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高士其
●邓颖超与高士其亲切握手 ●细菌世界历险记(高士其著) ●高士其自传
在中国科学史的浩瀚长空中,有那么一颗璀璨的星。为了把祖国和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拉回来,清华大学毕业后正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深造的他毅然改行研究细菌学;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究竟是怎样危害人体的,他冒着生命危险吞食了一种名为“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为了攻读博士课程,他忍受着眼球失控、脖颈僵直、手足颤抖等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与不便,坚持学习;为了给人们留下更多的科普作品,于40年前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的他,毅然用僵化变形的手夹着笔进行写作,为人类普及科学知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编者就带您走进延安第一位红色科学家——高士其,走进他那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一生。
努力研究
细菌学
高士其,1905年11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25年,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化学。正当他准备在化学领域继续攀登时,传来祖国瘟疫蔓延的消息,他的姐姐不幸死于流行性疾病。高士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把祖国人民从疾病的死亡线上拯救出来,于是决心转向细菌学这一冷门。
1927年暑假后,高士其成为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读医学博士。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学聘为细菌学系试验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课题是“食物毒细菌”,为了研究食物毒细菌究竟是怎样危害人体的,他吞食了一种名为“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老师和同学都被他那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所感动。
第二年暑假后,高士其回到研究院,又开始研究起脑炎病毒。一天,他在实验室不小心弄破装有脑炎病毒的瓶子,病毒通过他的左耳耳膜进入小脑,破坏了小脑的中枢运动神经。他赶紧到校医院检查。一位神经科大夫经过诊断,确认他得了脑炎,劝他马上停学,回国休养。但他依然带病坚持学习,并加入了美国化学学会、美国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他在经常性眼球失控、脖颈僵直、手足颤抖等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中,以惊人的毅力读完了医学博士课程。这年夏天,高士其乘坐轮船回国。
归国后,他受聘于南京中央医院,担任检查科主任。在工作岗位上,高士其成天与毒菌打交道,在知道毒菌怎样危害人的生命的同时,也看到了现实生活中那些贪官污吏像毒菌一样侵袭劳动人民的肌体,毒害人们的灵魂。愤世嫉俗的高士其与黑暗势力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在与院长的一次冲突中,被迫离职。
失业后,他决心进行细菌学的研究。没有条件,没有助手,没有实验室,但他依然要战斗。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和细菌知识告诉给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吗?就这样,他用颤抖的、快要瘫痪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土地上耕耘起来。1934年,他在发表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改为“高士其”。
1935年,在哲学家艾思奇的建议和启发下,高士其毅然拿起笔,用颤抖的手从事当时还鲜有人问津的科普创作。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的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他巧妙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向两条腿的法西斯毒菌进击”。在《我们的抗敌英雄》这篇科学小品文中,他写道:
“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
这不正是对抱着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之流的极大的讽刺吗?
从1935年到1937年,高士其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战与防疫》《细菌与人》,以及长篇连载《菌儿自传》等近百篇科学作品,并汇编成册,作品广为流传。
爬也得爬到
延安去
高士其在进行科普创作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延安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高士其也决心到延安去。他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1937年8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经过3个多月的跋涉,他终于到了延安。高士其刚到延安,毛泽东就到他住的窑洞看望他。周恩来也到窑洞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陈云在和他交谈后,称他是“延安第一个红色科学家”。
1939年1月,高士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生活异常艰苦,医疗条件欠佳。高士其忍受着病痛,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热心团结和教育周围的爱国青年,启发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
4月,高士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近全身瘫痪。毛泽东提议他去香港治病。于是,高士其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延安。
在香港治病期间,高士其拖着病体继续写作。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天地进行曲》等诗篇,发表了大量声讨反动派罪行的战斗檄文,成为将科学与诗歌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中国科学诗创始人。之后,他还写了《言论自由》《黑暗与光明》《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等作品,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
1949年5月,高士其乘船来到已经解放了的天津。他在途中写道:我回到老家去了,我要开始新的战斗,为建设新中国而战斗,为人民的健康而战斗。
艰难完成
《杀菌的战术》
1949年,高士其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并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此时,高士其已接近全身瘫痪。组织把他安置在北京医院,要他在那里长期养病。高士其为自己不能为党工作而夜不能寐,他请求党组织“不要把我当成病号看待,我还能为祖国出力,给我分配工作越快越好!”
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要求,安排他担任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有了工作后,高士其病残的躯体里奔流着一股生命的激流,除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坚持搞创作。从1949年到1964年,他发表了800多篇文章和诗歌,出版了近20本科普书籍。
作为细菌学家的高士其,又看到了人类的毒菌在进行猖狂的活动。此时的高士其已年逾古稀,病情更加恶化。但他仍然不肯放下手中的笔,继续写作《杀菌的战术》。
1976年10月,北京的天空分外明朗。乌云散了,阳光洒遍长安街。高士其不顾趋于瘫痪的身体,连续3天参加首都民众自发的大游行。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杀菌的战术》的胜利。不久后,高士其在“文革”期间写下的《杀菌的战术》出版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他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科普的春天来到了!
生命啊,你是一部
写不完的史实
全国科学大会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科学热潮。高士其仍然夜以继日地进行创作。紧张的工作使他全身原本僵硬的肌肉更加僵硬,喉部的肌肉也呈现出了一种僵化的状态,食管与气管盖子的开合相互失调,吃饭时气管的盖子往往会打开,大量的饭菜没有进入食管,而是通过气管进入了肺部,造成严重的吸入性肺炎。为此,他大病一场,经过3个多月的抢救和治疗才转危为安。
这场疾病剥夺了高士其唯一的工作方式——口述。对此,高士其感到十分痛苦,但他不甘心向厄运屈服。早在1939年,高士其就丧失了写字的能力。在停笔40年后,他毅然拿起笔来,锻炼写字。他用僵化变形的手夹着笔,一笔一笔地写着。刚开始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慢慢增加到一百多字、二三百字,最后达到每天写一千多个字的水平。他常常从早上9点写到夜里11点。因为控制不住疾病带来的颤抖,他经常在笔记本上留下数道划痕。
面对苦难和折磨,高士其却十分乐观。他说的话别人听不懂,说话时,他自己也十分费劲,他就笑称自己的话是“高语”。他写的字别人看不清,自己看了也发笑,他就戏称自己的字是“天书”。一天早上,高士其从床上醒来时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病好了,可以走路了,可以自如地活动了。我做了许多我愿意做的事情,可是早上醒来却发现自己还是这个样子。”
高士其的病一直在恶化,但是他的工作节奏却在加快。他主要的病症是全身肌肉越来越僵化,造成气管与食管的盖子开合功能失调,从而影响正常进食。高士其非常清楚病情发展的最终结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曾对秘书说:“如果哪一天我吃不下饭了,那就是我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而这一天,正在一点点逼近。
1983年,北京医院的大夫们终于作出了禁止高士其进食而改用鼻饲的决定。鼻饲以后,高士其加快了工作节奏,他常常一边进行鼻饲,一边题词、作文、写回忆录,好像食物是灌到一个与他完全不相干的身体里去了一样。
高士其非常珍惜他的工作权利和有限的生命。当需要挂点滴治疗时,他总是要求挂在左手,尽管左手的静脉扎得已经不能再扎了,但他还是不愿意伸出右手。他说:“右手是要工作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工作的权利。”他左手打着点滴,右手还在颤抖着写字。高士其的这种精神,不仅感动了大夫和护士,也感动了病友们,他们从高士其的病房走过时,总是看到他坐在沙发上笔耕不辍。他经常从早上8点一直写到晚上10点多。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倪志福目睹了此情此景,忍不住走进病房劝他注意休息。高士其用笔在纸上写道:“写作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985年1月,北京医院进行南楼拆毁的定向爆破,大量尘埃通过门窗涌进房间,造成高士其严重的吸入性肺炎。此后10天10夜,他高烧不退,医护人员只好用冰毯对其进行肢体降温。接着肠胃道大出血、癫病性抽搐。一天夜晚,又因堵痰必须进行气管切开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了,但整整3个月,高士其都处于昏迷状态。
3个月后的一天,高士其突然醒过来,看到家人都在他身边忙碌,竟放声大哭,他受的苦实在太多了。
1988年12月16日夜间,值班护士在给高士其翻身时,压住了输氧管口,造成输氧管破裂。高士其陷入病危状态,经两天两夜抢救,无效,12月19日凌晨,高士其与世长辞。
高士其从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实验时瓶子破裂发出了“啪”的一声响,导致终身残疾,到1988年在北京医院因氧气管破裂发出了“啪”的一声响,导致其结束一生,这中间隔了60年。60年来,高士其经历了多少痛苦、多少磨难,但他生命的激流始终为祖国事业不息地奔泻着。恰如他的《生命进行曲》一诗中所写“:生命啊!你是一部写不完的史诗!”
在高士其逝世3年后的1991年,安徽少儿出版社决定出版《高士其全集》。1993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高士其全集》第一卷首发式。1995年,又举办了《高士其全集》出版发行仪式,该书荣获“国家图书奖”等4项大奖。1995年,“高士其基金委员会”宣告成立。
200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100周年诞辰纪念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忆高士其》的文章。文章中写道:“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惊人的毅力而震撼。”“我们追忆高士其,为他高超的笔法所打动。使科学知识脱下庄重的礼服,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他的作品立意深远而文辞浅显,小学生都可以读懂,大量拟人化的比喻、口语化的叙述,开科普创作之一代新风,《菌儿自传》《我们的土壤妈妈》等名篇佳作,成为世界科普文库中的经典。” (选自《炎黄春秋》,转载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