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政
　　1976年11月，我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来到洛川县插队落户。从此，我与一道前来插队的伙伴们有了个共同的名字——知青。这段经历，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在此期间，也发生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加入知青行列
　　来延安插队之前，我是西安市第32中学的学生。毕业前夕，学校里的文化课陆续中断，在校时间主要用来开展革命教育活动，老师带领学生参加一些学工学农的社会实践。那时，我还十分单纯，只是认为上山下乡是我们应走的路。
　　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我们应届毕业生听了一次报告会。会上，前几届西安知青报告了他们赴延安插队的情况。其中，比我们高一级的刘巍在报告中描述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自然环境与知青在陕北生活相融合的场景，令人兴奋。他的讲述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让我觉得我们年轻一辈要继承革命传统，要有一番作为。于是就下定决心，要报名参加赴延安小分队。随后，我便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也向老师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得知我的想法后，学校大力支持鼓励，父母也没有反对。
　　因此，离开学校后，我就先到母亲所在的单位参加劳动培训。由于我一心想去陕北插队，母亲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就按照我的意愿，让我参加了几个月的劳动后，将我编入了赴延安的小分队。
　　临下乡之前，我先在市政府礼堂举办的报告会上被当作先进典型受到了表扬，还作了表态发言。接着，省国防工办又在人民大厦为知青举行的欢送会上，再次把我当成了先进典型进行宣传。我记得省上的领导曾送了我一套毛选，一只瓷缸，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用挎包。我还受邀回母校，参加了一个座谈会，向老师和同学们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情况。
　　总之，我是以一个懵懂青年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与满腔的激情豪气离别西安的，没有丝毫的悲痛之情。后来才得知，许多同学在离别之时，甚至与家人抱头痛哭。还有一些家长，想方设法让子女因病、因困免于插队。当然这是各自家庭的情况不同，或是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不同而已，都是可以理解的。
　  插队好音村庄
　　与我们这一批西安赴延安小分队的知青同行的，还有一批南京知青。到了延安，目睹了宝塔山、延河水，还有一排排依山而建的窑洞。在延安知青办的安排下，我们住在了延安招待所，召开了座谈会，参观了革命旧址，听了劳动模范杨步浩作的报告，还在延河大桥上、七大会址前合影留念。
　　随后，西安知青乘车赶往洛川县。在途经洛川会议旧址时，我们还下车进行了参观。参观中，长诗《理想之歌》的作者、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向我们介绍了延安农村的情况以及自己在农村的生活经验。
　　刚到村上，我被分配住在南队的一户农家。这家人的院子里有几孔土窑洞，我住的那孔窑里还圈了几只羊，里面有一个土炕，但未烧火。由于疲劳，我在土炕上铺好了铺盖就睡了，直到天亮，才感到阵阵寒意。
　　相较于以前的老知青而言，我们1976年下乡插队的知青显然幸运很多。因为当时国家已经有了很多对知青的照顾性的政策。我们到农村的第一年，每人每月有10元钱的生活费和30斤的口粮。虽然刚去的时候，我们是分散居住在各农户家中的，但后来，生产队就为我们知青盖起了集体砖窑，村里也为我们配了专人做饭，使我们最初的生活得到了保障。
　　最初的插队时光，我们过着一种好似变了环境的学生集体生活。我作为知青组长，每月去县知青办领取生活费、拉口粮，定期公布生活费的开支情况，每周三开展集体学习和团组织活动，还在村口开办了黑板报，定期更新板报内容。
　　当年冬天，我们在公社驻队干部的带领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种植果树活动。知青和村民们一起冒着严寒、迎着鹅毛大雪，前往十几里外的曲家河公社园林场挖树坑。一些女知青挤上了拖拉机，男知青们则迈开腿大步赶路，车上坐的与路上走的互动着前行。虽然天寒地冻，但挡不住大家的热情。知青们挥动铁镐，干得热火朝天。第二年，驻队干部又在我们好音大队建起了苹果园，为以后的苹果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体验艰苦生活
　　在农村，我们知青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
　　陕北农村的冬天，气温常在零下十几度。即使家里再困难，家长也会给我们配备御寒的冬衣和被褥。但天气实在太冷了，窑洞的门窗又不严实。冬夜里，寒风呼呼地往窑洞里钻，感觉被子老也暖不热。大清早起来，毛巾冻硬了，牙膏冻得也挤不出来。慢慢地，知青们学会了烧炕。往后的几年里，许多知青都不住集体窑洞了，大家分别住到了老乡的家里，过冬御寒的问题大致算是解决了。
　　那时候，虽然我们每天吃三顿饭，但常常也有饥饿之感，因为伙食不好。在最困难的时候，知青们连玉米面也吃不上。饥肠辘辘的我们只好把以前磨麦子剩下的麸子和少量玉米面掺和在一起，放在锅里烙饼。好在我们知青在村里的表现都不错，得到了村民的信任。一旦粮食断顿，我们向队里提出借粮，队里的干部就会从粮仓里预支一些粮食给我们，以解燃眉之急。至于蔬菜则是奢望。由于气候和缺水干旱等原因，陕北农村很少种菜。刚开始，知青在划分给自己的几分地里还种些土豆、萝卜、白菜、韭菜等蔬菜，但由于浇不上水，长势也不好。加之我们也不太会种，疏于管理，菜地也就荒了。也养过猪，但人都吃不饱，仅靠剩饭剩菜是养不大的。后来把猪杀了，再也没养。
　　当时知青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机会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也确实遇到过意外之喜。有一次，我们队里集体饲养的一头牛从山崖上坠落，摔死了。当时的陕北人出于对牛的敬重，是不吃摔死的牛的肉的。知青们在得到队里的同意后，把牛拉回来，找人剥了牛皮，上交给队里，牛肉就归知青了。大家别提多高兴了，多时不沾肉腥，可有了解馋的机会。大家围坐在厨房里，连夜在大锅里烧牛肉。这头牛不算小，牛肉被大家连吃了好多天，那个香真是很难忘！
　　1978年年初，县里首次上演秦腔剧《三滴血》，县知青办给我们队知青分了二十余张戏票。我接到通知，赶忙到县里取票，拿到票后，顺便去了县剧场。只见剧场门前围了许多人，不断有人打问票的来路。我一问才知，戏票早已卖完了。我盘算着，我们有一半知青回西安了，剩下的不足10人，多了十几张票，不如卖了。经与几个知青同伴商量后，我们把十几张戏票根据前后位置，按8毛、5毛不等的价钱卖了。这样一来，我们手上就有了七八块钱。这可是个意外之喜！我们知青美滋滋地看了秦腔大戏，又到县里唯一的食堂大吃了一顿。其实也就是吃了炒土豆、炒粉条、炒鸡蛋之类的菜，但确实吃得很香。蒸馍尽管吃，知青们个个吃得撑撑的，实在是很过瘾的一次会餐。
 　 参加繁重劳动
　　当时，洛川农村的确很穷。相对来讲，我们村距县城只有七八里路，塬上的地较多，还算是富裕的村子。但那时，村里一个劳力一天的工钱也只有1毛左右。男劳力劳动一天记10分，女劳力劳动一天记8分，强壮劳力因活计不同，有时可以每天记12分。
　　当年，我觉得自己是个强劳力，干活不惜体力，争强好胜的劲头很旺，主动要求干一些重活累活。比如起圈，队里的牛圈里，每隔一段时间要起圈一次。但那是个重活，牛粪和一层层垫上去的土被牛踩踏得很实。尤其在冬天，要用镐头一镐一镐挖开。挖的时候，一镐下去，震得虎口疼痛，却只能挖一个小窝，开裂一点小缝。就好像混凝土快要凝固了似的，很难挖开。费很大力气挖开后，再用铁锨把牛粪一锨一锨抛向墙外，装到架子车上，没干几下就满身大汗了，真是又苦又累的活。
　　平整土地的活也很累。全队百十号男女齐上阵，我们知青都参与其中，把从高处挖下来的土方拉到几百米远的低处垫平。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宏大场面，彩旗飘飘，人声鼎沸，集体上阵，你追我赶。虽然很苦很累，心情却十分愉快。
　　我还在队里的砖厂干过一阵。听队长说，砖厂需要人，我又动了心，主动要求去砖厂干活。队长碍于情面，答应我去试试。去了之后，先是挖土方。我们要从近十米高的土崖下面取土。先把土崖下部掏空，然后从土崖两侧向里深挖。挖到一定程度，就会塌落下来一大片土方。当然，如果没有掌握挖土的顺序和技巧，那也是很危险的事。然后把土圈好，从村里的涝池取来水，倒入土圈里和泥。待泥和好后，就进入了最关键的环节—倒砖。干这个活，要将一块泥使劲摔入专门的砖斗模子里，然后刮去多余的泥，再端着砖斗模子来到场地的平地上，半蹲着将砖斗模子快速翻扣，便形成了一个砖坯。如此重复劳作，就会做出满场的砖坯。砖坯经过晾晒后，我们再将一个个砖坯摆放成架成排。到砖坯累积够一窑时，就可以搬运装窑了。
　　烧砖还需要煤。队里组织了七八个老把式，套上驴骡，去很远的店头煤场拉煤。我不甘落伍，经再三请求，也加入了拉煤队伍。没想到，队里也让我单独驾一辆骡车。虽然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眼看着地上摆放的套骡子的笼套，却不知如何摆弄。
　　由于套车是有技巧的活，我只能在老乡的指挥下当个下手。早上四五点钟出发，几十公里的路程也还顺利。那年头儿，路上的车辆很少。我们无聊的时候，有村民大吼着秦腔段子。我则学着农民的样子，一袋一袋地吸着旱烟。上坡时，要推住骡子的屁股；下坡或拐弯时要跳下车来，拉住骡子的缰绳。尤其是有汽车经过的时候，生怕骡子受惊，则要更加小心。好在骡子很听话，一路没给我惹麻烦。农村的老把式都要学会使唤牲口，如耕地耘地等活，不是谁都可以干的。在耕种季节，前边耕地，后边点种，对技术的要求很高，我都尝试过，但最终还是不能熟练掌握。
　　烧砖是师傅的事，我只负责看护。一大窑的砖摆满后，封口点火，烧砖开始。师傅掌握火候，我配合着打杂。大约经过七八天的时间，砖烧好了。经过浇水冷却，砖起出窑了，很是漂亮的。烧砖成功了，我很有一些成就感。队里给我分了80斤麦子，算是奖励。到了快要过年的时候，我把麦子运到了城关，通过熟人，将麦子换了10多斤猪肉、50多斤苹果，搭便车回到了西安，将自己第一次的劳动成果带给父母，算是感恩尽孝了。
　　4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可以说我的知青生活丰富多彩、波澜起伏。可谓艰难困苦，玉成于琢；得失兼具、无怨无悔。
　　现在，我已经退休。可我仍然愿意成为一名老知青，回归田野，寄情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