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贵
　　崔田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在党内被亲切地称为陕北的“老掌柜”。时至今日，崔田夫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但他积极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与人民群众一起组织生产、尽心尽力为人民排忧解难的身影，却依然历历在目……
　　2022年11月21日，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崔田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崔田夫，原名崔文宪，又称“二老崔”，1902年出生于绥德县崔家湾镇铁茄坪村。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革命活动，任铁茄坪支部书记、南区区委书记、绥清县委书记。1933年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书记。1935年2月，在陕北陕甘边特委周家硷联席会议上，当选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西北局党务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绥德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署副主任、党组代书记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北行署副主任、代理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山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无定河治理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视察室视察专员、政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78年病逝于西安。
　　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8年，铁茄坪村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崔田夫，这是直属中共绥德县委的一个村级党支部，也是陕北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在支部成员崔田民、崔曙光、崔田夫的带领下，以铁茄坪村为中心的绥德南区，燃起了革命烽火。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陕北革命形势一落千丈，一些在大革命高潮中异常活跃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或销声匿迹，或远走他乡，党、团各级组织多数瘫痪，革命活动陷入了低谷。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崔田夫担任了中共绥德铁茄坪村党的支部书记，他积极联络党、团员，召集会议，进行革命形势宣传和教育，在挫折面前，坚定理想信念，守住了革命阵地，铁茄坪支部成为陕北大革命失败后少有的健全的党组织。
　　1928年、1929年，陕北历史上罕见的大饥馑年，绥德党、团发起并领导了城内“抬龙王”和“打蛋厂”农民运动，铁茄坪支部成为南区最先响应运动的农村党组织。支部书记崔田夫带着四乡农民，进城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斗争。
　　1929年春，绥德南区薛家峁镇老总薛运通，把南区群众为防灾年而积存的“义仓粮”卖给了井岳秀的部队，置万民死活于不顾，中饱私囊。区委负责人崔田夫领导农民开展要粮斗争，他带领南区几十个村庄的近千名群众，和薛运通斗智斗勇，经过多个轮回的缠斗，迫使官府向四乡饥民放粮，斗争一次次取得了胜利。崔田夫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威力，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1933年春夏间，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陕北各地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开辟农村工作、创建红色苏区的战斗任务，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在陕北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崔田夫参与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在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书记。
　　在腥风血雨中，崔田夫扛起锄头，以打短工为名，到处寻找党内同志。他找到了搞武装的高朗亭，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派崔正冉在绥德南区的王家沟村，筹建了红五支队。他设法找到了绥德、清涧党的负责人，指定由张家修、崔文运、张绍修3人主持中共绥清中心区委工作。他到佳县南区主持召开特委会议，重新部署了整建党、团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主持了绥、清党组织的整顿和重建工作，开辟了绥、清红色区域。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下，整顿了因战斗失败而人散枪埋的红一支队，交给北方局派回陕北的谢子长，恢复重建了这支武装。崔田夫主持陕北特委工作半年，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安定、绥清、佳吴、神府各地开辟苏区工作如火如荼，陕北革命迈向新的发展时期。
　　1934年夏，崔田夫的胞兄、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被敌人杀害，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也被抓捕坐牢。敌人设下圈套，逼他就范。在生离死别的考验面前，他部署好党的工作，抛下亲情，以党的事业为重，毅然前往天津向北方局汇报陕北革命斗争情况。经过艰苦努力，至1934年底，成立党团县委各7个，红军游击支队22支，成立了红八十四师，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陕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5年2月，任西北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是陕北、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被同志们称为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
　　坚守理想信念 牢记执政为民
　　陕北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突变，不少党、团员因与组织失去联系，自动脱离组织，信仰动摇，意志消沉。铁茄坪村党、团组织转入地下后，客观地对时势进行分析和预判，加强对党、团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党、团员在革命低潮中认清了形势，坚定了对敌斗争信念。农民出身的支部书记崔田夫，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对党组织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炽热情怀。他认定一个理：共产党是穷苦劳动人民的党，他跟上共产党闹革命就要干到底，决不会三心二意，不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正是在这种思想之下，铁茄坪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谷中，党、团组织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得到发展和壮大，保全了党、团组织，保存了党的力量，成为绥德南区的一个红色堡垒。1933年6月，崔田夫参加了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鉴于绥德南区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他的工农身份，崔田夫当选为特委书记，在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创建陕北苏区的重任。尤其是国民党在米脂制造了“无定河惨案”后，崔田夫不顾自身安危，以揽工为掩护，奔走于陕北南部各县的广大农村，联系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的各级组织，传达特委指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以创建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为目标的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在危险面前冲在最前面，凭的是对党的一片赤诚，凭的是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在白色恐怖面前，他没有一丝一毫的畏惧和退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勇敢地投入到了党组织的重建和革命武装的创建工作中。即使在亲人被抓、身处险境的危险时刻，依然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革命事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在像他这样一批信仰坚定、意志坚强的共产党人的坚守下，陕北革命终于渡过了难关，走出了低谷，绥清、绥吴苏区不断扩大并得到巩固，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存在，为历尽艰难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之地。
　　革命战争年代，崔田夫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安排。在和平环境里，仍然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待遇多少，只要有工作干就行，只要能为人民做事就好，更不会计较个人的升迁、荣辱。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年月，他曾较长时间搞过党政检察工作。和平时期，又长期在纪律检查岗位上任职。对那些违反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素来深恶痛绝。1963年，一次回到家乡铁茄坪，看到满川的枣树被砍得光光的，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垛满了被砍倒的一堆堆的枣树枝，这让他十分恼火：这枣树是陕北群众祖祖辈辈栽种的树种，对群众的生活大有帮助。他年轻时候这枣子一红了，他就不怕饿肚子了。如今是什么人出的这般馊主意，断了群众的充饥物。经再三追查，源头是绥德县委在袁家砭召开全县现场会，县委的一位副书记作了《关于在袁家砭川水地里打枣树 腾出农耕地的经验介绍》的讲话，导致几乎砍光了全县川地里的枣树。崔田夫急了，就打电话给榆林地委，要地委来人处理这件事。地委副书记王怀仁来到绥德，严肃批评了打枣树的错误做法，并要这位副书记当面承认错误，这件事才得以了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崔田夫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乡亲们的生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1964年春荒之际，他到绥德南区他当年“闹红”的故地搞调查。考察了崔家湾、苏家岩、定仙墕、枣林坪、田家岔、义合等公社后发现，社员生活的困难程度远超乎他的想象。经过实地走访调查，认为找到了症结，写成《关于解决农村特困户生活问题的报告》，分别上报了县、地、省的相关部门，就解决农村中特别贫困群众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绥德县民政局很快落实了相关措施，解了特困群众的燃眉之急。1966年的春天，崔田夫来到全国水土保持样板之一的绥德县韭园沟下乡蹲点。他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丝毫特殊照顾，不论在谁家吃饭，一定要放下饭钱和粮票。他到吴家畔视察，发现该队的水土保持工作具有典型性。于是，他把大队队干们请到队窑，他自己掏钱，准备了一顿杂酱饸饹。吃完饭后，他开始向队干们详细了解吴家畔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经过整理和加工，以他的名义向省上写了一份典型报告材料《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吴家畔水保经验的报告》，要省上在全省宣传、推广该大队的经验，让更多的社队和群众受益。他在调查研究中，认为各级政府应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工作，省、地、县应连续不断向农村下派干部，抓典型、树标兵，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为此，他又向省上写了第二份报告《关于干部下乡蹲点的报告》，提出了各级干部抓农业工作的具体措施。在绥德蹲点的一年时间里，经过与广大农民朋友广泛的接触，从改善群众生活、发展集体经济的角度，提出了改变陕北山区落后面貌的一系列措施，并在防风治沙、造林种草、多种经营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
　　从参加革命那刻起，体恤民情，廉洁自律，是崔田夫的一贯作风。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在自身过硬的前提下，崔田夫向来铁面无私、敢于碰硬，敢于为民作主，仗义执言，从不含糊。因此不论走到哪里，就会有人找他“告状”“诉苦”。对欺压群众、横行乡里的行为，这个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的汉子，决不会坐视不理。1964年秋，崔田夫从西安回到绥德，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人们听说“二老崔”回来了，告状的人就来了一大群。其中的一宗是义合公社两个大队的支部书记，称王称霸，欺压社员，告他们状的人站了一屋子。在绥德县委的支持下，经过实地调查，发动社员，揭发检举这两名大队书记的劣行。后经组织批准和法定程序，一名被开除党籍，一名被司法机关法办。最后又把义合公社书记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件事虽然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民公社时期，但他敢于向不法势力硬碰硬的勇气，令人唏嘘！
　　农民出身的崔田夫，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自己除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外，时常关注着乡亲们的生产和生活。每次下乡蹲点，看到老乡们生活困苦，成了他最苦恼的事。他说当年奋起革命，是为了消灭剥削阶级和反动势力，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今革命成功了，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群众当家作了主，生活理应改善了，提高了。但国家建设多少年过去了，群众生活还是个老样子，甚至还不如当年，这令他十分困惑和不安。
　　刚直不阿的崔田夫，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他想对毛主席诉说他的冤情，但这个愿望在黑白颠倒的世界，比登天还难。就在崔田夫住院不久，周恩来总理听取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书记的胡炜处理陕西两派造反组织问题的汇报时，问到陕北的“老掌柜”和刘大嫂（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的情况。胡炜原本不知道陕北“老掌柜”是谁，打听到这个“老掌柜”叫崔田夫，而且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便亲自到医院来探望，还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探望了崔田夫后，胡炜向相关部门指示：一是要省人民医院全力救治崔老，二是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尽量给予解决。胡炜的探望，在精神上给了崔田夫极大安慰。很快省人民医院成立了专家组对崔田夫进行治疗，并由普通病房转到了高干病房，生活待遇一下提高了不少，女儿崔桦也从咸阳调回西安工作。神志清醒后的崔田夫，听到女儿调回的消息后并没有高兴，对提高自己在医院的待遇而不安，用生气的断断续续的语调说：“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说完这句话，崔田夫再也不能开口说话。1978年11月17日，崔田夫的心脏停止跳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这就是崔田夫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是他牵挂的心结，群众还填不饱肚子，他如何能咽得下富强粉！
　　崔田夫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身为国家八级干部，和老伴仍过着异常简朴的生活。革命虽然成功，但国家困难，人民生活困难，他的一日三餐一直习惯了陕北老家的家常便饭。他经常穿着那身普普通通的干部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穿了多少年。他家里的陈设，没有一件是能拿出手的像样家具。一张办公桌，两只普通棕箱，两张木板床，就是不够一眼看的全部家当。唯有那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办公桌，或许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公家人或干部。他的工资，不是资助了烈士的子属，就是帮扶了困难的乡亲。他所到之处，贫困社队办学需要钱，战友家属困难需要钱，乡里乡亲揭不开锅需要钱，当年无私资助革命的群众需要钱，有多少人需要钱啊！两手难挡四面风，尽管他是个月挣一百多块钱的大干部，也招架不住八面漏风的窟窿。
　　崔田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5年了。这45年，正是国力日新月异、人民生活由贫穷迈向富裕的45年，他毕生的理想和追求，如今早已成为现实。
　　巍巍青山，铭刻先辈英名；浩浩岁月，沉淀英烈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