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延安锻炼臂力

　　1939年7月11日，周恩来从杨家岭骑马到陕北公学礼堂参加欢送华北联大上前线师生的晚会。因“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在延安城西北处的小沟坪，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住杨家岭。杨家岭与小沟坪隔延河，因没有桥，要到河对面必须经过延河，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这天，周恩来从兰家坪到陕北公学礼堂过延河时，水深及膝，警卫员王来音给周恩来牵着马走在前边，江青骑着马紧随其后，警卫员蒋泽民走在最后边。到达对岸后，王来音丢开了周恩来马的缰绳，在河滩上穿鞋子。这时，江青两腿使劲一夹，那匹马一下子奔跑起来。周恩来骑的马和江青骑的马常在一起，江青的马一跑，周恩来骑的马也跟着跑去。这么一来，江青和周恩来的两匹马一前一后在延河边飞奔起来。马蹄声惊动了附近人家的一条狗，狗迎着马头，狂叫着跑过来。江青见状猛地一勒马，陡然拐进田间的小道。这时周恩来骑的大青马也已跑到，眼看就要撞上江青的马，周恩来急拉缰绳，偏不凑巧，前面是一个刨过树根的大土坑，大青马在紧急避让中将周恩来摔了下来。他本能地伸出右手去撑地，结果撞在了一块石头上折断了右臂。后来，经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华大夫临时包扎，上了夹板。到8月18日，3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检查，取下石膏后才发现骨折处的愈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经不能活动，右臂肌肉开始萎缩。尽管进行了按摩和热敷，右臂仍然无法伸直，只能处于半弯曲状态，有残废之虞。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赴苏联医治。在苏联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但是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出院后，周恩来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周恩来和王稼祥一起多次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商谈干部问题，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报告。
　　12月29日，他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5.5万字。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提到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还系统介绍了两年半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强调指出，中共为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
　　1940年元旦晚上，周恩来还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1940年1月8日，周恩来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1月28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于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倾向加剧，国共统一战线正面临危险。
　　周恩来从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苏联共待了六个月，他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是在医治共产国际的心病，共产国际当时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周恩来将毛泽东1939年9月1日《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此很称赞，说中共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的中央委员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的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21名）。可见周恩来的苦心。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30年代在中国指导中国革命中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
　　毛泽东让周恩来带了两封给亲人的信，第一封是给毛岸英、毛岸青的，还有一封则是给两年前与毛泽东吵翻去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的。
　　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与任弼时、蔡畅、邓颖超等人乘火车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然后乘苏联专机经乌鲁木齐、兰州到延安，带回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5部苏联电影胶片。（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