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前
　 周扬1908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长沙读中学时期，他受“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开始文学创作。中学毕业后，周扬来到上海，曾先后就读于国民大学和大夏大学，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后，积极投身于爱国革命活动。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周扬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东渡日本，但没有进入日本大学学习，而是参加了留日学生组织的“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并参与日本左翼文化运动，被日方警察逮捕，后经人保释出狱，1930年回国。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刚成立不久，周扬回国后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随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2年9月，周扬接替姚莲子，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在“左联”组织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周扬发表了《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充分体现了他的办刊宗旨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及文学观。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职务，后来周扬升任文委书记，戴平万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一直直接领导“左联”，直到“左联”解散。
　　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这段时期，周扬的文学活动仍以翻译介绍苏联文学作品为主。另外，他还翻译了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学及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如柯伦泰（苏）的《伟大的恋爱》、顾米列夫斯基（苏）的《大学生私生活》、果尔德（美）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库尼兹（美）的《苏俄文学中的男女》等。此外，他还著有《巴西文学概观》，介绍《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及评果戈理的《死魂灵》作品，并编写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等。他在1933年《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把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该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中国文艺界介绍并阐释了苏联文学界正在讨论、提倡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
　　1936年，由于与中央失去联系，周扬根据政治形式发展和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倡导“国防文学”，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缺陷，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适时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就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等问题展开了近半年的尖锐争论。周扬还写了《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文章。1936年10月，这场争论以鲁迅逝世而告一段落，但有些理论问题和夹杂其中的意气之争并未消除，一直延续到多年之后。
　  延安时期
　　1937年秋，周扬夫妇与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来到延安。周扬到延安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几年来上海文化界的情况，随后被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等职，负责边区的群众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不久后担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倡议成立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1939年，由毛泽东指名担任中央文委主任。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周扬为候补理事。之后，上海、昆明、广州、香港、延安等地都成立了文协分会。同年5月，周扬发表《抗战时期的文学》，从理论上阐述了特殊时期革命文学的创作方向。
　　从1940年到抗战胜利，周扬一直主持着延安鲁艺的工作，并著有《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成长》《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精神界之战士》《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等文，并开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41年，周扬还曾到萧军、丁玲等发起的星期文艺学园作《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演讲。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周扬在各种场合热情宣传和贯彻《讲话》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周扬写了《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文章和作者以极高的评价。为贯彻《讲话》精神，在积极倡导新秧歌运动中，周扬写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文，并指导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一起改造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新内容。
　　1943年春节期间，鲁艺排演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周扬加以扶持。先后发表《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论秧歌》等文，并组织编选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1943年，周扬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1944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
　　离开延安后
　　抗战胜利后，延安大学全校师生到东北解放区工作。全校组成了一个行军大队，下辖行政学院、鲁艺、自然科学院3个中队，周扬任大队长。周扬到根据地后，历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部长等职。这一时期，他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人民文艺问题谈话》《〈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编者的话》《民间艺术和艺人》《新的人民文艺》等。他不仅是从理论上提出应对民间文艺予以重视，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民间文艺工作的开展。
　　全国解放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艺术局局长。他作为第一任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肩负着相当繁重的任务。
　　1954年，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他主持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亲自抓高校文科教材的总体设计、人员安排和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工作。
　　1954年12月，周扬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此时，他出版的主要论文集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和郭沫若合编了《红旗歌谣》一书。1964年，周扬主持完成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5年，毛泽东在两次批示后召见了周扬，这也是周扬与毛泽东最后一次会面。毛泽东指出：“你和文化界的老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能再温情了。”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让他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后周扬去天津休养。在养病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一开始，周扬即被打倒，被投入秦城监狱。
　　1975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北京西郊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养病。翌年，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到社会科学院当顾问。之后周扬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中，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由王若水、顾骧和王元化共同起草）报告，其中的第四章“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很快引起党内争议。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由胡乔木起草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说法，此后持续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风波中，周扬也成为批判对象，并被要求做公开检讨。后因胡耀邦出面，将批判风波平息。
　　1984年周扬前往南方，在广州时不慎摔倒，回京住院治疗。1985年由于脑软化病危，成为植物人。
　　1989年7月31日，周扬在北京病逝。（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高慧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