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柳青，就会想起他锐利的、咬透铁锨的目光。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二十刚过，到陕报副刊工作不到一年，曾给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去信组稿。结果是老杜寄来一稿，汶石回了一信说暂时无短稿，而柳青杳无回音。我不死心，便“打上门去”，跑到长安区皇甫村去面约。走进半坡上的中宫寺，柳青平头留髭，穿青灰对襟褂子，正在务菜，院里有槐树、梨树、石榴、冬青。
　　他很不留面子，谢绝了稿约。他说：“云儒，稿子不是‘约’出来的，不是按题目能写得出的。要心里有话才有稿子，有了稿子我会给报社寄去。”他说得很慢，好像在斟酌用词，不要伤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目光显出一种穿透力，像用刀子在解剖你。我由不得想起他中篇里那个叫“狠透铁”的主人公来，对了，那正是一种咬透铁锨的劲儿。
　　大约是这年的十月份，文艺部领导叶浓突然将柳青的一篇来稿交给我，要我编发。那便是《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有点秀气的钢笔字写在发灰的糙稿纸上，稿子是用平信，作为自由来稿寄来的。
　　在给编辑部的信里，他完全以一位驻村干部的语气，说明编《三字经》的用意，是因为农村草料紧缺（那正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想用这种通俗的形式归纳一下喂养牲口的经验，在农村推广。我那时正值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觉得有几句韵似可推敲，便斗胆改了。送去让他过目，他显然不高兴，说：“你是南方人，说北京话，我用的是老陕话押韵，农村好流传。”眼镜片后面，又透出了那种咬透铁锨的目光。目光里含着深邃的人生内容和社会担当，浅薄者会感到它的尖锐。
　　那以后，当读他《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时，在他论述陕北应该尽早休耕粮食、还林还草、多种苹果的透辟的文字中，我又感到了这种目光。这次除了深邃，更多了一点宏阔。作家不但是社会的心灵的书记员，也是社会的心灵的建设者。
　　自然，这一切在《创业史》里我们能感觉得更强烈。
　　在省作协听他的文学报告，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讲“六十年一个单元”和“三个学校”时，那种把一种理解推向极致的、独特的表达方式，久久成为文学界的话题。讲“六十年一个单元”时他顿了一下，眼睛从镜框下翻上来，扫了扫会场。
　　那一扫，无异于对自己的观点做了一种放射性处理，是着重号、是惊叹号，听众心里瞬间产生了核聚变。他准备以生命殉文学的狠透铁式的倔强，让每个人心中激灵了一下！这样的人是攻无不克的。
　　但天不假年，尽管重病中的柳青请求医生多给自己一段生命，好抓紧写完《创业史》。可这位执着的作家最后到底没有干完“一个单元”（一九三四年在西安高中写短篇开始，到一九七八年去世，只有四十四年）。如若他能活到今天这个可以自由思考和创作的年代，哲人的深湛和睿智本能够表达得登峰造极，而现在只能带进冥冥之中。
　　有一次，我也看到了柳青无告的、近乎痛苦的目光。那是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是“文革”中少有的一次创作座谈会，由于作家协会被砸烂，已经没有了专业作家，也忌讳依靠专业作家，所以叫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我那时下放在汉中，是作为该地区的作者与会的。
　　听说柳青并没有下放到干校，而是住在西安莲湖路的一幢简易楼上养病，与会者强烈要求他来会上讲讲创作。柳青在“文革”中的种种传闻在会上不胫而走，成为“民间话语”的“头条”。传闻的核心是他的硬骨头。
　　比如批斗会上红卫兵强迫他自报家门“我是黑作家柳青”，他总是扬起头说：“我是正在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强迫他承认《创业史》是大毒草，他总是切实地说：“《创业史》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
　　柳青在这次讲话里谈到了自己抱病写《创业史》第二部的情况。“很难进入。真难。每天在莲湖路，能看大街、汽车，要不就是孩子用自行车驮我上医院，没有皇甫村的牛哞马叫，没有水田麦地，没有蛤蟆滩的蛙声，进不了梁生宝、梁三的生活氛围，真难。”他沉吟着，眼里有一种哀怨，显示着刚强者在离开生活之后的无奈和无告。
　　他认为作品内容、形式、技巧的全部资源都在生活中，构思和创作的全过程最好不离开生活，作品的各种信息最后也都溶解在生活之中。因而体验、研究、表现生活的能力是作家创作力最重要的标志。他为了这个信念长期坚持农民的、农村的对象化生存，几为中国文坛第一人。当被“文革”狂飙撂在干滩上时，柳青也没辙了。
　　很快他就抱病回了皇甫村。他让乡亲们用架子车把自己拉回去。
　　柳青的目光，一位前辈作家的目光，一位充满着生命之痛、时代之痛、艺术之痛的哲人的目光，永远在用那种咬透铁锨的劲儿注视着我们，注视着今天的、今后的、整个民族的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