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12月12日
一台印钞机见证边区政府打赢“货币战争”
谁能握住钱袋子，谁就能握住经济和革命的命脉。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后，双方开展了多次金融斗争，在暗潮汹涌中，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成功抢回钱袋子。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台陕甘宁边区银行使用过的印钞机，它被称作“红色金融的记忆”，见证了边区银行迈着艰难的步伐，取得了金融战争的胜利。
在商店里吹响金融斗争的号角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环境都发生了巨变。
“1937年9月至1940年8月，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那就是国民政府定期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放的军饷。由于国民政府兑换给边区的辅币数量较少，难以找零，给流通带来不便，满足不了边区市场的需要。而边区的百姓大多是贫苦农民，大家的日常开销更需要小面额的货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颜鹏介绍。
按照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签订的协议，边区政府不印发货币，因此，需要再想办法应对大额法币无法在边区流通的难题。
在一间看似不起眼的商店里，边区政府吹响了号角，开始国共第一场金融斗争。当时边区银行的职责很简单，其一是领取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其二是经营光华商店。这家商店通过经营书籍和文具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同时，它还面向边区百姓销售日常所需的商品。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借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一批小面额的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助币在市面流通。
“两种货币在市面上并行流通，法币能买到的东西，代价券也能买到。而且，百姓可以按照1:1的比率兑换法币和光华代价券。”颜鹏说，这下就方便了边区的日常小额交易。
一种7角5分面额的货币，让边区经济活起来
“这批代价券一经发行就受到欢迎，被边区群众称为‘光华票’。第一批的面额包括2分、5分、1角、2角、5角，共5种。”延安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工作人员冯延宁介绍，在光华票的辅助下，边区经济逐渐复苏。
面值是“分”和“角”的货币有了，但以“元”为单位的货币仍然空缺。1940年，第二批光华代价券对外发行，这次的面额只有一种：7角5分。
“这张7角5分的辅币，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亮点。两张7角5分就是1.5元，4张就是3元，它再次补充了边区货币的面额空缺，真正激活了边区经济。”颜鹏说。
1940年10月，光华印刷厂在延安市场沟的山坡上开印。从中央印刷厂、教育厅文化工业社和八路军印刷厂调来的骨干，带领着抗大和马列学院的毕业生，组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
印刷厂作为掩护，印钞厂才是真身。在各方的努力下，光华代价券如同主动脉旁的毛细血管，为革命和民生输送金融血液。但是，在这场金融战中，法币仍然是边区金融的主动脉，边区金融业在夹缝中求生存。
41家货币交换所，打响主币之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一时间，毛细血管也被卡住了。对于边区军民来说，法币只进不出，经济严重失调。
“为此，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体军民展开了一场大生产运动，农业、工业同步发展，为边区经济成功‘开源’。同时，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冯延宁说。
自边币登上历史的舞台，国共的第二场金融交锋正式开始。
因为严密的封锁，印刷厂的条件十分简陋，印制钞票的材料也非常有限。缺少草板纸，就用羊皮革代替；没有甘油，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没有道林纸、钞票纸，就自力更生制造麻纸。
解决了原材料的问题，就要考虑准备金。通常发行货币时会根据国库里金或银的总价值，即准备金的总价值，来确定流通纸币的总价值。但是边区没有金和银，于是物资成为准备金，让边区的金融业恢复了造血功能。
谁能握住钱袋子，谁就能握住经济和革命的命脉，因此，边币需要代替法币，成为边区的主币，边币正式向主动脉发起进攻。
“为了鼓励边区群众使用边币，边区政府共设立了41家货币交换所，这些交换所深入到了边区的各个区县。最终，边币流通区域越来越大，法币被挤出，边区金融也就稳定了下来。”颜鹏说，毫无疑问，边币在这场主币之战里胜了。
消灭财政赤字，创造边区经济、金融史上奇迹
第二场金融斗争胜利后，边区军民依旧要面对无情的战争，而战争带来的赤字以及货币超发，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时，边区银行的资金运用过程中，财政性放款占了较大比重。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明确规范，导致资金周转比较困难。”颜鹏说。
时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经过深入走访调查后提出，要适当紧缩边币，要发展信用制度，要公私兼顾，要制定法规。甚至，朱理治还推出了第一期有奖储蓄、高额贸易券。
一张张面值为1000元、5000元的竖版贸易券横空出世，取代了原本的横版边币，市场上超发的边币逐渐回收，避免了老百姓的恐慌和市场的混乱，也稳定了边币的货值。
打完金融“组合拳”，边区银行喘过气来。1944年，边区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创造了边区经济、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一台陕甘宁边区银行使用过的印钞机，它被称作“红色金融的记忆”，见证了边区银行迈着艰难的步伐，取得了金融战争的胜利。
在商店里吹响金融斗争的号角
“七七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金融环境都发生了巨变。
“1937年9月至1940年8月，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那就是国民政府定期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放的军饷。由于国民政府兑换给边区的辅币数量较少，难以找零，给流通带来不便，满足不了边区市场的需要。而边区的百姓大多是贫苦农民，大家的日常开销更需要小面额的货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颜鹏介绍。
按照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签订的协议，边区政府不印发货币，因此，需要再想办法应对大额法币无法在边区流通的难题。
在一间看似不起眼的商店里，边区政府吹响了号角，开始国共第一场金融斗争。当时边区银行的职责很简单，其一是领取国民政府发放的军饷，其二是经营光华商店。这家商店通过经营书籍和文具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同时，它还面向边区百姓销售日常所需的商品。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银行借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一批小面额的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助币在市面流通。
“两种货币在市面上并行流通，法币能买到的东西，代价券也能买到。而且，百姓可以按照1:1的比率兑换法币和光华代价券。”颜鹏说，这下就方便了边区的日常小额交易。
一种7角5分面额的货币，让边区经济活起来
“这批代价券一经发行就受到欢迎，被边区群众称为‘光华票’。第一批的面额包括2分、5分、1角、2角、5角，共5种。”延安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工作人员冯延宁介绍，在光华票的辅助下，边区经济逐渐复苏。
面值是“分”和“角”的货币有了，但以“元”为单位的货币仍然空缺。1940年，第二批光华代价券对外发行，这次的面额只有一种：7角5分。
“这张7角5分的辅币，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亮点。两张7角5分就是1.5元，4张就是3元，它再次补充了边区货币的面额空缺，真正激活了边区经济。”颜鹏说。
1940年10月，光华印刷厂在延安市场沟的山坡上开印。从中央印刷厂、教育厅文化工业社和八路军印刷厂调来的骨干，带领着抗大和马列学院的毕业生，组成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队伍。
印刷厂作为掩护，印钞厂才是真身。在各方的努力下，光华代价券如同主动脉旁的毛细血管，为革命和民生输送金融血液。但是，在这场金融战中，法币仍然是边区金融的主动脉，边区金融业在夹缝中求生存。
41家货币交换所，打响主币之战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一时间，毛细血管也被卡住了。对于边区军民来说，法币只进不出，经济严重失调。
“为此，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体军民展开了一场大生产运动，农业、工业同步发展，为边区经济成功‘开源’。同时，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冯延宁说。
自边币登上历史的舞台，国共的第二场金融交锋正式开始。
因为严密的封锁，印刷厂的条件十分简陋，印制钞票的材料也非常有限。缺少草板纸，就用羊皮革代替；没有甘油，就用冰糖和蜂蜜代替；没有道林纸、钞票纸，就自力更生制造麻纸。
解决了原材料的问题，就要考虑准备金。通常发行货币时会根据国库里金或银的总价值，即准备金的总价值，来确定流通纸币的总价值。但是边区没有金和银，于是物资成为准备金，让边区的金融业恢复了造血功能。
谁能握住钱袋子，谁就能握住经济和革命的命脉，因此，边币需要代替法币，成为边区的主币，边币正式向主动脉发起进攻。
“为了鼓励边区群众使用边币，边区政府共设立了41家货币交换所，这些交换所深入到了边区的各个区县。最终，边币流通区域越来越大，法币被挤出，边区金融也就稳定了下来。”颜鹏说，毫无疑问，边币在这场主币之战里胜了。
消灭财政赤字，创造边区经济、金融史上奇迹
第二场金融斗争胜利后，边区军民依旧要面对无情的战争，而战争带来的赤字以及货币超发，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时，边区银行的资金运用过程中，财政性放款占了较大比重。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明确规范，导致资金周转比较困难。”颜鹏说。
时任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经过深入走访调查后提出，要适当紧缩边币，要发展信用制度，要公私兼顾，要制定法规。甚至，朱理治还推出了第一期有奖储蓄、高额贸易券。
一张张面值为1000元、5000元的竖版贸易券横空出世，取代了原本的横版边币，市场上超发的边币逐渐回收，避免了老百姓的恐慌和市场的混乱，也稳定了边币的货值。
打完金融“组合拳”，边区银行喘过气来。1944年，边区完全消灭了财政赤字，创造了边区经济、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