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张学良
    ● 爱国将领杨虎城
　 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自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红军19位高级将领致书蒋介石，希望他“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同时，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形成了“西北抗日大联合”，但是，直到1936年12月，蒋介石还是不顾国家和各民族利益，于12月4日来到西安，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胁迫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凌晨，张学良的东北军一部包围了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与此同时，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西安事变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事变发生的当前清晨，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爱国将领等主张，反对亲日派借讨伐之名而发动大规模内战。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乘张学良专机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保证蒋的安全，但要申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事变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电报明确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基本方针。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对这些方针作出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同时，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计实现和平的步骤、办法及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派来的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六项条件。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达洛阳，并于26日到南京。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自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石和平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