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11月23日
“人民教育的旗手”成仿吾
“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队走惯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疟疾初愈的成仿吾向组织申请，毅然加入长征队伍。他全过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并担任校长，被誉为“人民教育的旗手”，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
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当时，成仿吾的疟疾初愈，身体依旧虚弱，组织想让他留下。
“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队走惯了。”成仿吾毅然决然地说。
成仿吾不顾身体状况，向组织提出，跟随部队一起长征。很快，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把他编入了干部休养连，随队一起长征。
“雨过天也不晴，太阳不知道躲在哪里。大家总是埋头走路，但这样的路走不多远，天也就黑了。先头部队选取了适宜的地方搭了一些棚子，有些还能利用，或稍加修理还能蔽风雨，有些里面还躺着病号，等待恢复体力再前进。许多单位已经只能够烧点开水吃干粮，然后就躺在油布上睡觉，用热水洗脚早已没人指望了……”这是成仿吾笔下真实的长征。这本《长征回忆录》1977年出版，他笔下记录的长征故事，曾被译为西班牙文、英文和日文在国内外发行。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成仿吾坚持跟着部队完成了长征。1935年10月，他作为长征队伍中唯一的大学教授，到达了陕北吴起。
再艰难也要按时交党费
一本巴掌大的党证，封面正中处，用黑色铅字印刷着“中国共产党党证”7个大字，大字上盖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印章，印章在岁月的冲刷下，只能看清最外面的红圈，而最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000608，是成仿吾的证件编号，在党证封面最下方。1928年9月，成仿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10日，成仿吾在瑞金领到了这本党证。
如今，这本由成仿吾本人捐赠的珍贵党证，就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党证就是身份的象征，尤其在战争年代，你到底是同志还是敌人，只有这本党证，才能卸下一切伪装，证明你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延安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建设部工作人员冯延宁说。
在党证内页，成仿吾在1934年4月到1935年12月间，每月缴纳党费的记录依稀可见。在那个时期，只有怀揣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才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把按月缴纳党费当成一种义务。
1927年，国民党发起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大量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党组织损失近九成。在白色恐怖、民族危机，以及恶劣的战争环境之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已是“求生存”。
在这之前，党章中一直明确规定了党费的缴纳标准：根据实际工资按比例缴纳。而在1927年之后，党章里没了具体的标准。
根据当时的生存、战争环境，党员们用物充当党费的情况很常见。主动上交给组织的粮食，都是他们从嘴巴里一点点挤出来的。
“可能在现在看来，每个月按时交党费这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但是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条件极其艰苦，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争年代，成仿吾还能按时缴纳党费的行为，弥足珍贵。这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冯延宁介绍说。
他要用手中笔唤醒万千国人
赴日留学、创刊杂志、创立公学，成仿吾是位实打实的“学霸”，在他的党证内页的“社会出身”一栏，也清楚地写着：知识分子。
成仿吾1897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长辈们的熏陶，之后，他曾随兄远赴日本，攻读枪炮制造专业。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想法，很快就被泼了凉水。
斗争宣告失败了。1918年，成仿吾参加了一场集体斗争——反对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约》，结局已然失败。于是，他决定从枪炮制造转向革命文学。
《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报》、《洪水》……自1922年起，成仿吾就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织了创造社。
成仿吾说，“新文学的使命”共三项，包括“对于时代的使命，对于国语的使命，对于文学的使命”。他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于是，他在文中大声疾呼时代问题，认为文学能够表现世间苦状，并激起变革的希望，他要用手中笔唤醒万千国人。
用1800元创立陕北公学
与此同时，这位“人民教育的旗手”，将心中大义传授给年轻人，为危难中的中国输送抗日人才。
从1926年3月起，直至1984年去世，成仿吾一直以教育工作者自居。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多所著名大学都有他的身影。
尤其在“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地区、南方多省的高校或沦为日军兵营，或毁于轰炸，幸存下来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办学举步维艰，师生几无容身之所，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大打击。
党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也要有高等院校，而且要办一所面向进步青年的社会性学校。陕北公学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成仿吾担负起了创办这所新型公学的重任。
军用、民用物资尚且不足，办学的钱从哪里来？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拨给陕北公学1800元作为开办费。
1800元在延安时期属于巨款，但这笔巨款不仅要用来建校舍、聘教员、置办教学设施，还要用于发放饭费、发放津贴、购买医药。在一应花销面前，这笔巨款也只是杯水车薪。要“使小钱、干大事”！在成仿吾的带领下，师生集体动手挖窑洞，扛起锄头下田间，一切都要自力更生。
就这样，陕北公学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诞生了，并以顽强的生命力茁壮成长。不到2年时间，陕北公学为抗日前线输送了6000多名干部，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当时，成仿吾的疟疾初愈，身体依旧虚弱，组织想让他留下。
“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队走惯了。”成仿吾毅然决然地说。
成仿吾不顾身体状况，向组织提出，跟随部队一起长征。很快，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把他编入了干部休养连，随队一起长征。
“雨过天也不晴，太阳不知道躲在哪里。大家总是埋头走路，但这样的路走不多远，天也就黑了。先头部队选取了适宜的地方搭了一些棚子，有些还能利用，或稍加修理还能蔽风雨，有些里面还躺着病号，等待恢复体力再前进。许多单位已经只能够烧点开水吃干粮，然后就躺在油布上睡觉，用热水洗脚早已没人指望了……”这是成仿吾笔下真实的长征。这本《长征回忆录》1977年出版，他笔下记录的长征故事，曾被译为西班牙文、英文和日文在国内外发行。
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成仿吾坚持跟着部队完成了长征。1935年10月，他作为长征队伍中唯一的大学教授，到达了陕北吴起。
再艰难也要按时交党费
一本巴掌大的党证，封面正中处，用黑色铅字印刷着“中国共产党党证”7个大字，大字上盖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印章，印章在岁月的冲刷下，只能看清最外面的红圈，而最上方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000608，是成仿吾的证件编号，在党证封面最下方。1928年9月，成仿吾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4月10日，成仿吾在瑞金领到了这本党证。
如今，这本由成仿吾本人捐赠的珍贵党证，就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内。
“党证就是身份的象征，尤其在战争年代，你到底是同志还是敌人，只有这本党证，才能卸下一切伪装，证明你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延安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建设部工作人员冯延宁说。
在党证内页，成仿吾在1934年4月到1935年12月间，每月缴纳党费的记录依稀可见。在那个时期，只有怀揣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才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把按月缴纳党费当成一种义务。
1927年，国民党发起了“4·12”“7·15”反革命政变，大量共产党员惨遭屠杀，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党组织损失近九成。在白色恐怖、民族危机，以及恶劣的战争环境之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已是“求生存”。
在这之前，党章中一直明确规定了党费的缴纳标准：根据实际工资按比例缴纳。而在1927年之后，党章里没了具体的标准。
根据当时的生存、战争环境，党员们用物充当党费的情况很常见。主动上交给组织的粮食，都是他们从嘴巴里一点点挤出来的。
“可能在现在看来，每个月按时交党费这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但是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条件极其艰苦，甚至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战争年代，成仿吾还能按时缴纳党费的行为，弥足珍贵。这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冯延宁介绍说。
他要用手中笔唤醒万千国人
赴日留学、创刊杂志、创立公学，成仿吾是位实打实的“学霸”，在他的党证内页的“社会出身”一栏，也清楚地写着：知识分子。
成仿吾1897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受到长辈们的熏陶，之后，他曾随兄远赴日本，攻读枪炮制造专业。但是，在那个时代，他“实业救国“”富国强兵”的想法，很快就被泼了凉水。
斗争宣告失败了。1918年，成仿吾参加了一场集体斗争——反对段祺瑞签订《中日军事协约》，结局已然失败。于是，他决定从枪炮制造转向革命文学。
《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报》、《洪水》……自1922年起，成仿吾就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织了创造社。
成仿吾说，“新文学的使命”共三项，包括“对于时代的使命，对于国语的使命，对于文学的使命”。他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于是，他在文中大声疾呼时代问题，认为文学能够表现世间苦状，并激起变革的希望，他要用手中笔唤醒万千国人。
用1800元创立陕北公学
与此同时，这位“人民教育的旗手”，将心中大义传授给年轻人，为危难中的中国输送抗日人才。
从1926年3月起，直至1984年去世，成仿吾一直以教育工作者自居。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多所著名大学都有他的身影。
尤其在“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地区、南方多省的高校或沦为日军兵营，或毁于轰炸，幸存下来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办学举步维艰，师生几无容身之所，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大打击。
党中央决定，陕甘宁边区也要有高等院校，而且要办一所面向进步青年的社会性学校。陕北公学的建立已是大势所趋，成仿吾担负起了创办这所新型公学的重任。
军用、民用物资尚且不足，办学的钱从哪里来？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边区政府拨给陕北公学1800元作为开办费。
1800元在延安时期属于巨款，但这笔巨款不仅要用来建校舍、聘教员、置办教学设施，还要用于发放饭费、发放津贴、购买医药。在一应花销面前，这笔巨款也只是杯水车薪。要“使小钱、干大事”！在成仿吾的带领下，师生集体动手挖窑洞，扛起锄头下田间，一切都要自力更生。
就这样，陕北公学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诞生了，并以顽强的生命力茁壮成长。不到2年时间，陕北公学为抗日前线输送了6000多名干部，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