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在工作中

　　吴本立
　　五月，鲜花盛开，阳光灿烂。我满怀深情地来到延安。
　　延安是我心中无比崇高的革命圣地，是我爷爷吴玉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起工作的地方。我作为特邀嘉宾，非常高兴来到延安大学参加《延安大学史》的发布会，不仅因为延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都从陕北走来，都是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新型大学，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且因为延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首任校长都是我爷爷吴玉章。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我有千言万语要对延安人民说。
　　1 爷爷一生追求革命、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878年12月30日，我的爷爷吴玉章出生在四川容县，现属于自贡市。他的幼年时代，正是封建旧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满清腐败没落、民不聊生，为了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毅然离开家乡，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征程。
　　1903年至1911年，爷爷到日本留学，学习电气。其间，1905年加入同盟会，参加广州起义，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在家乡容县领导起义，使容县成为中国第一个摆脱清政府的县级革命政府。
　　1912年，爷爷到南京，在孙中山的总统府工作。1913年底，被袁世凯通缉，他亡命法国。
　　1914年至1916年，爷爷在巴黎法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同时与在法国的蔡元培、李石曾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发起、组织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比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等等，还有不少的科学家。1916年袁世凯死了，我爷爷回到祖国。
　　1922年至1924年，爷爷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现在的四川大学）校长。1924年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
　　1925年，爷爷到北京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于是就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说：“我入党时已经47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我从少年时代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我找了将近30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1926年，党派他以不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他成为国民党二大的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
　　1927到1938年，11年间，在苏联和欧洲期间，爷爷从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到担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为中国革命又培养了大量干部。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是共产国际七大的正式代表。其间，1935-1936年，党派他秘密到巴黎领导、主持“救国时报”的工作。“救国时报”当时是我们党在海外创办的唯一刊物，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1938年，在法国、英国宣传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他的发言和讲演使国际社会世界人民了解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1938年4月，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党派他回国，爷爷回到生他养他的祖国。回国后，他是我党进入国民参政会的7名代表之一，为抗日大业做了大量工作。除此之外，他来到延安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先后出任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还一直致力于文字改革工作。
　　2 爷爷一生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接班人的“大先生”！
　　大家知道，我爷爷是延安五老之一。他60岁生日就是在延安杨家岭度过的。中共中央给爷爷的祝词说：“你是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你始终是前进的，你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奋斗着……你的生活和斗争，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儿，不做坏事儿，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我想，正是因为爷爷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士”、身教胜于言教的“大先生”，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他担任大学校长。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百年辉煌归来依然少年，就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把“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为什么培养人、如何培养人、由谁培养人、按照什么标准培养人”作为关系党之前途、国家之命运、人民之利益的大问题来抓。正如1949年爷爷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所说：“办学校，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一生都乐于办学校，愿为国家培养人才作贡献。”
　　3 爷爷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我的父亲是我爷爷的独生子。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就是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1930年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他去了莫斯科，一方面协助爷爷在共产国际工作，另一方面他作为水利专家帮助苏联搞重大水利工程建设。1949年，正当他为建设新中国水利建设而摩拳擦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却在开国大典前一个月，不明不白撒手人寰。那个时候，爷爷正在为开国大典而忙碌，那个时候的我只有七八岁，我的一家在党组织营救下，冒着敌人的炮火，从成都跑到北京。从此，爷爷就代替父亲把抚育我们成长的责任担当起来，我在爷爷身边学习、生活、工作了十七年。
　　通过爷爷的言传身教，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
　　在我看来，延安精神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而不是那种言行不一、言不符实的虚伪辞藻；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不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浮夸表演；延安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不是那种“伸手向上要、要奶吃的会叫的孩子”。延安精神不仅是红色基因、红色芯片，而且还是生命精华、生命种子。延安精神一定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扬光大。
　　我欣喜地看到，延安大学始终把弘扬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党育才、为国育人作为重大使命，提炼出“信念坚定、求真务实、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善于创新”的延安精神特质，确立了培养具有延安精神特质、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构建并实施了以课堂教学为主体、以体验教学和践行活动为两翼的延安精神“一体两翼”育人体系。
　　我欣慰地看到，前不久，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论坛暨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成立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国家博物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大学等单位负责同志、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等出席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延安大学校长高子伟共同为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揭牌！我坚信，今年延安大学发布的《延安大学史》一定会在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领域中发挥应有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