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再与《今日新闻》合并，延安时期的第一份综合性报纸《解放日报》诞生了。在延安清凉山上的窑洞内，新华社、《解放日报》的新闻战士们，向世界传播着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百余家报刊聚集在陕甘宁边区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1945年，中共七大开幕时，陈毅元帅曾赋诗一首，评价被誉为“新闻山”的清凉山上燃起的新闻之火。
　　自从红中社正式更名为新华社，并于1938年3月迁到清凉山上开始，这座承载着佛、道文化的清凉山，就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中枢，并作为新中国广播、出版事业的摇篮，向世界发出中国之声。
　　延安革命纪念馆红色基因库工作人员冯延宁介绍：“清凉山是文化和新闻的集中地和首发地。据统计，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期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共有上百家报纸和杂志。”
　　“当时，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外部因素来看，都为延安新闻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百家争鸣的新闻事业。党内很多成员同志都曾参加过甚至创办过报纸或杂志，这些经验是延安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基础。中央从瑞金转移到延安，获得了相对稳定、安全的环境。”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主任郭小良介绍。
　　没有发电机，就改造汽车引擎；没有印刷纸，就用马兰造纸；群众里95%都是文盲，那就开展识字运动。
　　在党中央的努力下，延安建立起了一张从中央到区县的五级党报体系，这个体系横向、纵向交织，织成一张严密的新闻宣传网，覆盖整个陕甘宁边区。
　  “清凉山上一棵松”
　　《解放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杨松，因其对党忠诚、对新闻事业认真负责，年仅35岁就因病累倒，后葬在清凉山上。因此，他也被誉为“清凉山上一棵松”。
　　10岁，杨松受教于革命英雄陈潭秋；13岁，他考入武汉中学，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参加青年读书会，参加学生运动、支持工人斗争……到达延安，他成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多次作为俄语翻译，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成员的会议架起沟通桥梁。
　　“陈力丹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杨松，说杨松很少参加公开活动，非常低调务实，但他作为延安《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郭小良说。
　　在《解放日报》成员的一次会议中，杨松表达了自己对于新闻工作的要求：办报就是要让文章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有兴趣看。为达到这个目的，文字上要生动活泼，使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无论是通讯或消息的宣传都不要公式化。
　　他深知，作为一名党报工作者，应该在工作和生活上起到模范作用，发扬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表扬好的，揭露坏的，要有朴实的作风，来提高党报的威信。因此，他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充分掌握国际、国内知识，在工作中努力提高自己，在技术上刻苦学习。　　 “《解放日报》成立后的一个月内，共发了29篇社论，全部是杨松撰写的。他因过度劳累而去世，是新闻界的重大损失。作为革命延安时期的报人代表之一，他对于新闻作品的要求极高，他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对现在的新闻从业者依然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作用。”郭小良说。
　　用油纸包着稿子游过延河
　　“现在是晚上8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与报刊同步发声的，还有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40年春天，周恩来从苏联带回来了一部10千瓦的发射机，广播电台终于有了设备基础。同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了，位置在今天延安安塞的王皮湾，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起步。
　　在安塞的王皮湾，战士们挖了几孔窑洞，作为播音室和宿舍；没有隔音设备，播音员就用毛毯裹起四面；发射天线则是用几根大木杆子连接起来搭成了木塔天线。
　　“把敌人扔到毛屎坑里去！”1940年12月30日晚，18岁的播音员徐瑞璋在话筒前播报新闻。当时，恰逢百团大战取得胜利，蒋介石密令数十万军队向华中区域的新四军发起进攻，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在这危急时刻，徐瑞璋用清亮的声音播报了皖南事变的新闻稿。
　　“起初，广播内容只有新闻，而这些内容都来自报社。通讯员为了拿稿，不仅要步行30里路，还要用油纸包着稿子游过延河。”郭小良说，随着广播事业的逐步发展，不仅播报时间变长、频次变高，1941年，播报的内容里还有了文艺节目。“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黄河大合唱》，这是延安鲁艺成员的作品。但也有不少节目没有唱片，播报员就亲自上阵唱起歌来。后来，毛主席还给广播电台送了几张自己珍藏的唱片。自从有了文艺节目，边区的文化氛围也活跃了不少。”
　　帮中国抗日的日本播报员
　　一位日本女性和延安时期的广播事业有不解之缘。
　　出生于日本贫困家庭的原清志，与一位中国留学生相爱并结婚，之后便随丈夫来到中国。她目睹过日军侵略中国的场景，也随八路军一起，迎来百团大战的胜利。
　　1941年，彭德怀同志找原清志谈话，党中央想调她到八路军总政敌工部工作。原清志欣然服从组织安排，与丈夫一起奔赴延安。
　　“‘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广播电台日语广播的第一声，也是由原清志播出的，开创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先河。”郭小良说，1941年12月3日，在一间6平方米的窑洞内，原清志用日语向世界播报中国。也正是在这一年，原清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即使子弹从她的头顶呼啸而过，她始终坚持信念，她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是最不明智的选择，这也迫使我不得不离开日本，帮助中国人抗日，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这步走对了。”
　　不只是原清志，战争年间，共有20多位归国华侨从东南亚来到延安，用流利的英语参与新华通讯社的译电工作，对世界讲述中国，被形象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确保了党中央在延安“耳聪目明”。
　　“当时，国外的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缺乏全面客观的认识，污名化很严重，所以，这批华侨播音员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毛主席主张‘请进来、发出去’，邀请了不少外国记者来延安，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郭小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