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捷张梦琪刘文娟
　　成仿吾先生是西北政法大学前身陕北公学的首任校长，是当之无愧的教育界“大先生”。成仿吾先生在担任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期间，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革命、教育实际相结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敌后办学的奇迹，闯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高等教育办学、育人、服务社会新路，为党的事业培育了人才，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积累了经验。85年后，再次学习成仿吾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陕北公学教学活动的实践，仍能收获诸多启迪。
　　成仿吾先生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出自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同志生平》）。在长达50多年的红色教育实践中，成仿吾先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立足中国大地，用心用情用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在其担任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期间，更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公学办学实践，破解了许多教育难题。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成仿吾先生的许多理念和做法不可谓不新颖、不超前，有些至今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创新发展仍大有裨益。
　　一、成仿吾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陕北公学教育活动的实践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建校办学
　　为什么办学，是建立一所学校必须要弄清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欧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已经被教士阶层和资产阶级牢牢控制。资产阶级把对高等教育，特别是把对大学的控制看作是巩固其“精神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此时的大学是为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和教士阶级服务的，培养出的是服从资产阶级统治的顺民，他们身上丝毫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诉求的精神。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教育应是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工具和力量，学校应是帮助劳动者获得理解与改造世界力量的机构。教育与学校必须回归它的人民性、公共事务属性，担负起“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真正理想的大学教育不应只是少部分人的享受和特权，应是摆脱了教会和资本家的束缚、满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需要的“公共的事情”。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决定创立陕北公学。党为什么要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创建一所学校呢？从根本目的讲，不是为了培养土豪劣绅、达官显贵，而是为党和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培养大批实干人才。随着抗日战局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族抗战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大批热血青年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向延安。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数量大约在4万左右。而当时的延安由党创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一所为抗日军政大学，一所为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主要培养军政干部，中央党校则主要培养党的干部，远远不能满足革命形势发展对人才的需要。经中央慎重研究决定，另成立一所陕北公学，负责培养边区政府急需的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方面的专门人才，由成仿吾同志担任校长兼党组书记。在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成仿吾先生认真贯彻党的抗战政策、教育方针，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总指导，大刀阔斧地开启了建校办学活动。在办学理念方面，成仿吾先生坚持教育为持久抗战服务、为党的正确路线服务的方针。他在自己所作的《陕北公学校歌》中明确指出，以培养抗战骨干为目标，号召学员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在领导机制方面，成仿吾确立了“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即“学校的最高领导是党组，直属于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领导”，校长则是在党组的领导下对全校各项事业总体负责。这一制度，确保了陕北公学各方面工作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紧贴使命任务，不跑题、不走样。在招收学生方面，陕北公学坚决执行党的“来者不拒”政策。凡是十八岁以上“有志参加抗战”的青年，身体健康，不拘文化程度，皆可报考，真正为革命事业聚精英、育人才。在教学安排方面，成仿吾把“革命的政治教育”放在教学的突出位置来抓，坚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教学原则，对所有学员普遍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政治教育，对高级班学员还提高标准，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课程，以此提升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定他们投身革命事业的热情与信心。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教书育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的西方高等教育已经失去了自由。大学教师不再是神圣精神和知识的传播者，变成了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的、服务于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劳动者。资产阶级牢牢控制下的大学主要任务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为资产阶级生产过程服务。大学教育表现出明显的片面性，不可能对人实施全面的教育。而真正理想的教育应是指导青年学生“未来生活的教育”，是能促进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革命的学校应该把青年大学生培养成为“脑力劳动阶级”“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
　　成仿吾先生在陕北公学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基本原则，组织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专门教育和劳动教育等，创新方式方法，实行全面育人。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崇高信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成仿吾先生高度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铸魂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完善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员。陕北公学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等课程，全面细致地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学员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辨别是非对错，看待成败得失，更好地驾驭革命工作；开设了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等课程，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更开放的视角、更宽广的胸怀观察、思考、研究中国革命的形势、矛盾和出路；开设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讲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的理论学说，使学员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道理；开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讲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策略，使学员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坚定坚持全民族抗战的信心与决心。实施专门教育，培育斗争工作需要的专业人才。陕北公学期间，抗战烽火频仍，各方面人才急缺。成仿吾提出了“少而精”的原则，强调要突出重点，把握学习时间，争取在短期内为前线输送一批有坚定理想信念、掌握一门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针对战斗任务繁重的实际，成仿吾先生在陕北公学组织了游击战争课程的学习。该课程既讲军事基本理论，又讲站岗放哨、观察敌情、急行军、躲避子弹、辨别方向、隐蔽等军事技能，还讲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斗争策略和作战经验，锻炼学生打仗的过硬本领。针对根据地群众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薄弱、政治工作开展难的实际，陕北公学设置了民主运动教育内容，向学员传授如何动员、组织、训练、领导广大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支持抗战的有效办法。针对许多学员工作经验少的实际，成仿吾先生强调陕北公学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鼓励学生“从做中学、学着做，那就是懂得实际生活、参加实际生活并改造实际生活”。提倡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学术实践活动，例如学生会、救亡室和流动剧团等。此外，陕北公学还专门开设课程讲解如何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教会学员如何组织经济减负、民主选举、妇女解放、宣传演出等工作的具体方法，使学员学了就能运用。进行劳动教育，使学员增强劳动意识、提升劳动本领。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抗战时期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大多来自大城市，普遍缺乏生产劳动的锻炼。因为缺乏劳动锻炼，青年学生与劳动群众也缺少联系，缺乏真挚的情感。而党培养的学生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而是要到敌后、到农村去工作，要能够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能够在革命斗争中发挥骨干作用。成仿吾先生明确指出，“劳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陕北公学将生产劳动课纳入教育计划，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实际斗争工作。陕北公学建立初期，基础设施很不完善，成仿吾先生就带领大家一起动手挖窑洞，建宿舍、教室。为了解决雨天上课难的问题，1938年，陕公学生又在延安北门外自己动手盖了一个可容纳800人的大礼堂。1939年，为了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成仿吾先生带领全校师生到陕甘宁边区何家山开荒。经过20多天的生产劳动，“开荒两千一百亩，种粮一千多亩，种菜四百多亩”，圆满完成了边区政府分配的生产任务。通过劳动教育，不仅解决了学校生存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培养了学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加深了与劳动群众的情感联系。
　　创新方式方法，实行全面育人。成仿吾先生一改旧式私塾僵硬死板的威压式教育、国统区封建化法西斯化的教育、被占区殖民地愚民式的教育，坚持以科学的知识、灵活的方式方法对学员进行全面培育。学制方面，抗战形势瞬息万变决定了学制不可能一成不变。成仿吾先生就把陕北公学改成培养抗日干部的短期培训学校，学习时间缩短为两三个月。争取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把学员培养成政治方向正确、具备行军作战的基本能力、能够独立进行群众动员和组织工作的抗战建国干部。由于学员到校时间不一致，成仿吾就边组织报到、边编班、边上课。教材方面，陕北公学办学条件艰苦，教材短缺，成仿吾先生就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主组织学员读原著，组织陕公教员自编授课教材。成仿吾先生自己就与徐冰一同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作为党政干部学习资料、教师授课教材使用。班级划分方面，根据学员文化程度、工作经验差别较大的现实，陕北公学将学生分为普通班与高级研究班两个类别分开教学，学习时长、学员构成、教育课程、培养目标均不同。
　　教学质量方面，成仿吾先生一方面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以自己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模范作用带动学员，另一方面对学员不定期组织评定考核，“关于教育内容、教学设备以及教育方法，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理解程度等各个方面都作出检查与评定，以此作为日后教学的参考”。此外，成仿吾先生还邀请党的高级领导、专家学者、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为学生作演讲、报告、授课。毛泽东曾先后十几次到陕北公学讲话、作报告，三次题词。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同志都曾到陕北公学作演讲。社会科学概论课由李凡夫主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由何千之主讲，游击战争课由有游击战经验的周纯全、张然和主讲，民众运动课由教务长邵式平主讲。
　　教学方法方面，成仿吾先生十分重视激发学员的自觉性、自主性，提倡启发式教学。陕北公学期间，成仿吾要求教员每天课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时间不超过五小时，课余时间留给学员组织集体讨论和自主学习。集体讨论会平均每天组织一次，会上学生要讨论近期学到的理论知识，分享实践经验，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成仿吾先生还组织学生开展多样的教学配合活动，如排练话剧、撰写文学作品、编写演唱校歌等。
　　全面育人方面，成仿吾先生注重对学员全面培养。成仿吾提出，每个学生都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有所发展。德育，主要是指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智育主要是指对学员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体育主要是指对学员学生进行身体锻炼教育。为了开展体育，成仿吾在陕北公学亲自带领学生把河滩地修理成操场，定时开展拔河、篮球、爬山等体育活动。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指导服务社会
　　“大学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所学校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大学、大学教授、大学生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在革命形势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学可以成为革命的先锋。恩格斯说，“如果说率先振臂一呼的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大学生应和工人一起“承担起战斗的全部重任”，大学应该担负起培养革命者的重任。因为，真正的革命者不仅在社会斗争中形成，更是在革命者所创办的学校里培养。
　　大学不仅要培养律师、政治家，新型工业与科学发展所需的高级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应该帮助无产阶级掌管“全部社会生产”。因为，无产阶级掌控全部社会生产，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
　　在抗日救国的大背景下，成仿吾先生积极推进陕北公学教学内容、学校管理、活动方式等方面的建设，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时代主题。成仿吾先生指出，“在伟大的民族抗战的时期，一切应该为了抗战的需要。教育也应该如此，不然就放弃了教育对抗战应该负起的责任”。教育内容上，陕北公学主要讲授抗战基本理论、抗战政策和方法、指挥民众进行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对目前时局的认识等，突出抗战教育内容，为培养抗日救国干部服务。学员组织上，陕北公学实施军事化管理模式，对学员进行班、排、连、区队的划分，学员生活要求军事化、战斗化。据统计，两年时间里，陕北公学就为党培养了6000余名抗战干部，吸收了3000多人入党。这些都为党领导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陕北公学还组织学员走出校门，投身于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组织和抗战运动的实际工作中去，学以致用。如，组织过反侵略运动周、庆祝台儿庄胜利宣传周、募集寒衣运动等抗日活动。组织学员参与边区民主选举和政权建设，深入农村，向群众宣讲党的普选政策、民主普选的意义及普选程序等，推动普选运动。动员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农村开展社会调查，与农民谈话谈心，帮助农民理解党的土改、农村政策。成立多个流动剧团，到边区各乡村巡回演出，采用多种方式开展抗日宣传。
　　二、几点启示
　　启示一：教育事业要发展，要有底气，最根本的是在教育哲学层面要有顶级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认真考察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教育表象的基础上，揭示教育本质、把握教育规律的科学抽象。它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大的真理力量。陕北公学期间，成仿吾先生教育实践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遵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并体现于其建校办学育人的全过程之中。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仍是最可信赖的教育原则与尺度，特别是在剖析机理、把握规律、把关定向、辨别是非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若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传承红色基因，那最应坚守的红色基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今日中国教育在快速向前进的同时，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源头展开反思，看一看教育目的是否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育优秀的接班人，教育过程是否充分体现出人民性、公共事务的属性，教育制度是否彰显公平、透明、科学、合理的基本理念，教育价值是否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启示二：教育事业要有创新，要有比较优势，既需要博采众长，通古达今，更需要走一条本土化、时代化的发展之路。就本质而言，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从量变积累到质变飞跃的演进过程。当年以成仿吾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社情、民意的教育救国新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飞跃。若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传承红色基因，那最应赓续的红色基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思路。今日中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依然需要从变化了的中国教育实际出发，解决照抄照搬、亦步亦趋、囫囵吞枣、教育不自信的问题，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启示三：一切形式的教育活动都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教育实践中，对这一问题既要有明确统一的回答，又要能结合时势人地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加以实现。一方面，成仿吾明确指出中国的教育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教育，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服务的教育，是为实现人的真正全面自由发展的教育，对人实行全面培养的教育。另一方面，成仿吾先生在高度肯定前苏联教育先进经验的同时，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苏联的教育经验，强调以灵活的方式办教育。回顾成仿吾先生等一批早期无产阶级教育家的教育实践可以发现，因时而变、因势而动、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是他们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有什么样的条件，就办什么样的学。教学对象是什么水平，就采取什么样的授课方法。时代发展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斗争事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技能，就重点教什么样的课。坚持从实出发，以生为本，因而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为革命事业培养出大批实在管用的人才。若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传承红色基因，那传承红色基因最正确的方法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中国教育基础、教育环境、教育资源远比战火纷飞的年代优越得多，党和国家的事业也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不必固定一尊，不必内卷消耗，完全可以采取更为多样的选才育才方式，设置更为合理的取才用才标准，设立更为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
　　（作者胡捷系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梦琪系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讲师，刘文娟系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