效性。
　　占领乡村舞台。乡村是谁的政治舞台？应该谁来登台唱戏？唱给谁听？时代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不是旧臣子，不是旧宗族，更不是旧势力。乡村是老百姓的乡村，乡治就得治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让老百姓登台，唱革命的新句句。
　　党的组织深入农村。在政权的最基层建立乡支部和村支部，广泛吸纳社会教育和社会动员中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参与党的工作，为乡建、乡治发挥作用，使他们成为新的农村精英，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在减租减息和农村选举运动中，让新的精英分子通过选举成为农村政权的直接领导者，支配农村基层权力。旧势力被迫退出农村政权舞台。
　　号召广大民众自愿加入各种社会组织。比如儿童参加儿童团，妇女参加妇救会，青壮年参加自卫军。此外，还发动群众组成各种合作组织，如合作社、变工队、支前小组等。行之有效的基层组织建构，使散漫的社会、分散的民众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立密切联系。
　　各种彻底、新颖的建设方法和治理方式，深受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喜爱，更快地接受党的基层政权组织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生活模式和各种制度。边区农村普遍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实现对陕甘宁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有效领导。
　　政治上的乡建，得益于切实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和系列治本政策的实施，人民群众获益丰富。不仅在政治上获得彻底解放，而且在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建设上获得彻底翻身，从而激发起边区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热情。使他们投身革命之信念、建设乡村之信心更加坚定坚决。一切表现出的自觉行动，明显地改变着边区的社会状况，使边区以一个政治清明、经济自足、文化昌盛的崭新面貌呈现在抗日烽火的岁月里。
　　1940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对重庆和延安的政治、经济、社会风气进行考察之后，进行了对比，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乡建，党注魂魄，人民注力量，其兴勃勃，势不可当。
　　“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农民幸福与自由最瑰丽的梦想、最伟大的憧憬。民以食为天，经济搞上去，老百姓的屁股就会坐在你的板凳上。延安乡建，既让老百姓“有其田”，还让他们“享其权”“得其利”。
　　在推进乡建、乡治的过程中，解决“吃穿”二字到了要命的地步。揭不开锅，生不着火，一切无从谈起，哪怕是王法，也无济于事。
　　经济建设需要全体人民参与。民有，边区有；民贫，边区政府不是揭不开锅的问题，是会站不住脚的。经济是个饭碗问题，自己碗里没米没面，整天像个叫花子乞讨，还谈什么革命。正如毛泽东的发问：“是饿死呢？还是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想想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过来了，天下还有难倒共产党的事吗？回答肯定是没有的。
　　怎么干？党中央胸有成竹，时刻紧抓，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作总方针。坚持“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农业第一”的原则，加劲生产，努力苦干，既满足和保证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应的需求，又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家家有余粮，人人能吃饱。
　　延安时期的经济建设经历了两个阶段：以1941年为界，皖南事变以前，是“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皖南事变后，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工作的着力点是减租减息，扩大生产，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经济，生产运动轰轰烈烈。
　　措施一环紧扣一环，体现劳动人民优先；办法一招胜过一招，坚持党政军民学全体参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减租减息，削弱农村经济中的封建剥削。地主天天干饭，富农一日三餐，中农三顿稀饭，贫农吞糠咽菜。如此境况不改变，哪里能来革命的中坚力量，哪里有拥护革命的大多数，老百姓是不会和你坐一条板凳的。良策现良局。减租减息，不仅地主阶级被削弱，富农也被削弱，中农土地、人数迅速增加，雇农和贫农明显减少，农村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农民生活得以长期稳定。
　　在农业生产上呈现出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为辅、农副业兼营的格局。各种手工业合作社、运输合作社、手工业作坊、小型工厂、集市贸易等机构普遍建立，工商业成为比较重要的经济部门，形成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雏形。陕甘宁农村发展活力倍增，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盼望年年有好收成，多打些粮食送军粮。
　　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以后，日伪军疯狂“扫荡”各抗日根据地，前方后方都吃紧。加之国民党顽固派要饿死边区、困死边区的武装封锁包围，边区军民一度面临“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窘境。生死存亡之际，党中央为破解饿死和解散的难题，渡过难关，站稳脚跟，发动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村村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能种的都种上，能开的全开荒，自耕、代耕、互助互帮，只为多打粮食支持抗战。党政军学各机关单位率先垂范，人人参加，开展以垦荒为主的生产自救运动。其中以从1941年就全部开进南泥湾垦荒的八路军359旅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成为军民效仿的模范。截至1945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25.6万亩，粮食生产稳定在160万石左右，比1937年增加34万石之多。边区到处是牛羊，遍地是庄稼，鲜花开满山。
　　立足乡村发展，边区稳定，农业生产相关支持要素配合跟进，齐步发展。重点开展开荒、水利、农贷、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经营干部培养，以及农业生产指导等建设活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繁荣之貌。
　　1946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自豪地宣称，人民的物质生活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比以前普遍改善，并且部分达到丰衣足食，从前以贫农和雇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变成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主要角色的农村。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同时，边区物价开始下降，边区每斗米仅10元，比敌占区武汉的米价低两倍以上，比大后方重庆的米价低六倍以上，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边区更加稳定巩固。
　　同时，边区政府从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出发，制定系列配套政策。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协调发展的政策；在财政方面，实行照顾各方利益，适当征粮征税，合理负担，开源节流，厉行节约，生产自给的政策。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政策，合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对于改善群众生活、战胜经济困难、坚持和巩固抗战成果、改变边区经济落后面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们是这样说的，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拓荒式”的。用一张白纸形容边区文化，是恰当的。不要说农民，就是边区大部分的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也极低。以延属分区安塞的乡、区一级干部的文盲比例为例，乡、区委书记中的文盲占总人数的4.3％，乡、区长中的文盲占总人数的57.1％，自卫营长中的文盲占总人数的85.7％，妇女主任中的文盲占总人数的100%。且乡、区间的文化、文艺还是讴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酸曲旧歌神汉调。村村落落间，没有老百姓的舞台剧，没有下里巴人的歌本本，劳苦大众在文化中是被贬低的群体，在文艺中是磕头谢恩的角色。既无声，又无影。
　　让老百姓掌握命运，建立政权，拥护政府，就必须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破旧立新，开拓创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以文艺为手段的文化、文明启蒙教育，就必须有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和方针，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建设了一块新文化天地。从此，陕甘宁边区的农村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治文化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高度突出政治新使命，打着深深的革命战争时代烙印。民众的启蒙教育毫不例外，也包含着浓厚的政治性寓意。毛泽东明确指出，当前的文艺，就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在突出人民主体地位中，一方面，让人民群众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也成为文化的实践主体。在边区和各根据地，文化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乡村文化突出生产生活教育。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课堂在田间，讲授在院落，鲜活生动接地气，农村欢迎，农民接受，真是“黑格隆冬天上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光明”。始终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出发，照顾群众的生产特点和生活习惯，把抗战、革命、教育、生产等重要内容统一纳入各级组织的农民教育活动安排中，在完成工作、布置任务时，利用农闲、冬闲、节闲等时间空隙，结合中心工作、阶段任务，机动灵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建设活动。灵活有效的方式，既解决了群众学习与生产、战争的矛盾，又满足了他们的学习要求，很快使群众的文化素质有了提升，边区学习蔚然成风。
　　首先是形式多样，应学尽学。各地将冬学与自卫军冬训、平时的夜校或识字组结合，与闹秧歌、医疗卫生、妇女纺织、植树造林结合，与劳动互助组组织生产劳动的休息时间结合。利用乡村小学开设农民的早、午、晚学，在外出参观、放牧、经商之余开展识字、读报、讲时事、交流生产经验等教育活动，还对因困难不能学习的农民采取夫教妻、子教父的“小先生”制，在家庭中帮助农民学习文化，了解时事，总结生产和生活经验等。
　　其次是注重联系实际，有的放矢。采取“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条件允许怎么学就怎么学”的方针，教材编写紧扣抗日、反法西斯、减租减息、反对迷信等主题，并多以韵文形式编写，通俗易懂，有效激发了农民参军、生产、拥政拥军的热情。同时，把农民学文化与平时需要相结合，把写收条、汇报、报告、书信、记录、路条、记账、契约等公文编入教材，提高农民读、写、算的能力，方便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新文化建设紧贴人民大众。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使命所在。这一时期，边区和各根据地广泛开展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文化运动，引导民众积极参与各种文化宣传活动，发动民众创新文化宣传方式，一起以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以及个人遭遇，揭露封建会道门、巫婆、神汉等欺骗人民、愚弄人民的罪恶行为，并戳穿他们一贯骗人的鬼把戏，从而改变祖祖辈辈听天由命、任人摆布的奴性思维。
　　现实教育，贴心启发。广大农民心明眼亮，广大农村清风荡漾。同时，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车船码头，参加劳动、体验生活并真实反映生活，真情抒写农村、农民。面向时代主战场，唱响历史主旋律。一大批反映革命战争、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等的新主题、新题材作品被创作出来。《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唱响边区，唱响革命根据地。一大批像小二黑、王贵、李香香等具有浓郁时代特色、勤劳勇敢的新型劳动人民形象，登上了广阔的时代大舞台。
　　拧沙为绳是中国共产党的超然能力。延安时期，推进边区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就是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这项伟大工程，应对和化解了一系列的危机和困难，凝聚起的磅礴力量，为巩固边区政权，促进根据地建设和发展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苏区各种社会情况极为复杂，乡村地区虽然到处闹红，但革命始终未触及风气治理，乡村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非常落后。加之，天灾人祸不断，广大人民生活极为艰苦，其恓惶程度，一言难尽。
　　生存环境触目惊心。到处山大沟深，地广人稀，山是秃的，水是浑的，旱灾、水灾等频繁发生，素有“十年九旱，十年九灾”之称。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森林植被覆盖率低，还不足5％。一遇天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夏无接济之菜蔬，秋无充饥之秕谷。遇上涝灾，洪水泛滥，一水推过，田无半根青苗，路无一丈之畅。人们年年衣不蔽体，日日食不果腹。“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糠菜半年粮，孩子饿断肠”的民谣四起。
　　文化教育一言难尽。陕甘宁边区文盲率高达90％以上，除绥、米二县国民教育略有基础外，其他地方犹如那光光山头，只有稀疏几根茅草。文化娱乐活动基本是逢节日、庙会、婚丧嫁娶时，有好事者组织闹秧歌、打腰鼓、耍社火、听说书、唱酸曲等。老百姓大多依山挖土窑而居，从不讲卫生。有些地方人畜同室，衣物被褥常年不拆洗，刷牙、洗澡更无从谈起。由于缺医少药、卫生落后，猩红热、脑膜炎、天花等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识字无师。用他们的话说，一辈子是个睁眼的瞎子，全家不识斗大一个字。
　　社会生活恶俗叠加。陕甘宁地方偏僻，只教稼穑，缺乏教化。民间陋习、陋俗大量存在，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巫神、神汉、阴阳、算命先生到处都有，求神、抽签、占卜、算卦等迷信活动相当普遍，和著名的《七笔勾》中所描写的不差上下。遇大是大非，无政府可问，无乡绅来帮，只好求签打卦问神神。家庭婚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童养婚、招养婚、转房婚和买卖婚姻等极为复杂的婚姻状况，尤其盛行买卖婚姻。男女无婚姻自由，早婚现象普遍，男尊女卑的观念严重，甚至有贩卖妇女和抢婚等行为。此外，妇女缠足现象普遍，匪患猖獗，烟毒遍地，“二流子”大量存在。这是当时陕甘宁乡村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陈规陋习的大量存在和不断叠加，既危害人民的身心健康，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又败坏社会风气，影响乡村社会健康发展。
　　一系列恶习陋俗，亟待边区政府解决。一日不绝，一日危及执政。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痛下决心，费尽心思治理。
　　倡导社会新风，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清扫或改造旧社会的遗毒。移风易俗，边区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改变旧规陋习。一方面利用各种形式批判揭露巫神迷信活动，教育人民群众；一方面加强医药医疗工作，让人民群众自觉讲卫生，远离神汉神婆。从此，边区逐渐形成相信医学、崇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良好风气。
　　废除缠足陋习，促进妇女解放。1939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其中指出，妇女缠足是一种野蛮的、伤天害理的封建习惯，放足是解除妇女身上的锁链。并明确规定：“凡边区妇女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如不听劝告者，强迫妇女缠足的，就是触犯了刑律。此恶俗的禁止，使大批妇女走出家园，走向田园，融入社会。既解放了妇女，又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倡导自由婚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结婚须男女双方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妇女们高兴地说：“过去买卖婚姻，现在婚姻自由。毛主席来了，男人不敢打女人了，女人自由了！”
　　施行救济新策。坚决打击放高利贷、囤积粮食和生产资料等不法行为。同时，边区政府把制定救灾救济新政策列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和关心贫困人口。
　　政府直接赈济。采取三种办法：其一是拨粮拨款，发放急赈；其二是给贫苦农民发放农业贷款，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等基本生产资料，帮助其摆脱贫困；其三是以工代赈，兴办工厂、兴修水利，让群众获得更多的收入，增强抗灾自救能力。
　　组织发动群众互助互济。诸如鼓励变工队、扎工队等群众互助组织在灾荒中种旱田、修水利、开荒地以及进行抢种、补种，以此来解决灾荒，减少灾情。同时，组织借粮借贷，允许适当收取利息。此外，还采用募捐形式建立义仓和粮食信用社，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力安置和优待移民难民，保障了边区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剿匪，锄奸，禁毒。针对严重的匪患和汉奸、敌特破坏形势，边区率先开展剿匪、锄奸斗争，严厉镇压汉奸、卖国贼，彻底消灭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巩固后方，并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有效打击了汉奸、土匪，大大加强了边区的政治社会安全，保障了乡村社会秩序安定。禁毒工作更是全面有效，明令规定禁种、禁贩、禁售、禁吸，边区成为全国禁毒模范区。
　　建设模范新村。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掀起以劳动英雄带头示范创建新民主主义模范村建设运动，通过移难民、运盐、学习、纺织等四种主要类型的模范村创建，引领边区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还出现生产、卫生、调解、丰衣足食等许多模范村，边区呈现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派生机。
　　塑造乡村新人。主要是改造农村“二流子”和树立劳模，从而改变乡村社会风气，去邪气，养正气。
　　“二流子”，是指那些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寻衅滋事、装神弄鬼、骗吃骗喝、偷粮盗驴、为害乡邻的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他们绝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是旧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反过来成为新社会的蛀虫和祸害，成为影响乡村风气和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解放日报》有这样一段写“二流子”的话：“他们不仅不事生产，而且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仅不出粮不送草，还站在大路旁边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流氓手段和有时间，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烟酒嫖赌，说是弄非，包打官司，甚至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村治安，违反政府法令。”改造“二流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边区政府多管齐下，采取许多硬措施。其一，严格界定；其二，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其三，救济与改造相结合；其四，一般劝诫与特殊教育相结合。经过全社会动员与各方面配合，陕甘宁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显著成效。《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几年来我们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而且还进行了人的改造和建设。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二流子，大部分都改换了原来的面貌，变成健康勤劳的农民。”
　　树立“劳模”典型。劳动模范的塑造始于陕甘宁边区。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会上提出奖励劳动英雄并在随后的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杨步浩、郝树才、赵占魁、刘建章、申长林等一大批劳动模范脱颖而出。同时，开展新式农民培育活动，马海旺、刘玉厚、申长林等均是好农民、新式农民的榜样。
　　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革命的坚定力量，巩固政权的铜墙铁壁。
　　延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深入人心，群众由衷感谢共产党，并积极发挥主动性，参与到乡村社会的建设活动之中，为边区政府政权巩固、支持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群众工作也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新制度提高了群众的政治地位，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用先进文化教育群众，发挥英模人物的示范作用，共产党人率先垂范等。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方法，既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素养、生产能力，又快速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抗战，支持革命。由此，共产党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使得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
　　以制度提高群众的政治地位。首先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权。边区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最大限度保障乡村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采取群众听得清、看得明、信得过、方便选举的各种办法，确保全体人民参加乡村政权建设毫无半点困难，从而极大地激发民众参与政权选举、乡村建设的热情。其次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参政权。乡村政权是人民的政权，党的各级组织非常重视乡村政权建设，并提出一切工作的根本在乡村的政治理念，保障人民群众对乡村政权的管理。在基层乡村，以贫雇农为代表的乡村干部在乡村政权中占绝对优势，能够代表乡村民众的利益，替农民说话，替农民办事。同时，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
　　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针对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落后、人民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具体情况。毛泽东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来说，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抗日政权一心一意为群众谋利益，专心致志为群众作贡献，在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中，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为共产党取得胜利奠定广泛而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力量之源。
　　用先进文化教育群众。陕甘宁边区原本是一片“文化沙漠”，缺乏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仅巫神多达两千多人，危害甚烈。乡村农民是构成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大基础。为此，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大众化文化教育普及，增强人民大众的主人翁意识，使广大乡村农民普遍认识到自己就是新政权的一分子，自己的利益是受到保护的，于是他们开始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跃上翻身得解放的舞台。
　　模范人物引领。发挥英雄模范人物在生产中的模范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方式，是凝聚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有力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大生产运动，大树特树各行各业劳动英雄、模范人物，用身边的人引领身边的人，教育身边的人。吴满有、申长林、杨步浩、郝树才等，都是从农民队伍中产生的先进分子、杰出代表。他们一个个是边区群众中的鲜活人物、精英分子，是大家生产学习的光荣榜样，是边区政府团结人民的宽广桥梁、通畅道路，是人民相信、政权信赖的重要依靠力量。
　　共产党人作表率。中央机关、边区政府，从领导集体到普通党员干部，都以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克服官僚主义。除强化纪律制度约束保障外，边区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公约，倡导公务人员做联系群众的模范、坚守道德的模范，自觉做到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腐化，不堕落，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保持鱼水之情。“黄克功事件”“肖玉璧事件”不就是铁的例证吗？坚持干群一致、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倡导根据地“只见公仆不见官”。当时党的领袖同普通群众住一样的土窑洞，穿一样的粗布衣裳，吃一样的小米黑豆钱钱饭，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一边。
　　团结就是力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支持抗战、参与政权建设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不仅写进自己的政治纲领，而且始终贯穿于边区的各项建设中。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的讲话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在边区，一切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各级组织去组织群众实施，我们才取得成功。经验同时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需要组织，更需要组织起来。没有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没有广泛的群众参与、群众拥护，无论多么好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且整个中国不会凝聚成铜墙铁壁，不会凝聚成不溃坝的长堤。
　　拥有4亿多人的旧中国，曾经一盘散沙，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占领北京城。仅仅过了50年，当全体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当我们的中国有了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了紧密联系的乡村基层政权之后，尽管还是4亿多人，却是组织起来的4亿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此时，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敢于在朝鲜面对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在武器装备大大弱于对手的情况下齐心协力，保家卫国，取得辉煌的战绩，迫使美国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正如毛主席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正是因为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才造就了真正意义的铜墙铁壁。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法。”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无产阶级群众只有组织起来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党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各类群众团体纷纷建立，有救亡、文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医、学十大类。在边区的乡村中，则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如变工队、扎工队、妇纺小组、农会、合作社等基层群众组织。
　　各类群众组织积极参与边区各项事业建设，直接或间接支援抗战，支援解放战争。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边区人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仅转战陕北一年多，动员支前牲口1478707头，妇女做军鞋92.9万双，押送俘虏的民工达11204人，为部队磨炒面、造干粮5.5万担。
　　回首延安十三年，毛泽东面对滚滚黄河，感慨万千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是真金子。”
　　同样，中国革命的成功，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组织起来，在基层建立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乡建、乡治，就是拧沙为绳，就是垒石为塔。
　　延安时期的乡建，令国人向往，令历史敬佩。正如毛泽东所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昔日延安，红色乡建尽展风采；今日延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乡村建设会宏图大展，成为新时代全国乡建、乡治的鲜活模式和生动样板。
　　我们期待，乡村振兴之延安，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途上，是最耀眼、最灿烂的全国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