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青年奔赴延安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千百万革命青年为报效祖国，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排除千阻万难，从海外、从沦陷区、从大后方，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在当时，“到延安去”曾经是一代青年的心灵呼唤和强烈愿望。为了使进步青年能够有序奔赴延安，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他们提供方便。
　　隐藏在西安古城内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下称西安“八办”），利用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10年间，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八路军领取、采买、转运物资，转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兵站、红色桥梁和红色堡垒。
　　西安“八办”最初是德国共产党人温奇·冯海伯牙医博士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秘密交通站。诊所开张后，冯海伯除了每天要接诊之外，还亲自查收所有采购物品，认真检收存放，没有任何一批货物发生过问题。然而在西安事变爆发时，冯海伯在一阵阵混乱的枪声中走出七贤庄侧门时被流弹重伤而牺牲。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红军在西安的活动基本公开，七贤庄秘密交通站也由地下转为了半公开。1937年初，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秘书科设立了学生股，建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青年奔赴延安。当时，被接待的青年情况复杂：有持地下党介绍信来的；有持当地救亡团体介绍证件的；有社会著名人士推荐的；有从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也有自发单独跑来的。由于上述情况，西安“八办”接待工作非常繁忙，仅1938年5月至8月统计，经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上，到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步行去延安的男女青年。1937年8月22日，七贤庄一号院大门上挂上了蓝底白字仿宋体“国民革命军第八路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同年9月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从以前的半公开转而变成完全公开了。
　　从1935年到1947年，在七贤庄，通过各种渠道来到这里准备去延安的人不计其数。据两位美国学者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投奔延安的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
　　对此，共产党人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姿态。毛泽东指示：招收青年学生越多越好。对于共产党而言，此时刚刚经过长征洗礼，找到落脚点的时候，就敞开了胸怀，广纳贤才，体现出一个政党对人才的尊重和渴望。在后来的国共角逐中，共产党人最终胜出，不能不说是共产党的人才眼光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到底有多少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的学校？很难说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说：“在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