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淑敏
　　1969年1月，我们24名北京知青来到黄陵县隆坊镇强村插队落户。我当时不满16周岁。陕北农村的荒凉与贫瘠，农村生活的艰难与困苦使我们这些从首都来的知青感到巨大的落差，也承受了考验和锻炼。很快，我们迎来了秋收。没等秋收结束，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相约回京探亲了。
　　虽然不知一年的分红情况如何，我们几位女生还是拿着各自家里寄来的路费，请了假，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这是我们插队以来的第一次探亲。虽然对回家之路充满了生疏与未知，但有同村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的同学搭伴，我们还是充满了兴奋。大家相约，等过了春节，正月底再返回黄陵。
　　只是没想到，从北京回黄陵的路程却使我历尽了坎坷，不仅没有人做伴，还充满了惊心动魄，多年来一直令我难忘。
　　其实，当时回京的路途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正常都需要四五天时间才能到。强村距公社7里地，只能徒步前往。公社到县城40多里地，是搭班车去的。在县城住一晚，从黄陵到铜川市180里，要搭乘长途班车翻山越岭3个多钟头才能到达。在铜川找个靠近火车站的小旅馆住下，抓紧时间买了第二天去西安的车票。铜川距离西安280里，火车需要多半天时间才能赶到西安火车站，到了西安火车站已是下午。买了每天仅有一趟发往北京的火车车票，再找个附近的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坐上火车，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总算一路顺利没有耽误。西安到北京需要22个小时，也就是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买的都是硬座，因为出身于工薪家庭，当时各家都不富裕，插队时的日常用度都靠家里负担，比起那些由于家里没有寄钱而只能扒车的知青，我们幸运了很多。毕竟，家里能够寄钱来让我们体面正常乘车回家，就已经不错了。一天一夜的时间，吃点自购的食物，依然抵挡不住我们东倒西歪的困倦。从北京站坐公交车半个多钟头回到位于朝阳区小庄车站的家中，浑身上下带着黄土地的气息。不知怎的，总觉得旁人看我们的眼神都带着异样，自己也觉得与这城市有了几分隔阂。不过，总算平安到家了。
　　1969年的秋季，北京弥漫着“深挖洞、广积粮”的政治空气。“文革”中，一些大专院校开始外迁。我家所在的北京机械学院也是其中之一，决定迁校于陕西汉中的略阳，并且很快就付诸实际。
　　我的母亲是机械学院的职工，按理也应该随校外迁。而提起外迁，母亲却深深地陷于矛盾之中。因为除我已经去延安插队外，哥哥早在1967年底就去了东北兵团，姐姐也于1968年夏季去了东北兵团。我的父亲在我插队后的4月份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若母亲再带着弟弟去汉中，这个家就真是四分五裂了。
　　母亲性格开朗，非常有主见，遇事不慌，敢于承担，总能以自己的吃苦耐劳适应环境，解决难题。很快，母亲就申请调到父亲的单位，准备带着弟弟先去河南干校。家中打包了行李，11月初，母亲就和弟弟离开了北京，而我自己独自留下来，找了一位同学做伴，继续住在家中。因为干校条件有限，我不可能一下子在那里住上几个月时间。
　　当时不知为什么，北京对回京探亲的知青没有多少好感。没几天，就有人找上门来，问我为什么独自停留在北京。我应付了些日子，看着不能长久待下去，于是就动身前往河北保定的姥姥家。这也是母亲走时给我的安排。在姥姥家住到春节后再去干校，然后再返回黄陵。这期间，哥哥姐姐都没有回来探亲。再后来的两三年，他们也都分别去干校与家人团聚。
　　我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姥姥居住的县城的一个小站，好在以前母亲带我去过。保定距离北京也没有很远，虽是一个人出行，半天时间也就到了。我在姥姥家过了春节，有表妹陪着，也不觉得寂寞。农村的春节还是挺热闹的，有时去两三里外的县城赶集，看电影、看戏，虽不像鲁迅笔下的江南那般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是过得自在无忧。姥姥家还杀了一头年猪，灌肠、腌肉、做豆腐，蒸过年的白面馒头，备年货，三十晚上包饺子，初一去拜年，河北老家的风俗，我都有了亲身体验。
　　刚过完年，不等过十五，我就迫不及待要去河南五七干校了。姥姥也不好再挽留，给我准备了一个柳条编的小篮子，里面装上猪头肉、灌肠、渣饼子（掺有豆渣的一种蒸饼）等年食。这个篮子只能用手提着，携带很不方便，但这是姥姥对我的爱。我背上装有日常用品的背包，姥姥让表哥送我登上了京广线的火车。
　　当年，京广线到达河南五七干校所在的信阳市，只有两趟客车，一趟是到达武汉的，另一趟是到达广州的。两趟火车到达信阳的时间相差1个小时，都在凌晨的3点和4点左右。我乘坐的是凌晨4点到达的。一晚上的困顿，出信阳站时身背手提，不由打着哈欠，双眼搜寻着应该前来接我的母亲。可是最终，我也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
　　怎么回事？这人生地不熟的，我该怎么办？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心中不免开始慌乱。信阳市是河南省的一个地级市，出站口是一个大厅式的房间，出口有几层台阶，然后可以看见有路灯的马路。冬日的后半夜，虽然没有风，依然寒意袭人。
　　“姑娘，坐车吗？要去哪里？上车吧！我拉你去。”一个略带有本地口音的中年男人，坐在像是拉人的人力车上，在台阶下对我大声说。我没有搭腔，继续向远处张望着，期盼着能看到母亲的身影出现。
　　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姑娘，你是第一次来吧，要去什么地方？信阳这里我熟悉，保证能把你拉到地方。”那人又说。
　　看来他是专门在这里等着拉活的。我心里这样想着，就问：“你知道第一机械工业部干校的转运站吗？离这里远吗？”因为妈妈信中说她会提前住在转运站，然后到火车站接我，但没有告诉我转运站在什么地方，离火车站有多远。
　　只见那人起身说：“噢，干校转运站，我知道，没有多远，你上车吧。”我想，既然没有多远，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干脆就让他拉我去转运站吧，到了那儿，我就容易联系到母亲了。下了台阶，走到车前，才看清这个拉活的车有些特别，坐车人的座位在前，骑车人的位置在后。这样的车我还是头一回见。我疑虑着上了车，心中更加不安起来。
　　那个中年男人看我坐稳了，就用力蹬车上了马路。没想到，接下来的过程加剧了我的惊魂不定。
　　离开火车站没多远，马路上就逐渐昏暗起来。开始，我以为是冬日黎明前的黑暗，仔细看，却不见了马路边的路灯，街巷的房屋也日渐稀落，更是不见人的踪影。我顿时心生恐惧，不免胡思乱想，后悔没有在车站等着。现在我在前，他在后，有点什么举动，我都没有一点防范。况且，他是一个当地的大男人，我一个外来的姑娘家哪有招架之力呢。心中害怕，更觉得寒风习习，裹紧了棉衣，用力攥着手中的篮子，那种孤独、恐慌弥漫全身，却毫无办法。
　　大概火车站一般都不在市中心，而干校的转运站也在城市的边缘。路上越发没有人烟了，也不见了柏油路，不规则的道路看着黑漆漆的，满是煤灰与尘土。我怯怯地问：“快到了吗？”
　　“将近走了一半的路，快了。”
　　天哪！这就是他说的没多远吗？恐怕是为了揽活在哄我。我心中的恐惧在加剧，只想着这要是坏人，我该怎么办呢？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心中一团乱麻。
　　好在道路还算平坦，又过了一会儿，我也说不清大概有多长时间，只觉得心慌难熬。眼看着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段长长的院墙走了一阵子，看到一扇大门，旁边有一盏灯光微弱的路灯。
　　车终于停了，那人说：“到了。”下车帮我用力敲着大门。此时，天还没有亮的意思。啊！我终于平安到达转运站，这一路上的恍惚与惊魂，终于收归了心里。
　　大门里的门房有人回应着。紧接着，一位披着棉大衣的值班人员打开那扇大门上的单独小门。我问清这里就是干校的转运站，转身付给了那车夫路费，道了声谢谢，赶紧走进门里，心里彻底踏实了下来。
　　这是一个空旷的大院，远处有两排平房。我抬眼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边扣着衣扣，一边匆忙走过来，正是我的妈妈，她要去火车站接我。我心中的焦虑一下化为乌有，将手中的篮子递给母亲。
　　转身回到房间才得知，母亲前一个钟头已经去过火车站，没有接到我，又听说下一趟车有些晚点，才回转运站歇了。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准备再去接我。见到母亲，我心中已经释然，也就没有再提路上受到的惊吓。因为以后需要自己独自面对的路途还很长，我不想让母亲为我担心。
　　在干校住到正月底，我又独自出发了。已经不记得从京广线倒陇海线是否需要在郑州换乘，只记得顺利到达西安，与同在一个村插队的几位女生汇合。我们在西安停留了两三日，然后就乘硬座火车从西安到铜川，再换乘长途汽车到黄陵，再搭车到隆坊公社，徒步7里路走回强村。一路上，虽然依然辛苦，却因为搭伴而行，相携相助，没有了紧张与焦虑，只有姐妹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