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主席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 朱德总司令和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在一起
    ● 1941年，延安保小的学生在站岗
    ●延安保小的学长们在滚铁环
    ●延安保小的学长们在大槐树下上课
    ● 延安保小学生在活报剧《好庄稼》中的剧照
　　王炳山
　　编者按：
　　抗日战争之时，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与日寇浴血奋战，大量奔赴前线的将士和中共中央、军区领导人无暇顾及子女，烈士遗孤子女无人抚养。为让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吃一颗定心丸，为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温暖的避风港，更为培养民族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创办专门的学校，以解决他们的教育和生活问题，于是，延安儿童保育院学校由此创建。
　　今天，编者就带您走进延安保育院小学，走进那段战火连天的岁月，去了解那个不平凡的年代里，这群平凡的孩子们那段不平凡的成长历程。
　　战争是最残酷的，它会毁灭一切。千里鸡鸣的大地会白骨露于野，山川为之颤抖，江河为之倒流，日月为之变色，大地为之暗淡。战争就是打开的潘多拉盒子，让群魔在大地肆虐。但邪不压正，邪恶只会暂时得势，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们古老的国家、我们伟大的民族、我们勇敢的人民，在这场从未有过的战争中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接受了火与钢的考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数不尽的英雄事迹、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一直在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鞭策着我们。战争会毁灭一切，但是它也会让许多东西在战争的烈焰中愈发夺目，有些精神在战争中得到升华。特别是战火中的爱心，发出绚丽的光彩，如凤凰涅槃，得到永生。
　　疯狂的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的躯体时，被铁蹄踩踏在最底部的是儿童。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儿童的血泪史。抗战时期，命运最悲惨的是儿童。他们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特别是那些失去了父母的难童，举目无亲，啼饥号寒。落入日寇魔掌的儿童更是受尽种种暴行的折磨和摧残，甚至被施以奴化教育，充当战争的炮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残暴的占领军竟然将中国儿童作为“活的血库”，为受伤的日本侵略军输入鲜血。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述中国战场的一个特别悲惨的镜头便是“遍地血腥的中国，只能听到哀哭无援的儿童的声音”。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不幸，不仅是人道的问题，这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是不容忽视的。”
　　据1938年9月的《大公报》记载，中国7000万儿童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以来的十几个月内，遭到日本军队残酷杀害的至少有10万以上，因侵略战争而流离失所的至少40万以上。而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等待救济的至少10万。就连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杨开慧烈士牺牲后也流落于上海街头，最后才被党找到，带回延安。
　　“救救孩子！”——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等热血之士喊出了这样的声音，而众多“母亲”诸如邓颖超、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田汉的妻子安娥等更是四处奔走，不辞辛苦地联络有识之士救助儿童。
　　宋美龄随后在《妇女生活》上也刊发了救济难童的倡议文章：“我们怎么能够任他们去流浪，变成乞丐，变成匪徒，谁不应该去救济他们，救他们出水深火热的苦难，帮助他们成为有作有为的国民，将来也担负起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一部分责任呢？”
　　终于，1938年3月10日，这一旨在救助战难儿童的慈善机构终于成立，取名为“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在汉口，各省设有分会。理事长正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于同年7月4日成立，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邓颖超等13人为名誉理事，杨芝芳任会长。10月成立陕甘宁边区分会所辖第一保育院，又称延安儿童保育院，杨芝芳兼任院长。延安保育院先后设在延安市柳林村和安塞县白家坪村，1940年年底迁到白家沟村。其中最著名、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延安保育院小学。在这个小学里就读的学生多半是革命烈士遗孤和中共高级干部子女，如彭湃的孩子彭士禄、罗亦农的孩子罗西北、谢子长的孩子谢绍明、李硕勋的孩子李鹏、刘少奇的孩子刘爱琴、任弼时的孩子任远芳、张浩的孩子林汉楠，李维汉的孩子李铁映、邓小平的孩子邓林、伍云匍的儿子伍绍祖……这些儿童们后来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成为中国潜艇之父、水电专家等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延安保育院小学的前身是鲁迅师范学校附设的小学班，于1937年由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亲自创建，是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供给制的养教结合的干部子弟小学班，最初有30多个七八岁至十来岁的小学生。1938年初，小学班改称延安干部子弟小学。后和延安完小合并，改称鲁迅小学，人数发展到100多人。1938年9月8日，合并进边区中学，成为边中小学部，疏散到安塞吊儿沟。1938年11月，小学部迁入保育院，中央组织部决定保育院小学部单独建校，名为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有400多名学生。1940年保小迁回延安。1946年冬，保小又与1941年8月成立的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合并，校名称“一保小”。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革命圣地延安，保小师生奉命转移。他们过黄河、越太行，历经艰辛行军2000里，于1947年7月到达晋察冀边区。1948年4月延安光复后，一保小的一部分发展为西安育才学校，一部分发展为延安育才学校，一部分于1949年8月搬进北京先农坛，发展为北京育才学校。
　　延安儿童保育院学校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奔赴前线将士和中共中央、军区领导人子女以及烈士遗孤子女的抚养、教育和生活问题，解除他们后顾之忧而兴办的学校。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和对下一代成长的关爱。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指挥我军和全国人民与日寇浴血奋战。许多抗日志士奔赴前线，中共中央、军区领导因为要指挥和领导边区建设、军队作战而无暇顾及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祖国的蓓蕾、民族的未来，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培养民族未来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决定把这些儿童集中起来，创办专门的学校来解决这些孩子的教育和生活问题，这就是延安儿童保育院学校创建的由来。
　　边区政府对这所学校非常关心，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亲自询问学校的情况，教育厅厅长周扬直接对办学的指导思想及具体做法给予了指示。
　　在建校初期，边区教育厅专门为保育院小学教员举办了保育理论知识培训班，并邀请毛泽东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课。那天，毛泽东一走进挤满人的延安天主教堂，大家就都站起来热烈鼓掌。毛泽东招手并示意大家坐下，操着湖南口音对学员们说：“有人认为，一个小学教员，对抗战能有什么用呢？这种看法就不对了。小学教员在抗战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要以为我们的任务不大，不过是个小学教员而已。孙中山先生起初是学医的，后来创造了三民主义；高尔基是鞋店学徒，创造了现代世界文学的最高纪录。我们的教科书要有抗战，但要把生活加进去，真正做到理论和实际联合起来，这就是‘抗战教育’的‘知行’教育。”
　　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虽然处在戎马倥偬之中，毛泽东同志还是抽出时间关心延安儿童保育院学生们的身体健康，看望在那里学习和生活的孩子们。当看到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学习，就十分动情，劝说孩子们在学习的同时，要多注意身体，多活动和锻炼，懂得劳逸结合，并亲笔在孩子们的笔记本上题写了“又学习又玩耍”6个字。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革命圣地延安，保小师生奉命转移。为了保证保小师生的安全，毛泽东从保卫党中央的警卫部队中抽调骑兵班护送保小师生。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保小师生过黄河、越太行，历经艰辛行军2000里，于1947年7月安全到达晋察冀边区。
　　我军我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对保小的孩子们倾注了爱心。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谢觉哉都到学校看望过孩子们。
　　周恩来也经常来保小看望孩子们，他和邓颖超夫妇还为保小捐赠过钱和物品。每次和保小的师生一起看戏时，周恩来都会把烈士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或其他烈士的子女抱在腿上，边看戏边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使孩子们体味到了父亲般的疼爱和温暖。
　　学校刚成立时，尽管当时延安处于敌寇的四面封锁之中，物质极其匮乏，但边区教育厅还是想办法保障孩子们的供应。按政府规定，边区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二钱油、三钱盐、一斤半煤。但保小学生的待遇甚至要优于一般的干部，粮食中大米和面粉的比例要高一些，服装每年要多发一套，
　　冬季再补充被褥鞋帽。大生产运动后，延安物质缺乏的状况得到了缓解，儿童保育院孩子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以前孩子们偶尔才能喝上的豆浆，现在是孩子们的必备早餐，体质弱的孩子还能得到一个鸡蛋。午饭的主食是馍和肉，蔬菜则是不限量供应，并保证孩子们能吃到水果，缺钙的孩子可以喝专门的肉骨汤，服乳酸钙来补钙。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能健康地成长，离不开保育院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了使在延安保育院中生活的孩子都能有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保育院给每个班都配了专职的生活指导老师，对孩子们的衣食住行都进行了统一安排管理。对刚入院而患有贫血、沙眼、肺病、皮肤病等症的儿童都给予及时治疗。在延安保育院工作的每一位保育工作人员不但要教孩子们读书，还要在精神上抚慰他们，在生活上指导他们。
　　“在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是保小。”曾在延安保育院小学生活了八年的毛泽东的远房侄孙女毛海英说：“我们是吃延安小米、喝延河水长大的，那时的生活虽然很苦，可对我们来说，童年还是幸福的。”北京市第19任市委书记的儿子张燕明老人说：“我认识的第一个字就是在保小学的，那是我人生的开始！”
　　陕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延安保育院搬迁到安塞后，学生们没有手套、围巾。每天要写字、读书、劳动，他们的手常常被冻伤。有一次，保育院小学校长郭青看到女学生张业的大拇指上裂开了很长的大血口子，一动就向外渗血。他非常心疼，把她领进自己的办公室，拿了一个大碗，倒上一点开水，把她的手放在热水里泡，然后用一点猪油抹在裂口处。张业觉得给自己抹油的大手就像自己爸爸妈妈的手一样，不由得泪眼婆娑。
　　项英的女儿项苏云还记得，保小迁到安塞后曾有过两次严重缺粮，每顿饭每人只有两个小土豆，她饿得哇哇直哭。郭青校长看了很不忍，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个白馒头给她。项苏云举着馒头就跑回住宿的小院，大叫：“我有馒头，我有馒头。”同学们一下围过来，你掰一块，他咬一口，很快就吃光了。她自己虽然一口馒头也没吃到，但她心里很高兴。她说：“这并不是我当时觉悟有多高尚，而是学校老师们的一贯言传身教使然。我们有什么都不会独享，别的同学也都是这样。”
　　正是延安保育院每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作者用真挚的爱心和忘我的工作，把关爱带给失去了父母或者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让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能拥有生存和教育的权利，并给予了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岁月，甚至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来呵护保育院中的孩子们健康成长。
　　我们不会忘记第一任延安保育院院长的杨芝芳，她冒着枪林弹雨，率领着保育院干部，带着保育院的孩子们四处转移，保护着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我们也不会忘记延安保育院小学校长梁金生，他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提倡“教学做合一”的方针，大力提高教师素质，改善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培养抗战建国人才；我们也不会忘记1941年任延安保育院院长的凌纱，他在任职期间，致力于提高保教人员对保育工作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组织教师亲自编教材、配插图；我们也不会忘记延安保育院保教科长隋灵璧，用自己母亲般的爱关怀着保育院中的孩子；我们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些为了保护保育院的孩子们而牺牲了自己生命的老师们。
　　岁月如歌，时光飞逝。那个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军号遍野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个在大树底下上课，以断垣残壁为教室，以沙土为黑板，以树枝为笔的年代已经远去；那些骑着毛驴，头顶敌机的轰炸，艰难行军2000余里的日子已经远去；那个一个馒头一人一口的年代已经远去。当年流着鼻涕的保育生们，如今也已雪染双鬓、渐入暮年。但延安保育院凝聚的民族精神，就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屹立在中华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